為縮短貧富差距,有主張向富人多課稅,現在民意壓力很大,政府嘴巴也跟著嚷嚷,但腳步始終慢吞吞,不敢說幹就幹,論者每批是政府沒有魄力,不敢得罪富人,實則,非也,真正原因是找不到堅強的理據,政府向富人多課稅,正當性不足,如何展現其施政魄力呢?最近歐巴馬總統為了尋求支持其富人增稅主張,他還在全美祈禱早餐會,特以基督徒身分作見證,說出其政策是「符合耶穌『多給誰,就向誰多取』的教誨」,企圖搬出上帝來為他的稅改政策撐腰,可見這向富人多課稅,並不像一般論者,開口閉口都說是天經地義.天公地道那樣簡單的理直氣壯呀!台灣向來主張縮短貧富差距向富人多課稅的理由,大概有下列幾個: 第一 量能課稅,就說是向所得高的,多課一點稅,馬總統日前在對內閣閣員指示稅改方向時,就持這觀點,但這觀點有基本的缺陷,因為量能課稅,無異在處罰有能力的人,為何有能力的人要多付稅呢?第二 社會連帶說,認為富人所得多並非全因個人能力因素可獲得的,而是整個社會提供協力連帶造成的結果,所以所得多,應繳稅多,這個說法聽起來還算合理,但是,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富人的所得很大部份是來自於境外所得,其所得並沒有跟境內的社會有多大的連帶關係,所以此說也不完全說得過去,第三 重分配說,此說帶有強烈的十八世紀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傾向,認為現在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為縮短貧富差距,政府應透過租稅手段截有餘而補不足,劫富濟貧才足以彰顯公平分配正義,此說在國內以工商時報社論為主的主張最為積極,也最膚淺且偏激,此說有兩大誤謬,一 扭曲稅制本意,政府向人民徵收費稅,主要目的是為籌措政府為施政所必要之財源,並支應維護機關組織順利運作.發揮組織功能所必要之費用,所以應以簡政輕稅為目標,至於藉稅徵制度作為社會財富重分配的工具,那只是一種擴溢的目的,違此顯然本末倒置 ; 二 此說直接把縮短貧富差距拿來做施政目標,以稅徵的重分配功能當作達成施政目標的策略,是走在歪曲的思路上,根本是歪論,首先,政府施政貧富差距縮短能讓社會穩定,有這個結果,那是好的,沒有人會反對,但那是要建立在整體社會都已有基本的富裕之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談縮短貧富差距才有意義,否則即使貧富差距再小,大家若都是共貧,又有何意義,其次,政府向富人多收稅,政府再將稅用在比較照顧弱勢的社會政策施政上,的確,這樣做可以達成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效果,但是這裡的關鍵是在於<社會政策的重分配>才具效果,因為真正能提供財富重分配效果的不是稅制本身而是社會政策,稅制只是提供條件而已,進言之,稅制雖然向富人收取累進重稅,但政府施政如仍偏向有錢人,結果還是還歸原處,那稅制那有甚麼財富重分配實質效果?所以政府施政的目標,重心應該放在消除貧窮,使社會達成均富的目標上,像陳沖提出的富民經濟政策,而不是在稅制劫富濟貧.社會財富重分配縮短貧富差距這種膚淺的社會政策上,回頭我們再看看如何為富人應多繳稅來尋找合理而且正當的理據,我們認為,政府向有錢人徵收較多.較高稅率的稅,它真正的理論基礎,是在受益者付費的原則以及風險責任分擔上,道理很簡單,因為有錢人的活動力,遠比窮人層面廣,使用國家資源多,而且因為國家發揮保安或防災功能,富人由於財富多,所以受惠於國家保護之穫益亦遠比窮人為多,依獲益多寡分攤稅責這才是天公地道的社會公平正義,劫富濟貧.財富重分配的說法可休矣 ! 孔夫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說,不要擔心自己國家人口比臨國少,將來會被臨國吃掉,而要擔心的是,是否給人民維生的田地分配不均,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安>就是說,不用擔心人民會貧困,而要擔心的是人民沒有足夠的維生之地安頓生活。<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因為田地分配均勻,自然沒有人會貧窮,社會安和,自有遠方人民來集聚歸附,人口不會寡少,有田有地,供營生之資,足夠人民安頓生活,就不會有人想要作亂顛覆政府,孔夫子在這講的,就是一個有為的政府應該去致力的施政目標,也就是政府施政,第一要著重在第一次性分配的平均,田地均分,均田制,就是立足點的均分, 陳冲強調,過去我國是勞力密集的國家,當時所有提供勞力的人都可以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成果,但走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後,提供資本或技術的人,分享到經濟成長成果的比重提高,而加大財富差距,要讓提供勞力的人所得可以增加,這才是對的方向, 第二 政府施政要著重消除貧窮,<均無貧>是田地分均,即無人會貧窮之意,而不是說,把財富分配平均,就不會有人貧窮了,有人故意把<不患寡而患不均>扭曲解釋為不怕財富少而怕財富分配不平均,而明目張膽把富人拿來當作劫富濟貧的打擊目標,或者用稅制以強制縮短貧富差距來當做直接施政目標, 這太膚淺無建設性了! 而合理的稅制應該建立在受益者付費的原則以及風險責任分擔上,量能課稅已不符現代公義社會的原則,國內一大批稅改專家也該自換換新腦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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