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東哥：

　　春日微雨，音響傳來LP唱片的沙沙炒豆子聲，慵懶地和窗外的雨滴相互應和。我窩在靠山的研究室，有一搭沒一搭地讀著您新出的散文集《給福爾摩莎寫信》。

　　春雨綿綿了老一陣子，雨溼的心情弄得我有些傷春悲秋起來。

　　這所位於多雨小鎮的學校，校園依山勢而築，學子們老愛抱怨上山下山趕課殊為不便。一九九九年秋天，您的女兒勁秀，就是在這裡選修了我的通識課程「中國歷代史家與史學」，一門我上起來有點高不成低不就，學生又抱怨連連的課。說實話，我剛好是您散文集裡提及的，不喜歡上通識課的大學教員。不僅您這樣批評，許多文學界的友人亦對大學通識課程厥有微詞，有些友人甚至為文大肆批評大學通識課程，認為不如讓他們來上。我完全同意這些批評，因為我和您同樣覺得有太多人把通識課程當成營養學分，老師鬆，學生混，上下交相欺，而美其名曰「通識」。身為一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教師，我對這樣的大學生態是感到有點悲傷的。而校園裡亦存在著許多一知半解，自以為很有人文素養的老師，在課堂上胡說八道一些東西，就當作是通識了。東哥，您知道嗎？不僅對通識課我心有所感，甚至對所謂社區大學，我也是很有一些意見的。我覺得學術訓練本來就應該是一種嚴格的原理、規範(Discipline)，而不是那些輕輕淺淺的五四三。而當速食文化漸次腐蝕島嶼住民的心靈，或許也可以說明，為什麼這些年我變得有些沈寂。

　　當我看到許多昔時在文學、文化界征戰的友人，紛紛投向電子媒體懷抱，東哥，我的心有著隱隱的傷悲。雖然我已退出江湖多年，但看到昔時老友放下手上的筆，拋棄桌上的鍵盤，我仍有著輕微的喟嘆。我自己是文字書寫的逃兵，當然也沒有資格發言，祇能偷偷躲在靠山的地下研究室，美其名曰研究，實際上是卑躬曲膝地乞食講堂。這些年我好像逐漸與社會脈動脫節了，昔時的革命青年，如今祇是一隻躲在象牙塔裡的駝鳥，學校還要每年對教員做各式評鑑，壓得乞食講堂者喘不過氣來。如果這些年您看到我漸次回到自己的世界，而不再有改造社會的理想，或許您會瞭解一個知識傳播者的無奈，或者一個知識生產者的委曲。我當然羡慕那些身居大學講堂，又可以筆耕不輟的友人們，在這方面我顯然是無能的。就像我讀到您的新散文集裡，書寫了許多臺灣史的故事，身為史學工作者的我，是不可能那樣寫文章的。在煩瑣的學術規範要求下，我常常要為論文的一字一句找尋論據，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曾不敢稍懈。所以當我讀到集子裡有關臺灣的記事，用流暢的文字，敘述昔時與今日臺灣種種，就羡慕得不得了，心裡暗忖自己是否亦可以如此書寫，但一轉身就氣餒了。我知道掉進知識生產陷阱裡的我，早已被綑仙索綑得不能動彈了。我很高興您以小說家之筆，為臺灣所寫的各種故事。

　　沒有故事，沒有歷史。這是昔時史學前輩們的名言，而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寫的卻是社會科學報告，其間幾乎找不出一丁點人文的氣息，祇是生產一篇又一篇祇有三位讀者的社會科學報告：一位讀者是自己，另兩位是論文發表前的匿名審查者。

　　《給福爾摩莎寫信》寫得如此貼切而感人，我想，這就是大眾所要的歷史文本了。至於專業史學工作者所寫的，常常祇是為了接受評鑑或升等所需。我也常常想著，是不是可以同您一樣，為臺灣的閱聽人多寫一些通俗歷史文章，好讓一般人多了解一些臺灣的歷史。但似乎並不那麼容易，學術的包袱，常使我筆若千鈞，動彈不得。

　　許多友人在這本集子裡出現，讓我讀來親切又感動。陳列是我多年老友，並且以一個嘉義人長居我的故鄉花蓮，我卻成了東臺灣的逃兵。雖然您敘述陳列被抓去遠處旅行的故事，和我所知道的有所不同。您看，我的歷史考據癖又犯了。

　　有許多次，您和陳列都希望我回花蓮教書，我卻遲遲沒有踏上歸鄉之路，近鄉情怯並不是太好的說詞。但我並非對東臺灣的土地沒有感情，我常常回去，常常書寫那片長我育我的土地，可是，畢竟我沒有回去。

　　從中國情懷的柳翱，到為原住民族奮鬥的瓦歷斯．諾幹，一九八二年和我一起在金門服役。春天的時候，我們走在山外的街道上，尋尋覓覓，祇不過是去譚天樓吃酒釀圓子。我也還記得大三那年暑假，在花蓮老家曬榖埕的長條凳上，閱讀著宋澤萊的《糶榖日記》，祇緣於他和我同樣出身歷史系。後來創辦PC Home和城邦集團而聲名大噪的詹宏志，二十年來亟亟於為臺灣出版文化找尋新的出路。在山顛水湄行走的劉克襄，繼續記錄他承襲日本學者傳統的博物誌書寫。一壁乞食大學講堂，一壁擁抱臺灣的向陽，依舊生猛地穿梭於學術與創作之間。已經成為Call in節目名嘴的林文義，游走於藍綠之間，猶保持他一貫的浪子性格。許許多多的人事物躍然紙上，我彷彿在這本散文集裡看到了我們這一代的故事。一些人繼續追尋年少時的理想，一些人早已向現實妥協。至於躲在研究室的我，清風徐來，水波不驚，殆已成為友朋們取笑的LP專家。

　　東哥，說實話，我還是有點佩服您的。在歷經鄉土文學論戰的一九七○年代，歷經臺灣左派與本土派割席的一九八○年代，政治正確與否的一九九○年代，政黨輪替的世紀之交；誤解與諒解，您依然故我，用最生猛的文字與身體力行來愛這座已然七零八落的島嶼。我最愛聽您敘述親歷的航海故事，船員的漂泊，烈日、妓女與酒精，以及在這座島嶼的夜釣，那些生動的故事，是共歡相聚時下酒的佳餚。

　　用您的故事下酒，似乎已經成為暑間聯合文學文藝營的慣例，我總喜歡坐在一旁聽您和陳列談著島嶼、山海和土地的故事，做我一年一度的心理治療。 說心理治療或許有點誇大其詞，但我真喜歡那樣的氛圍。至少我可以自在地聽故事，無須為這些故事加上任何注腳，就像我那些貌似學術的歷史論文般。

　　這些年裡，惟一讓我驚惶失措的，大概是一九九七年去寫了那本引發統獨爭論的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一本今天看來卑之無甚高論，在當時卻引起藍綠統獨辯論的小書，總字數不過兩萬五千字，而我執筆的部分僅一萬兩千多字，卻引發了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的大肆討論。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一家有線電視的Call In節目，每次討論到統獨問題時，主持人就拿著國小社會教科書〈我們都是中國人〉那一課，和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的〈我們都是臺灣人〉，然後弄狗相咬地說：「我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而每當這個畫面一出現，我的反射動作就是關掉電視。一些文學界的友人亦常取笑我搗到馬蜂窩，我倒是不那樣想的。祇不過是一本國中教科書，有那麼嚴重嗎？不幸的是，不僅文學界的友人不掬一把同情之淚，學術界的長輩和同儕們更是磨刀豁豁向豬羊。在那之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願意參加臺灣史學界的各種學術會議，因為在學術會議現場，總會有人指著我說是認識臺灣那批人，並且說我和認識臺灣的作者群是親日反華分子。我想起史學界的長輩們，當他們在教科書裡寫「中華文化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道統，祇有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總統蔣公繼承這個道統」時，好像並沒有引發什麼爭議。

　　東哥，您曉得引發爭議的並不是我，從少年時代到現在，朋友們都知道，我一直是不帶種的，每當遇到有爭議的場合，我總是第一個退讓。認識臺灣教科書真正的暴風圈學者其實是小杜公，後來他在二○○○年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擔任故宮院長，並且在二○○四年接任教育部長。在一篇回應反對者的文章中，小杜公指出，「過去以大中國主義為主體而編撰的教科書，臺灣人宿命地忍受，不曾反抗或抱怨，而今不過是要讓臺灣青少年認識他所生活的土地的歷史和文化，卻引來這麼大的反彈，我想只有結合過去歷史教育所塑造的意識形態和現在臺灣政治黨派的鬥爭，才比較容易理解。」(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臺灣心．臺灣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頁158-160)。我不想過度討論這次的教科書事件，我祇想向您說明，一個史學工作者，如何在風雨飄搖中，度過懷抱理想的學術初旅。一些學術界的友人，在事後猶諄諄告誡我不要再惹事生非。是的，八年多來我乖得跟狗一樣，安靜地躲在位於山邊的地下研究室喘息，因為一隻受傷的狗祇能偷偷躲在角落舔食自己的傷口。

　　這座美麗的島嶼，是我摰愛的土地，長我育我的母親的大地，同您一樣，我亦曾努力找尋島嶼的身世，找尋先人們曾走過的足跡，一點點歷史工作者的卑微期許，我如此身體力行。但相較於您的《再會福爾摩莎》、《給福爾摩莎寫信》，以及老友簡媜的《福爾摩莎誌》，顯然你們選擇了一種比較柔性而易於被閱聽人接受的方式。您曾在《再會福爾摩莎》的序文中，指責我在《認識臺灣：社會篇》教科書否定客家人是漢民族的論點，以及?殺平埔族在臺灣史上的地位。對這項指控，我並沒有做太多的辯解，因為稍有臺灣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祇要翻一翻那本教科書就知道我並沒有那樣寫，自無須多言呶呶。

　　轉眼之間，昔時少年已兩鬢星白，大聲講話，大碗喝酒的時日子也不多了。很高興您在《再會福爾摩莎》之後，出版了這本《給福爾摩莎寫信》，老友在文字裡相逢，亦為生命旅程值得浮一大白之事。

　　下次路過木柵時且停車暫借問，到我山邊的研究室坐坐，我將為您選一張莫差爾特的《法國號協奏曲》LP唱片，那是二○○二年夏天我搭您的便車到雲林科技大學擔任文藝營導師時，您在車上播放的曲子。並且，我將為您泡一壺木柵鐵觀音，好讓您品嚐微雨清明的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