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第9屆文化交流史暨輔大歷史學系在台50週年：傳承與涵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左起：論文發表人李志茗教授、林志宏教授；主持人尹章義教授；評論人彭明輝(吳鳴)、陳慈玉教授。

　　
◎適巧前兩天去理了個大光頭，許多師友看到我的光頭不免有幾分訝異，其實二十年來我都理光頭，只是一年理四次，故爾大部分看到我時頭髮是稍長些的。

　　
◎發表評論，一般擔任評論時我會事前將評論稿寫好，列印出來，評論時直接將評論稿交給論文發表人，方便其回應。而且我事前會先做好ppt，方便與會者可以較容易聽懂我的評論內容。

　　
◎主持人尹章義教授戴了頂紅色高帽子，造型頗為獨特。

評李志茗教授〈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晚清官書局为中心的考察〉 彭明輝

　
一、前言

　
　　承蒙會議主辦單位輔仁大學的盛情雅意，邀請我參與第9屆文化交流史暨輔大歷史學系在台50週年：傳承與涵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要我為李志茗教授〈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晚清官書局为中心的考察〉，做一點簡短的評論。由於我個人做過一點晚清學術史的研究，主辦單位可能覺得我或許是適切的評論人，不過，李志茗教授的論題我實在不是太當行，只能勉力為之，也許今天的評論準星會偏掉，但仍希望我的評論不至於太貽笑方家。

　
　　我的評論將分為三個部分：

　
1. 論文題旨。
2. 論文突出之處。
3. 和李志茗教授的商榷。

　
二、論文題旨

　
　　本文題旨為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東南地區遭受兵燹，以曾國藩他為首的湖湘書生，於征剿之際，同時設局刊書，致力於文化秩序的恢復與重建。兵燹之後，湘軍將帥之舉措獲得朝廷的肯定，於各地設立官書局，以為戰後振興文教的重要政策加以推廣。志茗教授認為以曾國藩為首的湖湘書生，於戒馬倥傯之際猶心念聖學，開設書局印書，乃重振聖學之重要契機，且因此一作為引發後續官書局的設立，重啟文教之盛。

　
三、論文突出之處

　
1.本文史料翔實，文獻考訂慎密，且因志茗教授昔往的研究，積累出豐富的成果，本文在史料的蒐羅上可謂羅掘俱窮，竭澤而漁，這點是令人感到佩服的。

　
2.志茗教授對湖湘書生刻書之濫觴，究係肇始於左宗棠或曾國藩，做了極詳密的考證。並對清史稿將官書局悉歸功於曾國藩，做了肯棨的論析。

　
3.論題假設和推衍過程，完全符合志茗教授的意圖，前後呼應極佳。故就本文而言，志茗教授的論文可謂至當歸一，堅實而精采。

　
四、商榷

　
　　從整體論文來看，本文史料堅實，推論合理，考訂詳確，誠為佳構。但擔任評論不能只是拍拍手，吃果果，總得幹點活兒，我只好從外部做一點商榷，以及在志茗教授這片葱鬱茂密的樹林裡，找幾棵歪脖子樹，以完成大會交付的任務。我的討論未引述頁碼，要請在座師長們原諒，因為我收到的論文是無頁碼的。

　
(一)出版與文化可否畫上等號

　
　　志茗教授云：「在清前期帝王的倡导下，19世纪中叶前清代文化已经超过历代，非常繁荣，再现盛世景象。而作为人文渊薮的江南更是文教昌明，图書事业得到空前发展，累积了大量的文化典籍。」

　
　　「杨家骆先生统计，中國古代共出版書籍181755部、2367146卷，其中清代出書126649部、1700000卷， 分别占历代总数的近70%、72%，可见其图書出版之繁盛发达。」

　
　　以出版品之多寡推論文化盛況，可能有點數字的迷思。愈靠近代出版品愈多，應屬一般常識；宋代出版品多於唐代，是否宋代文化盛於唐代？明代出書又多於宋代，可否推論明代文化高於宋代？又如美國出版品遠超過歐洲諸國，是否可以推論美國文化高於歐洲各國。二十世紀中國出版品可能超過歷代的總合，可否說二十世紀是中國有史以來文化最發達的時代？

　
(二)出版書籍之內容是否具獨特性

　
　　清代刻書風氣極盛，從御製詩文集、全唐詩、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國朝詩文集，可謂琳瑯滿目，面向甚廣：

　
1.朝廷所編之書，如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
2.聖諭、御製詩文集。
3.歷代詩文集：如全唐詩。
4.制舉之書，如朱熹四書集注、儒學經典、試帖詩文。
5.正史，如武英殿版正史。
6.當朝旗人詩文集，如鐵保《熙朝雅頌集》。
7.當朝士人詩文集(非特指旗人詩文集)，如符葆森《國朝正雅集》。
8.經世文編，如賀長齡、魏源皇朝經世文編。
9.翻譯西書，如同文館、江南機器製造局所出版之書。
10.私人纂輯之書：如王錫祺纂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從志茗教授的論文來看，似乎湖湘書生所刻之書，初時以儒學和正史為主，其後擴及其他，我的提問是：湖湘書生所刻書及其後官書局所刻之書，與清代各時期、各主事者、各型類之刻書，有何差異？為何特別重要？譬如阮元的刻書，其重要性是否不如湖湘書生？

　
(三)版式

　
　　志茗教授文中提及為容納更多內容，官書局所印之書將字縮小，每頁可印更多字數，但似未舉實例，僅引述文獻說明。我個人認為在這裡需處理的是，原本的版式尺寸為何，字的大小為何，官書局的版式與原本版式差異為何？包括長寛幾何？每頁容納字數多少？這樣可能會比較具有說服力。

　
(四)刻《船山遗書》似為禁忌

　
　　王夫之的強烈民族主義，其書在清代似屬禁忌，曾國藩刻書伊始即刻此書，令人不解，可否請志茗教授說明。

　
(五)題目和文本書寫

　
　　雙節棍式的標題，似已成學術論著之風尚，此種標題形式是否有其必要性？以志茗教授的標題為例：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晚清官書局为中心的考察

　
　　如果拿掉副標題，閱聽人可否知道此文的內容為何？同樣的主標題，我們用不同的副標題似乎也可以，試擬如下：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今文經學为中心的考察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西北史地为中心的考察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經世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化重建與学术传承——以儒學为中心的考察

　
我想這類現象似乎值得我們費心思考，目前通行的標題形式，是否為最佳形式？或者兩段式標題已過度泛濫？

　
　　志茗教授論文用了許多嵌字聯式的書寫，且用字文白夾雜，閱聽人不易擷取文意，有類廣告學之跳調(jump tune)，即音樂上之不和協音。我個人讀到第3頁時即發現志茗教授喜用「就」字，於是調皮地用Word的編輯功能查了一下，發現這篇總計10頁的文章，用了31個「就」，有些地方似乎可以不必「就」，後來每讀到「就」字心頭即揪了一下。其他還有些字詞也是如此，我就不一一列舉了。從北大國學門周刊以來，史學論文一直處於此類文白夾雜的書寫方式，使得史學論著愈來愈遠離社會大眾，此一危機是否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史學文本的書寫方式。

　
　　但標題和文本書寫形式，僅是我個人的憂心，志茗教授和在座位諸前輩可以完全不必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