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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9/01 02:06:54瀏覽5525｜回應2｜推薦6 | |
偶然不經心裡響起《秋柳》的旋律。 堤邊柳，到秋天，葉亂飄。葉落盡，只剩得，細枝條。 想當日，綠蔭蔭，春光好。今日里，冷清清，秋色老。 風淒淒，雨淒淒，君不見，眼前景，已全非。 眼前景，已全非，一思量，一回首，不勝悲。 那是臺灣小學生常唱的歌，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是李叔同改編自Walter C. Stier〈甜蜜變奏曲〉的一首歌。 一九六○年代在臺灣長大的孩子，不管喜不喜歡音樂，或者是否曾經用心上過音樂課，應該都唱過這首〈秋柳〉。優美的旋律，時常在我心底湧現，那是我美麗的童年。 豐田有一座原荖腦山，村子裡的人都叫它石綿山。 石綿山海拔1,082公尺，位於木瓜山南支稜，山脊平坦，西北隔兩座無名山接木瓜山；東南緩降溪口村；西南面向知亞干溪傾斜，面對林田山；東面向花東縱谷傾斜，正面迎向豐田社區；東北支稜介於白鮑溪與平原之間，稜端成壽山。岩層為絹雲母石墨片岩、綠泥片岩，介有火成岩，蘊藏良質石綿礦、滑石、蛇紋石、翠玉等；山上林相為闊葉林，山麓植果園。這裡是臺灣玉(豐田玉)的產地，曾盛極一時，中國石礦公司在此設礦場，採掘石綿、滑石、翠玉。石綿山下有兩所學校，一所是豐山國小，一所是壽豐國中，這兩所學校都是我的母校。 1953年豐裡國校設立豐山分班，1954年成立豐山分校，1958年豐山國小正式獨立。 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穿著黃卡其衣褲，赤著腳丫子，姆媽牽著我的手到豐山國小註冊。豐山國小就在家附近，穿過鐵軌，經過兵寮(大同農場)，一忽兒就到了。姆媽牽著我的小手，到辦公室註冊。 我被編到一年乙班，教室在升旗臺南方靠近荒埔地那排，導師是張東坡，一個有點木訥的老師，印象裡一直到我小學畢業，張東坡老師都是教一、二年級，即雙數年教一年級，帶到二年級結束，再回頭帶一年級。 那時候鄉下地方沒有幼兒園，班上有幾個同學在前一年曾經寄讀過。街上的小孩因著家裡的緣故，可以和學校商量，提前一年入學，稱為寄讀。第二年有的功課跟得上的就繼續念二年級，有些雖然功課跟得上，仍然重念一次一年級。因為他們念過一年，彼此認識，而且在學校待了一年，對學校比較熟悉，所以一開學，上都他們的聲音。班上寄讀過的同學有彭成洲、劉劍文、黃玎瑩、吳東湖等人。 彭成洲的爸爸彭初篤開了一個木材行和一家旅社，我們稱他阿篤伯，家裡很有錢。在鄉下有幾種人家裡是有錢的：輾米廠、木材行和雜貨店(柑仔店)。鄉下人種稻，開輾米廠是第一營生，做台灣經濟史或臺灣區域研究的朋友都知道，臺灣鄉下首富富常常是開輾米廠的。日治時期伐木，主要是伐取臺灣檜運送到日本，花蓮林田山林場和池南林場是重要據點，因而開木材行亦是好營生。雜貨店有時亦稱百貨行，舉凡日常所用，都來自雜貨店，收入自豐。彭成洲的大姊夫是豐山國小的校長，但那大姊是大媽生的，大媽跟大姊住在校長宿舍，彭成洲和爸爸、媽媽住在旅社旁邊的房子，是家裡的屘子，甚是得寵。吳東湖的祖父吳燦霖開蔘藥行和雜貨店，爸爸吳勝熊管著雜貨店，祖父管蔘藥行，但我印象裡蔘藥行生意並不是很好。我們稱吳東湖的祖父為燦霖伯，那是從我父母算來的稱謂。吳東湖的大哥吳東茂和燦霖伯的小兒子吳勝連同班，吳東茂稱吳勝連叔叔。劉劍文的爸爸劉雙科是村長，我們稱雙科叔。黃玎瑩的祖父黃石頭，亦為村中富家，屬阿舍伯輩。 張東坡老師有點木訥，教書教得好不好，以我當時的年紀實無法判斷，但我們喜歡一年甲班的古錦英老師，有點富態，講話的聲音很好聽，有時張東坡老師請假，古錦英老師來代課，教我們唱歌。臺灣的小學制度是包班制，平常唱遊課是張東坡老師教，但他有點嚴肅，連唱遊課都上得硬板板的。 小學一、二年級是分半天制，一個禮拜早上，一個禮拜下午，一年級和二年級輪著上，我不清楚是不是因為教室不夠的緣故，還是課程就那一些，上半天課就夠了。早上上課那個禮拜，下午放了學我們就到處玩，反正鄉下地方，抓泥鰍，摸鳥蛋，各種花樣，玩得不亦樂乎。下午上課的禮拜，早上沒事倒是乖乖待在家裡，因為找不到同學玩，而且下午要上課，也不敢到處野。 我不記得課本裡教了什麼東西，反正上完課就是玩，回家好像不曾看過書。作業當然是要寫的，小學一、二年級也沒多少功課，一般都是天黑以前就寫完。我會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家裡點煤油燈，印象裡沒有在煤油燈下看過書或寫過功課。家裡有電是小學五年級以後的事，所以我記憶裡一年級到四年級，晚上不曾作過功課。作功課也沒有地方，客廳擺一張圓桌，廚房一張飯桌，作功課時坐在小板凳上倚著大板凳寫字，天黑前寫完，因為煤油燈的光度不足，沒法子看書寫字。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我身高足夠坐在圓凳上倚著圓桌寫字，那是小學五年級以後的事。 我為沒寄讀過，一年上期的功課平平，但還算不錯，拿了個第五名，前四名都是寄讀生。一年下期成績第二名，一直到四年級結束都是第二名，第一名是彭成洲。反正小學一、二年級的成績就是那樣，考試會寫，上課不調皮搗蛋，功課大致就不會太離譜。我也沒有特別用功，那一點點功課，想用功也無從用功起，何況不知道要怎麼用功。同學間分成兩派，一派是街路的，一派是庄下的；街路的顧名思義即住在街上，家裡環境好些。因為鯉魚山開採石綿的緣故，有些日據時代留下來的石礦公司職員，以及因石綿開採而形成的市集，使得豐田村也頗發展得欣欣向榮，加上糖廠就設在壽豐，會社的職員們也形成了另一社區；因而街路就顯得熱鬧起來了；以及作生意的小孩，鄉公所職員的小孩，老師的小孩。庄下的即為莊稼人家的小孩，住在大湖角山上種水果的小孩。我是耕種人家的小孩，自然屬庄下這一邊，使我和山上的孩子別有一番親切。但因住家距離街上比較近，和街路小孩亦常玩在一起。吳東湖是街路小孩的頭兒，力氣很大，很會打架，印象裡只要有他在，打架一定贏。我算是吳東湖身邊的小囉嘍，有時我們會和甲班同學卯起來打架，在荒埔地打得天昏地暗，日夜無光。記得是四年級的時候，甲班的葉雲安帶隊和我們乙班打架，原因已經記不得了，我們在荒埔地大打出手，很多同學都掛采了，最後是導護老師和教導主任趕來，才結束這場鬧劇。 彭成洲的大姊夫郝秀樑校長在我升三年級時，調到森榮(森坂)國小，那裡是林田山林場，後來成為花蓮的重要觀光景點。從花蓮市來的黃啟棻接任校長。但我們和校長的關係不大，反正校長不上課，除了升旗時偶爾聽他訓話，一般不會有機會和校長說話。升旗時要做體操，校長講話的時間也不長，校長和學生彼此都陌生。 一九六○年代，臺灣猶處於反攻大陸的年代，國軍與美軍常舉行聯合演習，演習時部隊即住紥於小學教室，我們在校園裡常會看到他們。阿督仔有黑有白，喜歡逗弄我們，我們就跟山姆大叔「三塊給你買麻糬」地亂說。此外，防空演習亦為例行項目，學校靠西那排教室的後面種了一片木麻黃，樹林裡挖了防空壕，演習時我們就躲在那裡。在聽到空襲警報時，老師會帶領我們迅速從教室跑到木麻黃樹林裡分配好的防空壕，到達指定地點後，老師會教我們趴在地上，兩手姆指塞住耳朵，另外四指蒙住眼睛，彷彿真面臨空襲一般。村子裡有些地方下日治時期的防空洞，靠近中國石礦公司附近就有一座，防空洞裡灑了石灰，以防蛇蛔蚊蚋進入，防空演習時，附近居民會躲進防空洞裡。學校的演習一般配合豐山村進行，有時甚到整個鄉一起舉行演習。 我喜歡那排高高的木麻黃，躲空龔警報的時候，從木麻黃的間隙望去，陽光會射進防空壕，留下片片光影。有時沒課的時候，我們也會跑到這裡玩，抓四腳蛇放到粉筆盒裡嚇老師。因為學校的辦公室在東邊那排教室，中間隔著操場，只有幾間新蓋的教室在西邊，老師們很少到這裡來，木麻黃樹林成了我們的天堂。在南邊的荒埔地和西邊的木麻黃樹林之間，有一座孤單的溜滑梯，我們不是在荒埔地，就是在樹林裡，校園的西北角，是我們的快樂天堂。校長室、教師辦公室、醫務室都在東邊那排建築物裡，北邊那排教室是六年級的教室，依順時針方向是五年級，中年級，低年級，低年級教室已經轉為東西向，三間教室的隔板可以拆下打通，重要典禮時當作禮堂使用。 三年級時換到東邊的南北向教室，班導師是侯九亭，外省人，講話口音很重，大部分我都聽不懂，也無法分辨他的口音是哪裡人。上國語課時，在黑板上寫大意讓我們抄，講課的內容不多；數學課則把算式寫在黑板上，我們抄完也差不多下課了。四年級下學期時，侯老師生病，魏振乾老師來代課。魏老師是阿炫叔(陳正炫)的大兒子，阿炫叔的兩個女兒陳勤美、陳秋菊和我同屆，念甲班，哥哥卻來當我們老師。魏老師彼時花蓮農校畢業，剛當完兵，上課時可能因為緊張，臉上不太有笑容。班上同學推派代表到花蓮醫院探望侯老師，四年丙班的周老師帶我們去。我們看到侯老師躺在病床上，四個同學囁嚅得不知說什麼好，印象裡以乎是彭成洲對老師說了些慰問的話，待了半小時，我們就離開醫院了。 我和來自大湖角的孩子，向來相處甚好。最初是黃景義坐在我的旁邊，壯碩的身材，像一頭牛，上學的時候，穿一條卡其短褲，一路跋山涉水而來。他的父母都到外地討生活去了，只留下他和老祖父相依為命。老祖父頭髮早已花白，但身子骨依然結棍。有時送黃景義到學校來，也順道採購些日常用品回山上。黃景義大概只有在祖父面前才肯老老實實地走路，平常總是踮著腳跟子，一陣風也似地跑著、跳著。照班導師的說法，黃景義是很「牛」的。可他並不會運動，打球、跑步都不行，只會調皮搗蛋。升上四年級的時候，我不知怎地心血來潮，央姆媽讓我帶飯包到學校，其實家裡到學校也不過五分鐘的路程，如果不在路上踢石頭、打麻雀的話。而我從小彆扭，說要帶飯包就一定要帶，姆媽也拿我沒辦法。可飯包永遠也只是菜脯蛋或荷包蛋。就這樣喜孜孜地上學去。中午吃飯的時候，大部分同學都回家了，就只賸下大湖角和住在山下的同學，大夥兒打開用大頭帕包裡的飯包，興高采烈地吃將起來。黃景義的飯包永遠比別人大，鋁盒子已經有點兒氧化生鏽了。他的飯盒裡大部分是飯，菜則是過山貓(一種可食用的蕨類)和竹筍居多。也不知怎地，我老愛跟黃景義換菜吃，菜脯蛋和荷包蛋吃多了，看起來有點像蛋頭。過山貓吃起來澀澀滑滑的，頗有草木青青之味。有時黃景義也帶炒蝸牛或香椿，都是我所喜愛的。就這樣在中午吃飯包的時候，和大湖角的同學成了好朋友，並且由此使吃飯包的時刻，變成一天中的快樂時光。 潘振豐和潘麗雲是兄妹，同在一個班上。潘振豐上學的時候騎了部武型腳踏車載妹妹，一路伊呀伊呀地從山上下來，臉上一點表情也無。有的時候他也單騎下山，潘麗雲就一個人跋山涉水而來，這樣的話，她往往會遲到(就像黃景義常常遲到一般)，遲到時就被罰站。我們轉頭望著潘振豐，頭低低的，一副做錯事的模樣兒。也許兄妹倆路上吵了架吧！那有兄妹不吵架的呢？後來熟了以後，潘麗雲仍然很少和我們一塊兒玩，大概是男女有別的緣故罷！她總是默默的，不說一句話，寬邊的吊帶裙，沈靜的神情，也不知她心裡在想些什麼？甚至到五、六年級的時候，我們這一夥常常到大湖角玩，尤其潘振豐家更是像走隔壁一樣，可我仍然跟潘麗雲不熟，記憶中她似乎永遠躲在屋角，有時亦到竹管引來的山泉邊洗菜，卻是默默的一句話也不說。而潘振豐家的葡萄柑、椪柑，李子、桃子，漫山遍野的果實纍纍，潘振豐帶著我上山下水，玩得不亦樂乎。有時我們也做鳥踏仔抓鳥，山上的鳥兒們又肥又大，尤其雉雞、斑鳩更是令人垂涎欲滴，運氣好的時候，一下午可以收到好幾隻。於是堆土做窯，烤鳥仔巴，火堆上油滋滋的，烤得我們滿臉通紅。潘振豐說，越過瀑布上的絕壁，再往南走一天一夜就可以到大湖了。我問他去過沒有，他搖了搖頭，說他大伯曾在那兒打到一條山豬，有一百多斤重呢！說得我張大了嘴。潘振豐說：「真的喲！彼邊有好多山豬，所以大伯才不肯讓我們小孩子跟去。」他的父親也是很早就離開大湖角到西部打拼去了。我們總說花蓮是後山，中央山脈彼邊是西部，所以「後山人」、「後山番」就成為西部親友對我們的稱呼，帶一點鄙夷的味道。尤其那幾年蘇花公路常有翻車的事，父親和姆媽要好幾年才肯回一趟竹北老家，感覺上真是遙遠。有時我也和父母一塊兒回去，外婆總是哭哭啼啼，說到那「後山番」的地方去，平日音信不達，也不知是生是死。我想，父親和姆媽到後山拓荒，也是親友們百想不解的罷！而黃景義的父母，潘振豐的父親，到西部討生活，也是理所當然的了。事實上鯉魚山黃土貧瘠，除了果樹也種不得什麼，不像臺灣其他地方可以闢為梯田，種蔬菜或插秧什麼的，住在大湖角的那些人家來得晚，平地都已開墾殆盡，只好往山上發展，山上種不到什麼來吃，只好又回到西部打拚了。班上一些住在大湖角的同學，不是父親不在，就是父母都出外了，講來身世都有辛酸，有些在很小的時候就嘗到為生活奮鬥的苦辛，雖然他們看起來是一副樂天的模樣。 陳阿龍是大湖角最牛性子的，每次考試都倒數第一名，他也不在乎，班導師打他、罵他，他仍是一副調皮模樣兒。可他打鳥的技術真好，每個禮拜三課外活動時間，老師們比賽排球或打軟式網球，我們中午就放學了。這時陳阿龍手上一把彈弓，一路打鳥回山上，我們幾個死黨也把書包裡的彈弓拿出來，口袋裡鼓鼓的裝滿了小石子，打鳥去也。一路玩玩鬧鬧的，到荖荖溪的時候，我一隻也沒打到，陳阿龍腰帶上已經掛了一大串。我們在荖荖溪岸的合歡林結束狩獵之旅，然後，沒打到鳥的人負責找木柴生火，獵物豐碩的則解下繫在腰帶上的苧麻樹皮，用士林牛小刀剖開鳥腹，取出內臟，拔乾淨了毛，插在竹枝子上。當鳥仔清理好的時候，土窯堆砌的火堆也燒得紅了，架上椏杈，烤得滋吧滋吧響。鳥仔巴的滋味香又脆，陳阿龍考落屎尾的事，早已拋到九霄雲外。 有一回，大夥兒起鬨說要去拔「雀雞卵」(一種蕨類的根部，呈橢圓形，表皮有毛，可食，略澀，有薄荷涼味)，順便也來一次狩獵之旅。於是吃過午飯我們就出發了。 順著學校圍牆外的荒仔埔往南走，我們像大軍出征般的神氣。荒埔仔的土壩石縫間長滿了「雀雞卵」，一叢拔出，滿把的「雀雞卵」從土裡現身，像拔花生一般的，我們歡呼大叫，雀躍的心情像三月陽光，這樣暖烘烘的在心底燃燒。「雀雞卵」的旁邊生長著茅草，茅草根是出麻疹時清涼退火的好藥材，燉冰糖吃，點滴甜意在心頭。而不加糖的茅草根，甜意亦在，只吃得我們滿口子的泥土。拔多了「雀雞卵」，吃夠了茅草根，意猶未盡的我們繼續向前行進。越過荒埔仔，越過大圳溝，荖荖溪的水流潺潺，我們繼續上山，山徑旁的觀音竹林有許多筍龜，頸連背的交界處長了一頂斗笠或雨傘，我們比賽看誰捉得多。陳阿龍又取出他的彈弓了，潘振豐回到他裝設鳥踏仔的地方，抓來幾隻新陷其中的鳥兒，以及熟透了的紅肉梨李，豐盈的汁水，入口即化。黃景義家的百香果由青泛紅，吃起來酸酸甜甜的，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生一堆火烤鳥仔巴罷！香酥脆口的鳥仔巴入口時，天色已漸漸黯了下來。於是匆匆掩埋了火堆灰燼，趕回學校。自習課，侯老師正在抽背課文，我們偷偷由後門掩進教室，蹲走著回到自己座位上，侯老師拿下老花眼鏡，喊我的名字，要我背「差不多叔叔」，坐在前面的潘振豐把課文攤開，舉高了，我把手背在後面，看著課文一路念下來，連氣都不中斷。念完了之後，侯老師扶了扶老花眼鏡，說道：「大家要像彭明輝背這麼熟才可以，你們要向他多學學。」潘振豐把臉趴在國語課本上不敢笑出聲來，黃景義拿了課本掩住嘴竊竊私笑，窗外的麻雀吱吱喳喳叫個不停。 有一次，我們終於決心要到大湖探險，黃景義、潘振豐、陳阿龍和我，潘振豐還帶了一把彎彎的番刀，說到時候可以殺山豬。我們一早就出發，抵達瀑布的時候，太陽才斜斜升上東山。由瀑布往上望，頂天的絕崖，我們用雙手雙腳死命往上攀，抓著小樹幹、山藤、岩石，一步一步往上，歷經千辛萬苦，終於上了崖頂。舉目望去，羣山連綿疊碧，崖頂四周依然是深壑山溝，行也不得。大夥兒商量了半天，什麼結論也無。既無行跡可循，且是天險，只好無奈地又順著崖壁往下行。抵山麓，掬一把瀑泉洗臉，沁涼的感覺撲面而來，大湖的探險就這樣結束了。 中年級時我這麼調皮愛玩，功課仍維持得不錯。四年下期時，老師還選我為模範生。學校的模範生有兩種，一種是班級模範生，每班選出一名。然後這名模範生再參加全校模範生選拔，在早自習時間到教師辦公室向全校老師推薦自己。我亦不知哪兒來的勇氣，居然敢在那麼多老師面前講話，記得我好像一邊講一邊腳在發抖。結果當選全校模範生，全校模範生是一個年級選出一名，我想這算是我小學時代的輝煌事蹟了。 中年級記憶最深刻的是養蠶。紙盒裏用七紫三羊毛筆輕輕挑著一仙兩仙的蠶寶寶。也不知是誰發明的，蠶寶寶要用「仙」來數，好像有個口訣，像是「一隻兩隻給螞蟻抓得沒半隻」，但稱「仙」也不行，還有「一仙兩仙給螞蟻抓去煎」之類的，脾氣大些的小孩，在有人對著蠶盒子念這兩句口訣時，就要翻臉打架了。 採桑葉是相當麻煩的事，要乘著露水未乾時採摘下來，然後再用衛生紙或乾布吸掉葉片上的水分，否則蠶寶寶吃了要拉肚子。但又不能等到日上三竿再摘，那樣桑葉裏面的水分又不夠了，總是這樣像照顧小小孩一般地照顧著蠶寶寶。每日裏清換著紙盒裏的襯紙，桑葉從草綠的嫩葉到墨綠的老葉，蠶寶寶一暝大一分，有時也靜靜地躺著蛻皮，五番折騰，終於到了吐絲的時候。於是撕下筆記本，卷成一個小紙筒，用橡皮圈套牢，將蠶寶寶放進紙筒中吐絲，因為只有這樣，蠶才會吐成完整的橢圓形繭來。在臺灣，所飼之蠶有兩種絲的顏色，一白一黃，白者雪白，黃者金黃，都是明亮討人歡喜的色澤。可小孩也奇怪，如果白蠶繭多了，黃蠶繭就高貴，反之亦然。所以，白繭少時，一個白繭可以換到四、五個黃繭，黃繭少時，一個黃繭可以交易四、五個白繭，彷彿小孩子已經懂得以物易物，物以稀為貴的道理。我總弄不懂，為什麼同樣是蠶寶寶，會吐出不同顏色的絲來？就像家裏養雞飼鴨，我總要問姆媽，為什麼黑雞母會生出白雞蛋？以及為什麼小雞小鴨出生時都是鵝黃色的絨毛，長大了卻爭奇鬥豔？姆媽老是摸摸我的頭，笑著說：「傻孩子，不同種當然生出不同的雞仔鴨仔囉！」我又要問，為什麼不同種的雞仔會生出同樣的白雞蛋？姆媽只能笑一笑，什麼也不多說。 五年級的時候吳福壽老師新到學校任教，擔任我們班導師。吳福壽老師很會畫海報，教我們寫空心字。這時我的功課一直是第二名，吳老師教我們以後，不知怎地，那學期居然得到第一名。 一九六七年，紅葉少棒打敗來訪的日本和歌山少年野球隊那年，我小學三年級；然後是金龍少棒隊捧回世界冠軍，衛冕的七虎隊馬失前蹄，令全島父老為之唏噓。彼時，少棒應是這美麗島嶼每一個人的希望罷！如果不是成人的世界太多挫折，我們怎會寄望小小的威廉波特？所幸隔年巨人隊捧回冠軍杯，恢復島嶼居民的自信心(現在回想起來，整座島嶼的希望寄託在小小的少棒選手上，也是值得寫進歷史的了)，就像我們永遠記得小捕手涂忠男的指揮若定，投手「哈麥二齒」許金木的威風八面。 一九六九年我小學五年級時，豐山國小也興致勃勃地組起棒球隊。這所小小的山區小學，一個年級祇有兩個班，加起來還不到五十個男生，居然組起野球隊了；這是彼時許多台灣小學的共同現象。而且也因為男生少的緣故，身裁高大些、有幾斤蠻力的，都選進了球隊。我因為從小在泥巴裡長大，黝黑的皮膚，結實的肌肉，教體育的劉邦和老師要我加入球隊。 小小的球隊在小小的操場練球，每天黃昏放學以後，我們在教練的帶領下，煞有介事地投球和練習打擊，一個個吊在老榕樹榦上的卡車輪胎被打得搖搖晃晃，彷彿紅葉隊的小選手擊打著溪谷撿來的鵝卵石。也不知誰發明的，許多小學的野球隊都用卡車輪胎做打擊練習，這是後來我隨球隊到處南征北討才知道的。 最初是練習投球和揮棒。投球以拇、食、中指行之，揮棒則用木棍打在輪胎上。不久，開始排守備陣容了，劉老師要我守二壘。二壘手要負責傳達防守指令，教練把作戰指令傳達給捕手，捕手指揮二壘手，二壘手指揮內野和外野手的站位。 那所小學的球隊戰績並不輝煌，記憶裡似乎沒贏過幾場球，比起縣裡其他原住民學生比例較高的小學，我的球隊可以說是很差的。因為我所就讀的學校是以客家和福佬為主要族群，在運動場上的表現往往比原住民遜色。 六年級時，因為我長得人高馬大兼之手長腳長，是一壘手的極佳人選，新來的教練吳宏光老師於是要我去守一壘。說來好笑，孩童的棒球觀念是投手第一、捕手第二、一壘手是第一關的掌門人，排第三，在球隊裡是頗為風光的。我左手握著一壘專用手套，長長的像個蚌殼，有幾分志得意滿的神氣。因為球隊裡沒有左手的球員，吳宏光老師要我和游擊守簡瑞昇改用左手打擊，簡瑞昇打第一棒，我打第四棒，擾亂對方投手的投球節奏。其實我的打擊並不好，但因人高馬大，揮棒時可以把球打得遠些，因此一直打第四棒。但我這第四棒和其他球隊的第四棒，絕不可同日而語。 五年級時，大部分上場球員都是六年級的，我是少數五年級的上場球員之一，其他五年級球員大部分坐板凳。升上六年級後，方才成為主力球員。捕守游清流是轉學生，從臺東轉來，他的母親嫁給豐田大同農場的兵長，兵長即班長，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開發處經營的農場設有班長，鄉下人稱之為兵長。豐田的大同農場在豐山國小旁邊，印象裡每個當到兵長的，都在不久之後結婚，結婚對象有時是臺灣婦女，有時是原住民婦女，而以原住民為多。游清流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嫁給一位姓連的兵長，因此轉學到豐山國小來。彼此大家對紅葉少棒隊的故事記憶猶新，游清流口才很好，很會講紅葉少棒隊的故事，蹲在捕手的位置，一副指揮若定的模樣。投手陳松金是原住民，皮膚黝黑，長得瘦長條兒，投球方式為上肩側投為主，只會投直球，不會其他球路。另一位投手李金鐘，綽號柳丁，家裡開空心磚廠，工廠在校門口到學校的路邊兒上。李金鐘的投球方式為上肩下壓，球路同樣是直球，不會其他球路；在樂隊裡吹小號。但因為李金鐘晚報戶口，實際年齡比我們大一歲，戶口登記卻小我們兩歲，小學畢業後報名考榮工少棒隊，錄取了，又打了兩年少棒，成為榮工隊的當家投手，得過全國冠軍，代表臺灣參加亞洲區少棒賽，可惜只獲得亞軍，未被其他青少棒隊吸收，回到壽豐國中就讀。李金鐘回到壽豐國中讀國一時，我已經國三。後來有一小段時間到臺東打卑南國中青少棒隊，不旋幾又回到壽豐國中，可能是不適應的緣故，從此中斷棒球生涯。 二壘手蔡秉中是五年級的，我去守一壘後接替我的位置，功課極佳，是他們那一屆的第一名，在樂隊裡打大鼓。蔡秉中協調性很好，各項運動均很容易上手。家裡開豆腐店，國中畢業後去念花蓮師專，其後在小學任教。三壘手黃漢水是六年乙班的，功課甚佳，是乙班的前三名，傳球速度很快；在樂隊裡吹小號；游擊手簡瑞昇，反應極靈敏，可以守任何位置，除了不喜歡當捕手；在樂隊裡吹中音喇叭。 右外野手楊廣隆，家裡開輾米廠，在運動和音樂均極有天分，在樂隊裡吹小號；後來我調到右外野時，楊廣隆接替我一壘手的位置。上國中以後，楊廣隆的籃球打得很好，是我們那屆的主力，同時在排球校隊，和我並肩作戰了許多年。楊廣隆在國中和高職持繼吹小號，有一段時間加入管絃樂隊，在花蓮亞士都飯店表演。楊廣隆當兵時在陸軍總部樂隊服役，一九八一年十月國慶閱兵大典，被選為三個號手之一。退伍後組織一個西樂隊，婚喪喜慶時為典禮伴奏。中外野手陳松金，陳松金是投手，不擔任投手時守中外野，和李金鐘兩人互相替換。左外野手張鴻儀，家裡開豆腐店，綽號就叫豆腐仔，在樂隊裡和我同樣是長號喇叭手。另外有幾位候補球員，同屆的彭成洲、低一屆的杜茂楨，都是外野手，上場的機會不多。 豐山國小棒球隊的戰績不佳，連在壽豐鄉比賽都少有勝場。當時有球隊的小學包括壽豐國小、月眉國小、水漣國小、豐裡國小，前三所學校的球員大部分是原住民，運動神經很發達，我們總是打不過他們。縱使豐裡國小，我們仍下他們的對手。 低我兩屆的學弟，後來倒有人去打榮工隊，而且表現不錯。我小學三、四年級班導師侯九亭的小兒子侯明坤，低我兩屆，小學五年級時參加榮工少棒隊，一路打到職棒。在中華職棒初期，擔任三商虎隊的三壘手。兄弟隊的吳俊達，本名吳德生，在豐山國小念書時低我三屆，三年級時加入棒球隊，小小的個兒，在球場邊幫忙撿球。吳家兄弟是阿美族，阿美族人運動特好，吳德生也一樣，打著打著居然成為少棒國手，到威廉波特參加世界少棒賽。回國後加入榮工青少棒隊，升入榮工青棒隊，保送輔大體育系，成為成棒國手。吳德生後來改名吳俊達，中華職棒成立後，擔任兄弟隊的中堅守，退下戰袍後曾擔任過一年的中華職棒大使。二○○一年十一月，吳俊達考取高爾夫職業球員資格，他是臺灣第一位職棒、職業高爾夫「雙棲」的職業球員。每次看到他在球場上奔馳，我就不禁想起他那在颱風天午後送信到米棧而淪為波臣的大哥，以及和我們一起玩樂團，打爵士鼓、吹薩克斯風的二哥吳岱霖。 如果就這樣一直守著一壘，縱使球隊戰績不佳，我童幼的心靈也不會覺得有這麼大的挫折罷！我常常想，後來離開球隊的原因雖然可以找出一籮筐，最重要的可能還是對自己運動才華的失望。就在我小學六年級那年的秋季賽，打完第一場比賽之後(對我的球隊而言，打完一場球約略等於輸一場球，我們的球技就差可憐見了)，吳宏光老師忽然將我調到右外野，把右外野手調到一壘。從此我有了被放逐的感覺。小小心靈裡總以為內野手是比較重要的，而我常常站在右外野的位置望著天空發楞。每當內野守備們聚集討論比賽時，守外野的我和其他兩位隊員就呆呆地站在外野草地上，等待球賽繼續進行。 我的個子在同年齡算高，在教室裡總是坐最後一排，距離黑板最遠，除非老師找麻煩，否則很少會注意到我。從小學到高中，我似乎一直沒有離開過最後一排的位子。常常我坐在教室裡，老師在前面講得口沫橫飛，我卻是坐在後排望著窗外的大王椰子花開花落。偶或天空飄過幾朵卷雲，輕描淡寫地畫過，宛如也是外野手的心情，窗外的草木扶疏多麼怡人，右外野的草地青翠柔軟，我再也不要到內野參與那些激烈的爭執和競賽了。就是這樣的心情，我站到右外野去了。每當比賽的時候，常常我站在右外野的青草地上，望著花蓮蔚藍的天空癡癡發楞。 後來也加入過其他球隊，我總是打那最無關緊要的位置。籃球打後衛，手球打後衛，足球踢後衛，感覺上自己永遠是外野手。可不管甚麼球，打後衛的人似乎都難有得分的機會，沒有掌聲也沒有喝采，我默默地站在外野或後衛的位置。如果說球賽是一種競爭，外野手與後衛大概是最無所爭的罷！他沒有主動地攻擊，祇有被動地防禦，而我卻覺得外野和後衛的青草地真好。 五年級時加入學校樂隊，吹長號喇叭。三位小喇叭手均為棒球隊員，楊廣隆、李金鐘、黃漢水；中音號喇叭手為簡瑞昇、黃天送；長號喇叭手為莊金龍、張鴻議和我。蔡秉中打大鼓，杜茂楨敲三角鐵，小鼓有邱素貞、李秀雲等人；指揮是彭成洲。黃天送後來去學爵士鼓，和村子裡大一些的吳岱霖、彭子森他們組樂隊，但似乎不是很成功。杜茂楨功課極佳，大學時念成大。莊金龍花蓮高職畢業後，任職壽豐農會，娶了同班的高素月，一直待在村子裡。長號喇叭在樂隊裡最不起眼，一音一音地拉長縮短，像教堂裡唱聖歌時伴奏的背景。有時開演奏會，Solo絕對輪不到我，永遠在伴奏的低音部當陪襯。 然後我就離開球隊了。在小學畢業的那年暑假，我帶著右外野手的悲涼離開球隊，也離開我童年的野球夢。 五年下期，學校將我們這一屆重新編班。我不知道重新編班的真正理由是什麼，可能是因為鄉下人口流失，學生數降低，因此將三班拼成兩班。但我印象裡班上人數並沒有減少，也沒有同學轉學。併的方式是將甲班拆散，各分一半學生到乙班和丙班，原來我念的乙班則變成甲班，吳福壽老師繼續當我們班導師。這時我的功課一直維持得很好，每次月考都最高分，學期末總是拿第一名。這一年我一方面在棒球隊守一壘，而且是樂隊的長號喇叭手，加上功課不錯，學期末時再度當選全校模範生。 可模範生一樣愛玩，豐山國小圍牆外的荒埔仔是我們的快樂天堂。一九七○年夏天，結業式才剛剛吉束，諸葛四郎和魔鬼黨在荒埔仔打得如火如荼。幾天前五年乙班到班上來挑戰，約定下午要決一死戰，好戰分子們個個摩拳擦掌，非要把惡魔打倒不可。 蟬鳴唧唧，園裏的紅心番薯大又好，贏了這場仗就可以用牛糞、芒草和樹枝焢番薯了。雖然結業典禮時那個胖嘟嘟的黃校長才剛剛說過，不要貪玩，要溫習功課，把暑假作業做好。說歸說，做歸做，講了五年，什麼都一樣。早上來學校的時候，偷偷把寶劍藏在放掃把的櫃子裏，那是我花了三個傍晚才削好的木劍。吳東湖和劉劍文也把他們的寶刀寶劍帶來了，最後的出擊必當凱旋，我們心裏默默地祈禱。 終於，期待的時刻來臨了。攜帶著寶刀寶劍到荒埔仔，還有好事的啦啦隊助陣。 擺開陣勢，雙方劍拔弩張。一聲令下，兩隊人馬捉對廝殺起來了。火毒的太陽赤炎炎，加油聲此起彼落，雙方你來我往，刀劍相交，虎嘯龍吟，宛如古戰場上的萬馬奔騰，沙塵迷濛。 忽然，對方一刀砍來，慌忙中我斜劈一劍，唰地一聲，刀劍同時折斷。兩個人遽然立在那裏，手握著已折的刀柄劍把，望著殘刀斷劍癡癡發楞。其他人也停止砍殺了，大部分的刀劍已折，人也疲倦了，戰鬥結束已黃昏。有人提議去挖番薯，一呼眾諾，大夥兒就用斷劍殘刀挖起番薯來。 用泥塊做好窯，以芒草生火，刀劍也成了柴薪。火勢漸旺，泥塊已紅，把番薯投進窯中，再鋪上生泥塊，番薯硬生生燜熟了。 夕陽西下，剝著香噴噴的番薯，附近人家炊煙已裊裊，耕罷的農人駛著牛車回家了。在暮色中，我遽然驚覺自己已經長大了，諸葛四郎和魔鬼黨，王子月刊和雲州大儒俠，一切都已成明日黃花，那柄用來烤番薯的寶劍大概是最後的龍泉太阿吧！ 秋天以後我就六年級了，再不能鎮日玩著騎馬打仗和圓紙牌，明年升上中學，黃書包換成綠書包，美麗的童年就要結束了。 六年級的班導師是邱澄河老師，他是豐山國小公認書教得最好的老師，排球打得很好。在初中未改制以前，學生家長都會要求邱老師教他們的孩子。我很幸運地因為五年級併班的緣故，有機會讓邱老師教到。那時學校課程分為主科和副科，主科是國語和數學，都是邱老師教的，我這兩個科目學習情形相當良好，奠定後來上國中以後的基礎。 一個春日的午後，我和邱澄河老師走在回學校的路上。這條由學校通往豐田街上的小路，並非平常我上學走的省道臺九線。 植滿低矮觀音竹的路旁，有一條細細的圳溝流過。邱老師問我長大以後要做什麼？我告訴老師要去讀大學。想不起當時為什麼會那樣說，讀大學好像也不能當做作文課裡〈我的志願〉來寫，何況家族裡並沒有人讀大學，甚至我不知道大學是什麼。三十年後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怎麼會記得那個春日午後和邱老師的談話？那個童年的高貴的夢，時時在我心縈繞；後來我真的去讀了大學，甚至在大學混一口飯吃。 高年級有國語文競賽，五年級時，吳福壽老師選派我參加作文比賽和國語演講比賽，但我實在不太會演講，站上升旗臺，講得疙疙巴巴，成績當然慘不忍睹。尤其我們這一屆有一位很會演講的陳秋菊，每次演講比賽都是她拿第一名。她也是升旗時唱國歌的指揮。倒是作文比賽得了第二名，那是我除了學業成績之外，第一次獲得獎狀。六年級時，邱澄河老師再度派我參加作文比賽，仍獲第二名。 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的臺灣，因為受到日治時期軍國民教育的影響，學校朝會時要做早操。我六年級時邱澄河老師選我擔任早操的帶領者，做早操時站上升旗臺示範動作，而示範的動作和同學左右相反，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做和同學左右相反的早操，反而忘了正常的早操動作。 打球時我的爆發力算不錯，因此在學校組手球隊時，我也加入球隊，打左邊角，攻門後要側滾翻落地，常常摔得滿身傷。但我跑步的速度並不快，所以在運動會時，競賽項目的成績並不好。所幸我的彈性不錯，在六年級那年的運動會，獲得跳高冠軍。後來在國中三年級時，參加全校運動會，再次獲得跳高金牌。許多朋友看到我中年以後發胖的樣子，怎麼都不肯相信我當年是跳高選手。 除了課業和學校正規的各項運動、學藝競賽，男生平常玩的遊戲花樣繁多，諸如玻璃珠(彈珠)、橡皮圈、圓紙牌、陀螺、橄欖仔、玉石片。 我是同學間的陀螺好手，不僅陀螺打得好，而且自己刻陀螺。 坐在小板凳上，用柴刀劈一整個下午的陀螺，也不知自己何以有如此耐性，一刀一刀，細心的劈砍著，把一截木頭硬生生削出陀螺的雛形來，然後再用牛草鐮或牛小刀慢慢修，修得表面光滑無痕，比那機器做的還要好看。陀螺刻好了，用鐵釘打好孔，拔出，再釘上粗鐵線，就大功告成了。陀螺釘鐵釘當然也可以，但在打的時候鐵釘會愈陷愈深，不多久，整枝鐵釘就刺進陀螺肚裡去了；而且，鐵釘太重，陀螺轉起來不靈活，也轉不久，因為笨重的緣故。換成粗鐵線，因為兩頭是平的，不會繼續鑽入，而且較輕，轉動起來靈活且持久，與人較勁時便有了先天上的優勢。 刻陀螺的材料以樟樹、芎樹、芭樂樹為佳，橘樹不易得，但既硬且輕，是極佳的陀螺材料。那年冬天，家裡說要把菜園擴大，砍掉向北的佛手樹與海梨，我便興致勃勃地拿了刀鋸，截樹幹，刻陀螺，忙了一整個下午，好容易完工了，釘上粗鐵線，跨上鐵馬，像將軍出征似地到石礦公司廣場去。那裡是陀螺較量的中心地帶。 抵達時，已經有許多人在那兒玩了。我只好從最後一名玩起。先打，讓原來的落屎尾釘，層層向上，直到冠軍釘到第二名的陀螺上，然後大家比誰的陀螺轉得久，重新排定順序。第一把我就升到第五名，第二把躍升第三，到第四把時已是冠軍。大家看到我的陀螺排名驟然上升，忽然就爬到冠軍頭上，都訝異非常。在比賽間斷時，紛紛過來搶我的陀螺去看，居然是自己做的，「陀螺王」之名不脛而走。 生命像陀螺般旋轉，塗著五顏六色的粉蠟筆，轉出一圈圈彩虹來。陀螺旋轉，轉過夏日的天空，轉過冬日的冷寒，童年記憶緩緩沈澱，化成一帖帖說不完的故事。歲月的陀螺繼續旋轉，轉過寂靜的鄉間小路，轉過老牛拖著木輪鐵皮車行道遲遲，書包裡的圓紙牌孫悟空七十二變。陀螺一個換過一個，繩子斷了一條又一條，牛小刀彎成了下弦月。終於有一天，陀螺不見了，牛小刀收在木盒子的百寶箱裡，童騃的快樂已杳不可尋。 一九七一年夏天，木麻黃樹林那邊蟬鳴唧唧，日子過得好長好長。畢業考試已經結束，我是畢業生的第一名，畢業典禮時獲頒縣長獎，獎品是一支派克21型鋼筆，這支鋼筆一直陪伴我國中畢業，而且影響我的寫字習慣，從那時直到現在，我老寫不慣原子筆，所有的文稿都用鋼筆書寫。 校園裡唯一的那株鳳凰樹遲遲不肯開花，畢業紀念冊上我們依舊抄錄著「鳳凰花開，又到了離別的時候」。驪歌響起，老師叮嚀諄諄，同學話別殷殷，彷彿真要生離死別似的。 壯碩的菩提樹和鳳凰樹比高，孩子們和時間賽跑，終也到了揮手自茲去的季節。菩提樹下靠南的那排教室，風琴和著稚嫩的童音，驪歌之後，唱起李叔同的〈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濁酒盡餘歡，今霄別夢寒。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聚雖好，別雖悲，世事堪玩味，來日將會相遇期，去去莫遲疑。 歌聲揚起了離情，彷彿真是此去千里，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幼小心靈裡開始學習孕育離愁悲情，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在這未識人世的年歲，偷偷擠出幾滴賦別的眼淚。 所謂賦別不過是從豐山國小到壽豐國中，學校就在隔壁的豐裡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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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