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約翰遜教堂(Johnson Memorial Church)要尋找「他」。

那一年，作曲的我和新婚的女詩人妻子前去拜訪一位住在紐約法拉盛區的畫家，我們邊泡著茶葉，畫家聊及了這位「他」。畫家和妻子在剛來美國打拼時生活很窘迫，受到「他」的照顧很多：「沒有畫桌？這張搬回去用。」「少了盤纏？這五百塊你先拿去用。」

我在異鄉意外再度聽見「他」的消息和名字：「謝德慶」！又驚又喜，喚起了多年以前對他的記憶。而眼前這張長木桌，就是謝德慶贈予的畫桌，不禁摩娑再三。

謝德慶當年在台灣掀起一波「行為表演藝術」的熱潮(從高樓躍下而跌斷雙腳腳踝、泡在馬糞裡、讓半噸石灰板壓在身上。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台灣當時社會的焦慮狀況。)之後，他有計劃地去當一名遠洋船員再跳船進入紐約市(1974)，開始展開另一波更令人驚訝的關於與「時間」抗衡的五件《一年表演》(1978-1986)。(在一年當中，囚禁在自家的木籠子裡，不閱讀、不說話，每天在牆上劃一道刻痕；在一年當中，不分晝夜，每小時用打卡機準時打卡一次；在一年當中，浪跡戶外，不進入任何室內；一整年，與一名美籍藝術家琳達‧莫塔諾各自綁在一條繩子的兩端，但不接觸；一整年，不做藝術、不參與藝術活動，只是生活。)

    第六次，也是最後的一件：名為《十三年計劃》！在這十三年當中(1986-1999)──他創作，但不公開。

    誠如藝評家Hans-Ulrich Obrist所說：「謝德慶預見了我們的時代，他讓時間成為他的媒材。」

    在「戶外」(1981-1982)的那一場表演，他一整年如流浪漢蓬頭垢面的模樣，其行徑似粗魯狂人，實則有心細深沉的一面。我覺得他是一個「用『時間』來雕鑿『詩意』的藝術家。」

    在畫家的客廳裡，茶水蒸騰中，畫家背後的牆面上正懸掛著一幅巨大油畫，我由衷讚嘆著畫作的創意和花蓮山脈的宏偉；他表示目前只完成一半，山的下半部尚待以工筆耐心塗繪上群樹華麗的一葉一針。登時，我心中感到悵然，眼前「未完成」的山貌，如土石、植披的自然裸露，既帶有「空無」又帶有滿盈的期待意象，其實讓我欣喜若狂。當我明瞭以後將再也無法見到這幅畫作「現在」的質樸面貌了，而私自惋惜不已。

    此時，窗外的冬季晴朗天空，漂浮著碩大無朋的白雲。在花東，我也曾見過像這樣被冷空氣凝結的初春雲朵，在畫家背後的油畫中，擬真的白雲正漂載著他濃濃的鄉愁。

    這一天，聖誕節過後兩天，再幾天便是千禧年的開始。畫家提及謝德慶的《十三年計劃》正好要在元旦當天終結，同時，會在約翰遜教堂展示相關的紀錄文件。

    我在千禧的第一天下午偕妻子趕赴現場，中途迷路加上錯赴了兩處名稱相近的廣場，抵達時教堂已經深鎖、人去樓空。

    十三年！時間的漫長，足以讓所有人淡忘掉在十三年前熱烈地開始，然後平靜無聲地結束的活動，和曾經有這麼一位狂異行徑的人物。而謝德慶所運用的媒材，正是用身體以無聲、無形的「時間」去形塑成一件有形的「作品」；而這件「作品」創作的前提卻是「看不見、不言說」的非成品的「成品」！(就像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一位藝術家)

    《十三年計劃》的結案，是悄然寂靜的。只有極少數持續贊助的單位和人士到場，沒有鮮花、鎂光燈、DM和旗海。我詢問附近路人也無人知曉有此活動事件，最終，我疑惑自己其實是不是已經算是參與了歷史性的「發表會」呢？還是真的錯失了？

    今年二月，謝德慶打破自千禧年以來的沉默，發表了與英籍教授亞德里安．希斯菲爾德（Adrian Heathfield）共同創作的新書《現在之外》(Out of Now)；在三月(三日)，且將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談論那《十三年計劃》當中，有創作但「不公開」的表演「內容」。

    誠如謝德慶在當年《十三年計劃》結案時所宣布的：「我讓自己存活了，我活過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想，歷經了肉體、心靈的摧折和建設之後，在那一刻他已經找到了自己！既活在現在之外，也活在現在之內。如海德格所說的：「存在」與「時間」是須臾不離的。)

    我覺得，謝德慶所反覆要追尋的生活意義，正暗自服膺了老子(和佛家)的理念──人唯有不斷剝除掉層層的「知識障」，回到嬰兒般「無知」的寧靜本真，全然地「敞開」，才是最柔軟卻又最強韌的狀態。

    生活的純粹本質是什麼呢？謝德慶極簡單的一句：「存活了！」，可能是很好的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