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組成、文化形成，人就變成了人。而人類學家的民族誌，是用少數民族的邏輯去紀錄，藉由參與式的觀察對其進行整體理解。幾年前曾至誠品講堂聽楊照談李維史陀，他設定分析人類社會原型的方法是：建立人類行為元素表，然後以之解釋社會現象的合成，身為研究人類行為的化學家，他的眼中所見，皆是接近物質世界的結構。後來讀到中研院學者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一書，她以近身訪談的田野調查，貼近彝族文化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接連席捲下的惶惶不安，更進而凸顯少數民族在國家政治機器運作與主流文化的強勢入侵中，作為通過儀式的外出染毒、罹病，如何因此受到汙名化與忽略的內幕歷程。近日看完古巴裔現居美國的人類學者露思•貝哈《傷心人類學》，她對於自身所處位置的敏感與不滿，使其不斷穿梭其間，儘管焦慮不安，但她依舊堅持介於其中，不斷回首觀望。她以聖經中的鹽柱為引喻，回頭望鄉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如此，人類學，或似露思之類的人類學者極易受傷。

　  露思說﹕「作為一個不斷被異位的專業儀式喚起流亡悲傷的民族誌工作者，我懷疑自己的權威。我將它視為時常有爭議、始終處於失敗之處。」當作者以易感的方式來書寫，讀者也將以易感的方式來回應。閱讀此書，藉著人類學的隧道經歷這趟航行，往往也從引導的作者身上看見自己。書中提到攝影師羅夫•卡勒面對深陷泥濘的受難者，再也無法躲在相機之後默默觀看，他選擇不再以無罪旁觀者的身分來記錄這場悲劇。於是他蹲伏在泥濘旁，把相機扔在一旁，將手伸向被泥土吞噬的歐瑪拉，但此時她的心和肺都衰竭了。作為典型的易受傷的觀察者，卡勒體現了在目擊苦難時想做出各種努力的主要兩難。看到這樣的敘述，想像當時的情景，使人心痛，彷彿與受苦的人一同「陷入泥濘」。這也是媒體工作者經常遇到的困境﹕ 當受訪者敞開心房，述說深深鑿開自我溝渠的傷痛，作為觀察者的我們，還能佇立在相機的鏡頭後、打開錄音機、手握著筆？ 難道尊重、虔誠及憐憫的界線不應該跨越，甚至是把記錄扔在一旁？ 但是，倘若無法使恐懼止息，是否至少應該秉持同理真誠之心加以記錄，而不是極盡煽情誇張之能事？

　  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可以如李維史陀般以客觀的眼光凝視與分析，亦可以像露思一樣暴露自我的傷口，血淚歷歷。她回顧九歲時因車禍被迫裹上石膏、不得動彈的那一段日子，身為裹著石膏的女孩，她看到奧立維•沙科提到﹕「人類直立的姿態，不僅是一種生理的姿勢，也是一種心理的態度。直立代表著站立，也代表著為自身而戰；代表著行走，也代表著擺脫限制，不再受到醫生和父母的控制，獨立而不依附他人，能自由地、大膽地、充滿冒險精神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於是大哭了起來。人類千年來自在靠雙腳行走的姿態，是完全康復的象徵，是以她能真切感受到病人的「囚犯症候群」。此外，她並以外祖父之死省視內心的遺憾，明瞭現代的死亡秘密傳遞著雙重悲哀﹕ 哀傷不僅單純來自失去所愛之人，也來自意識到的挫敗——覺得自己其實可以做得更多，只是與死亡的抗爭結束得太快。對於去年喪父的我，實是心有戚戚焉，對我來說，還有很多可做而未做之事，因為挫敗感所招致的傷痛似乎跟失去所愛等量齊觀。露思於書中引述小說家卡夫卡所言﹕「如厄運降臨，讓人深感不快，就像人們疼愛勝過自己之人的死亡，如自殺。書必須是能打破我們內在凍結之海的冰斧。」關於死亡的人類學書寫，如果不是打破我們內在凍結之海的冰斧，至少必須是能在描繪與敘述人類學家與死亡相遇的傳統形式上鑿洞的冰鑽。

　  德國流亡人士布希萊特曾寫道﹕「可憐那些需要英雄的國家。」針對二戰納粹的罪愆，克勞德•蘭茲曼拍攝屠殺猶太人的電影，目的不在於呈現源自過去的恐怖意象，而是要與述說大屠殺故事的不可能性搏鬥。他的努力在於「拍攝失落」，他想要讓「死者的缺席在影片中出現」。蘭茲曼說﹕「我需要鐵的永久和鋼的永恆，且讓自己附著其上。」他拍攝了穿越集中營世界與另一個世界之間界線的倖存者，拍攝過去與現在、生者與死者的距離。「他們可以跨越，但他們和我們都只能活在現在。」哀悼並非取代死者，而是為其他事物騰出地方，來和過去建立關係。克勞德把過去帶到現在，允許自己經歷所失去的，儘管有失落，但這便是傷心的意義。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承擔證言與見證，提供對真理唯一且依然不穩定的把握，但不管是人類學研究、文學著述或影像創作，各種表徵的形式都該向其根源致敬，這些根源便是存在於述說、傾聽、謄寫、轉譯與詮釋的民族誌經驗中。

　  閱讀，讓某些聲音跳出喉嚨，為我們暗啞的生活，尋找一隻手持擴音器。《傷心人類學》以低沉的悲鳴，讓我們聽見憂傷的生活旋律，想見作者與其受訪者的誠實軟弱，進而能夠體會與感動。是以回首之必須，傷痛之必須，書寫與理解之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