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是武俠小說嗎？或只是以塑造人物為核心的英雄傳奇？胡適將《水滸傳》視為英雄傳奇的類型，是一種基於民間痛恨官吏，所形成期待英雄的心理。但此書亦包含將歷史事件小說化的成分，透過變形，和現實世界互滲又有所區隔，與武俠世界的江湖有異曲同工之妙。上週末午後至國家圖書館聽徐富昌談「武俠小說視角下的《水滸傳》」，講者學識豐富，旁徵博引，從唐傳奇的豪俠小說到現代金庸的武俠系列，從〈聶隱娘〉、〈紅線傳〉到《神雕俠侶》、《鹿鼎記》，將之與《水滸傳》中的好漢、綠林及武藝相互比較，兩個半小時的講座欲罷不能，令台下聽眾大呼過癮。

　  水滸故事存在於市井之間，而非廟堂之上，長久以來，形塑成「忠義」或「誨盜」兩種觀點。這些草莽英雄多來自社會底層，與民間文化關係密切，更進而形成所謂的「綠林文化」，強盜行徑也好，俠客之風也罷，一部文本，各自表述，原是以簡單故事為「母題」，經過平話家、戲曲家與小說家的敷衍修飾，便擁有了豐富的骨肉。不少論者咸以為《水滸傳》對後世武俠小說影響深遠﹕ 如以「亂自上生」、「替天行道」為信仰，主持社會正義，為民請命；或是表彰先秦遊俠精神而不惜以武犯禁；抑是在粗豪的俠客形象之外，還啟發了打鬥場面的描寫與行俠主題的設計。可謂上承《史記•遊俠列傳》精神、唐傳奇的藝術風格，下開清代俠義小說之先聲。

　  徐富昌特別提及「俠」與「盜」的變異聯繫。之前閱讀蔣勳《孤獨六講•暴力的孤獨》時，曾看到墨家為最早的俠者一說。但有人認為墨家並不是出身於俠的武士團體，而主要是一個學術團體，他們所從事的是一般遊士的共同事業：完成學業，然後四處遊說，用自己的觀點和辯才去影響諸侯各國，並爭取出仕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以建功立業。然而，墨家的確與「俠」的生長和發展有著密切關係。《墨子•經上》曾提出「任俠」觀念，指出任俠出身於「士」階層，武俠是「士」的一部分，這是指俠的社會性質。墨子不僅以「損己而益所為」精準概括了「任俠」精神的實質和內核，並進一步闡述了任俠精神的實踐方式：「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也就是做自己所厭惡的事來解放他人的急難，要不顧一切地去扶危救困，為人解圍，這正是俠的行為準則。墨家以「逸出常軌」「衝撞體制」相對於儒家的捍衛體制和道家走自己的路，莫怪乎聞一多引用英國學者威爾斯先生之言：「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裡，鬥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墨家)。」

　  不少研究者將《水滸》的梁山泊聚義，視作一個武裝的綠林豪俠集團，所謂的「江湖」，《禮記·王制》：「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大戴禮記·千乘》：「太古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王聘珍解詁：「遊民，不習士農工商之業者。」在江湖的內在變異中，綠林和武林的滲入，最終趨向後者，在寄託桃花源的同時，亦反映人性嗜血的現實。書中人物可以為了義氣置法令於不顧，甚至淪落占山為王、奪人錢財的英雄末路，不管是剪徑(攔路搶劫)之賊，還是劫江之盜，皆無俠客之風，而有暴客之惡，不啻為幫派盜匪之流，和司馬遷所謂遊俠反社會性的「赴士之困厄」，明顯有所差異，是以引來不少衛道者的非議。但《後漢書》曾言﹕「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可見綠林是組織化的軍事集團，自有法度，甚至具有揭竿起義，推翻政權的力量。《水滸》的好漢們生活在傳奇式冒險的世界裡，熙熙攘攘，充斥著野蠻氣味，水泊梁山呈現了受壓迫的政治烏托邦，史上亦不時可見清官藉綠林英雄以抗衡朝廷邪惡勢力，如展昭之於包拯。這和無意於推翻現有政權的俠客極為不同，俠客基本上是獨立個體，以個人意志和力量來對抗整個社會的黑暗，這或是強調集體對抗政權的《水滸》之非武俠性。另有一說，則認為《水滸》前半部具有武俠特質，後半部因為被「招安」了，從原來的「聚義堂」改為「忠義堂」，一旦被納入體制，便不再純粹忠於自己或為弱勢發聲，自也與俠者精神漸行漸遠了。

　  進入水滸人物的活動場域後，徐富昌就寺廟(道觀)、林子、莊院與農莊以及食宿歇息場所，將《水滸》與唐豪俠傳奇中的出沒場景加以比較分析，非常精闢有趣，像是寺廟之於謝小娥、尼姑庵之於聶隱娘、瓦罐寺之於魯智深，又或是讓宋江避難兼具精神慰藉的玄女之廟等，甚至可延伸至武俠小說中的少林、武當與峨眉等門派。至於《水滸》中的農莊、莊院主人，多具有黑幫背景，政商關係良好，和梁山泊集團井水不犯河水，這種家族式的莊院，帶有江湖意味，和現在某些企業集團的感覺頗為類似。最有意思的是講者對酒店的功能說明﹕ 除了是開放的公眾場所、便於朋友聚會與旅人飲食投宿之外，更是方便情報蒐集與交換之地，是以店小二通常「知識豐富」，語帶玄機，這怎不令人聯想到武俠小說中常出現的「悅來客棧」呢？

　  最後一部分談到武功、武藝與道術，這是我最感興趣之處。「武」是「俠」的重要工具，徐富昌說《書劍恩仇錄》根本是《水滸傳》的變形，陳家洛作為紅花會大當家，其實就是個幫派頭子。他還比較了梁羽生和金庸兩位武俠小說作者的差異﹕ 前者是會家子，懂武功，認為「俠」是靈魂與目的，「武」是軀殼與手段；金庸本人不會武術，小說情節來自於圖譜與武書，是以可以天馬行空、充滿想像，其重心在「武」不在「俠」。《水滸》中的好漢多半武藝高強，沿襲前代對奇幻武功(道術)的描寫之外，更注重寫實型的武術技擊和武打場面的描寫，人物多持刀棍桿棒，體現了俠客的人間化、武藝的真實性與創作的美學效果。講者並藉此說明中國古代俠客形象的變化過程﹕ 從《史記•遊俠列傳》的史家實錄、唐代遊俠詩的詩人抒情，到唐代豪俠傳奇的小說家幻設，「以武行俠」的模式已然形成，俠客必須身兼武藝，才能替天行道，鏟惡鋤奸。是以即便在招安之後，亦可看到梁山好漢武松、魯智深具有正面對抗軍將的神力，可以和呼延灼打成平手；玉麒麟盧俊義棍棒天下無雙，能夠力敵耶律四將而不怯。

　  以武俠視角看《水滸》，沒想到從人物形塑、江湖意涵、活動場域到武藝招式，皆有可觀可究可深可廣之處，有濟弱扶傾的英雄氣概，有路見不平的俠客之心，也有恣欲自快、豪暴牟利的盜寇行徑。俠非俠，盜非盜，梁山眾人是綠林好漢或武林惡霸，頗堪玩味。感謝徐富昌教授帶領聽眾以凌波微步之姿橫跨時空，從當代武俠作品一路穿越至《史記•遊俠列傳》，虛實相間，招招皆指出要點，令我輩深受啟發，收穫不淺，雖尚未打通任督二脈，卻也習得一二內力心法。兩個半小時的提點，終須一別，百般依依，只望後會有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