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和外祖父

   祖父是艋甲望族，做日本公醫，後來被調派到台東和花蓮任職。外祖父是福州人，住在鳳林的客家村，在花蓮中華路經營一家旅店福樂館。外祖母多年沒有生育，外祖父從福州領養了幾個孩子，都在自家旅店幫忙。外祖母一直到四十歲才生下唯一的親生孩子，我的母親，外祖父母老年得女，很疼愛母親。母親鳳林公學校（日本時代專給台灣人讀的小學）畢業後，在花蓮的醫院工作，遇見父親，16歲就嫁給父親。父母二人用日語溝通，跟我們說閩南話，母親娘家人則說福州話，母親還通客家話，只有國語不流利。

父親和二二八

   父親1911年在艋甲生長，有一個兄弟，祖父有個養女童養媳，都很少來往。父親還有一個親妹妹過繼給別人。父親台北二中（現成功中學）畢業後，想讀法律，但當時台北帝大不准台灣人讀法政，父親東渡日本讀法律，不知為什麼。沒有完成學業，返台後到花蓮任日本警官，權力大，地方上有地位。父親對漢文有興趣，自學漢語。1943年左右，父親加入日軍，起初到廈門任翻譯官，後來又隨日軍到海南島服役，直到二戰結束後才返台。

   父親從海南島回來後，到花蓮地方法院做翻譯，跟院長關係很好。1946年台灣實行地方自治，由於父親曾為日本警察及在日軍服役，在地方上有些聲望，被選為第一屆花蓮市民代表會代表。做了不到一年，不善政治的父親離職，到新城鄉做鄉長。1947年二二八事變後，父親代表地方民眾跟國民政府協調，被列入黑名單，雖然法院院長（是國民黨）保護父親，但有朋友被抓坐牢或槍斃，1948年父親躲到新竹，在新光紡織廠做書記。在新竹待了一年左右，父親丟掉新光的工作，他又帶我們搬回花蓮。

   返回花蓮後父親回到地方法院工作，但是白色恐怖，害怕被抓，父親辭掉法院工作，帶我們搬到吉安鄉農村，投奔務農的舅舅（外祖父的養子）。我們住在鄉下簡陋的房子，屋內是泥巴地，沒有水電，用附近渾濁的河水。舅舅在豬圈後挖了一個地洞，必要時讓父親進去躲避追緝。記得有一個夜晚，一隊持槍憲兵敲門，質問父親的下落。母親搪塞，憲兵到處搜索，父親幸而躲在地洞中逃過。後來吳國楨當省主席時期，比較開明，讓曾經反對國民黨的人出來，父親在花崗山接受半年管訓後結案，得到自由，父親和他的朋友對吳國楨頗有好感。父親躲避追緝時期，什麼都不要，只隨身帶一套六法全書，舅舅的兒子好奇，不知為何父親那麼寶貝六法全書。

   父親管訓出來後有一點時間沒有工作，靠外祖父舅舅支持。後來依靠關係，找到富里農會總幹事工作。父親獨自赴任，我們跟母親住在花蓮。自小因為父親工作調動或躲避追緝，我們隨之到處搬家，父親到富里工作後，我們終於在花蓮安定下來。

幼年

   我們家有六個男孩，三個女孩，我在男孩中排第三，大哥大我六歲。因為家裡孩子多，日子過得很辛苦。母親曾經懷孕偷偷拿掉，父親知道了很生氣。我一歲左右父親被日軍調派到廈門和海南島。當時美軍轟炸台灣，西部損傷嚴重。母親帶我們搬到鳳林鄉下躲避，我曾經看見美國軍機越過空中，但沒有轟炸花蓮。母親說，我兩歲時得肺炎，鄉下不能醫，母親帶我坐火車到花蓮慶生醫院，醫生為我打針。但母親覺得無效，又帶我去看中醫，吃了犀牛角粉。後來病好了，母親認為中醫有效，我覺得可能是西醫抗生素醫好的。

   鳳林鄉下生活很苦，以番薯為主食，有時吃蝸牛。附近原住民常在河裡打漁，有時帶他們獵獲的野味跟我們換衣服或米酒，喝了米酒就喝得醉醺醺的，東倒西歪。曾經看原住民殺水牛，很殘忍。他們不會殺，拿著山刀亂砍，水牛痛得流眼淚哀叫，我們不敢看又捨不得離開。

   我們在鳳林住了一陣子，在日軍工作的父親收入少，母親帶我們回到花蓮，到菜市場打雜，補貼家用。母親很能幹，兩年後自立門戶，經營水果批發。母親帶一群孩子，只有外婆幫忙經營水果生意。當時家裡常有成堆的香蕉、甘蔗等水果，門口常有一排牛車等著裝卸貨物。母親成了花蓮最大的批發商。二戰後，父親回來，不願讓母親養他，母親不得已結束果菜生意。

小學

   父親為了躲避白色恐怖，我們隨他搬去新竹。我到新竹東門國小上一年級，不知為什麼，進去就當一年三班的班長，高年級同學欺負我，讀六年級的大哥出面保護我。讀了一年，父親丟掉新竹的工作，我們又搬回花蓮，在外祖父旅店住了一年左右。

   回花蓮後，父親帶我到附近的明義國小入學，校長推薦我去花師附小，花師附小接受我入讀二年級。那時我很土，老是流鼻涕，不知道為什麼，又被選當班長。原先的班長姓汪，是花師校長校長的兒子，我取代他，他哭哭啼啼的很傷心。班上全是外省人，只有兩個台灣人，分別擔任正副班長。那時家窮，我打光腳的時候居多，總盼新年有雙新鞋，但如願的機會很少。三年級兒童節大會，我被選上當大會司儀，借了同學鞋子才上台。

   那時花師附小是花蓮最好的小學，每班只有三十幾人，比國校人數少很多，校舍整齊，老師全是外省人。對我來說，到附小後接觸的多是外省人，是很新鮮的體驗。1951年花蓮大地震，我們家被後面四樓房子壓垮，幸好沒有人受傷，花師附小校舍也震垮了，我們暫借花蓮女中大禮堂讀了一年，才搬到美崙的新校舍上課。

   父親躲避追緝，我們搬到吉安鄉住，我繼續在花師附小讀書，上下學路途遙遠。有時舅舅的兒子騎腳踏車載我們去，有時候坐一段火車，再走一個多小時路到學校。後來父親自由後，居然跟人一起開辦花蓮客運，改善市郊交通。但是經營不善，父親欠了一屁股債，轉讓給別人後，跑到台北躲債。那是我小學畢業後的事了。

   父親在富里工作時，我曾經在暑假期間，坐火車到富里陪伴父親。我跟大哥比較親近，放假時，大哥帶我到水溝或海邊玩水。有時抱一個球，走一小時的路到花蓮內港玩水，自己學會游泳。花崗山有一個公共游泳池，平時不開放。有一次父親帶全家去玩，我從池邊跳下水，游回岸上，很開心。

   後來父親從富里回花蓮，找老木匠在城隍廟旁一個空地上蓋木屋給我們住。沒有廁所，借鄰居戶外廁所用。父親帶我們幾個在屋空地蓋四層雞舍，養了幾千隻雞。我們每天早上起來要換水，清掃，收集雞蛋和雞糞，週末有人來收。父親的獎賞是週日買冰淇淋給我們吃。

   我附小時功課不錯，一直到六年級都當班長。記得有一個外省女同學坐我隔壁，多次當副班長，跟我搭檔。附小畢業典禮時，不但我受到表揚，父親也被請去代表家長致辭。沒有想到父親對全體同學說：“我這個流鼻涕的兒子有這樣好的表現，讓我很驕傲”，讓我窘得無地自容。就這樣，我小學畢業，邁入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