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1943-1948

祖父是福建建甌人，祖母是福建埔城人，兩家都是地主，蔡家的祠堂叫九賢堂的，好像祖先有九個秀才。祖父曾經到日本學習公路工程，民國12年，28歲因肺病過世，當時我父親四歲，姑姑一歲。祖母一手將兒女帶大。父母是福建建甌成長，兩人是鄰居。父親高中畢業後到上海讀商業專科學校，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乘船回到建甌，到酒精廠做會計。抗戰時期，建甌沒有被日本佔領，但是因為有機場，時常有日本飛機轟炸，因此搬到隔江的水南居住。

我在建甌出生於1943年。1945年年底，父親因為有肺結核病，當時是不治之症，有人建議父親到台灣，因為四季如春，適合養病。父親於1946年年初獨自到台北，檢查結果沒有肺病，但在嘉義農業試驗所找到工作，因此留在台灣。

1946年11月，母親生下大妹滿月後，帶著我和大妹到台灣跟父親團聚。我對建甌唯一的記憶是在江邊等候上船到福州時，一手拿一個包，一手拿雞腿。我們從福州乘船到基隆，記得父親在基隆碼頭接我們。我們住在嘉義農業試驗所的日本式宿舍，就在林業試驗所旁，是榻榻米房子，有前院，後院是一條溪流。我們鄰居是日本人，記得他們送給我們家一個日本布娃娃，和一組圍棋，不久日本鄰居就搬走了。

當時我們家有一個台籍保姆淑玉。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嘉義發生騷亂，當天父親到嘉義醫院探望住院的同事，躲在醫院一晚。第二天醫院說不能保護他，父親不得已離開醫院，沿路到日本人遷離的空屋子躲藏，有時躲在天花板，有時躲在屋子下面空間。三四天後，父親回到農業試驗所，肚子餓，在田裡挖番薯被暴民發現。而我們在家，淑玉帶著母親、我、和大妹到她家躲避，一兩天之後被暴民發現，把我們送回試驗所集中看管，沒有傷害我們，但有時聽見看管我們的人威脅“抬系（殺死）”。後來國軍到嘉義，看管我們的人要求我們保護他們。

二二八之後，父親換到嘉義稅捐處工作，我們也搬進稅捐處宿舍，也是日本式房屋，院子很大，有兩棵芒果樹。之後我進中山路的吳鳳幼稚園讀書，每天跟一個鄰居女孩一起的牽手上學，現在還有聯繫。幼稚園的記憶不多，感覺跟小朋友一起玩很快樂。我們搬家後淑玉沒有在我們家幫忙，但是一直維持聯絡，她女兒結婚我們還參加婚禮。

小學 1948-1954

1948年秋天我進東門附近的民族國小。一年級時沒有教室，我們自帶小板凳，在樹下上課。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班上同學只有兩個外省人，除了我就是稅捐處處長的女兒。同學都說臺語，我也會説，不但臺語説得流利，到現在說國語也帶臺灣腔。一二年級不記得什麽事，三年級時有一個同屆父親是醫生的同學被他舅舅綁票並撕票，屍體在草屯發現，校長在升旗典禮時宣布這個壞消息，要同學默哀三分鐘。學校門口的民族路上有一個排水溝，記得四年級時我跟同學常下去玩。有一次剛開學發教科書，帶到排水溝玩，不小心掉進去。有一個同學建議到下游找，果然將書撿回來。還有一次，路邊有人曬樹薯，一個同學好奇玩旁邊放著將樹薯切成細條的機器，手指被切斷了三四根。不太記得學校玩什麼遊戲，倒是在在家裡玩鬥草，紅仔標遊戲。班上同學穿鞋的不多，我是穿鞋的，同學中好像務農的較多。有一個穿鞋的翁同學父親是醫生，曾經到他家打乒乓，他家中有一個房間專門打乒乓球。學校有口琴隊，我曾經去參加試吹，我沒有被選上。

雖然我成績過得去，但不喜歡上學，覺得無聊。我有個鄰居張同學，自幼稚園到小學一直同班。三年級時，有一天我不想上學，跟張說了，二人決定不去學校。一早帶了便當到市區亂逛，覺得自由自在。張只逃了一天，第二天返校上課。我逃學六天，照樣在街上逛，放學時間回家。我猜老師起疑，到我家探訪，才揭穿我逃學的秘密。不記得有沒有受到父母處罰，後來再也不敢逃學了。

五年級時爲了升學，我轉學到升學率較高的嘉義崇文國小讀書。記得有天早上掃地時，同班同學嘉義農業試驗所所長的兒子告訴我史達林死了。當時校園中有幾個戰壕，我們同學常分組佔據戰壕，互相丟土塊打戰。學校側門外是嘉義女中，我們常在草叢裡抓四腳蛇。五年級學會騎腳踏車，但父親不讓我騎去上學。六年級晚上晚餐後開始到老師家中補習。當時老師考試前對每一個同學指定最低分數，達不到標準的差一分用藤條打手一次。當時我們家走路可以到中山路，是最寬大的道路，其他道路都狹窄。除了上下學，我們很少到街上去。

1948年祖母由福建到台灣，跟我們住。記得祖母到台灣不久，母親懷著二妹，快要臨盆，祖母牽著我去找產婆，路上摔了一跤。兩岸隔絕後不知道父母家田地的歸屬。前些時，大陸的堂妹告知福建父親的房子仍然在父親名下，她將房屋權狀帶來台灣交給我，但田地下落不明。

我從小數學好，學校學鷄兔同籠和植樹問題都難不倒我，其他功課普普通通。當時我讀升學班，五六十個同學中大約有十幾個同學去老師家補習，我成績維持在十多名左右。當時嘉義初中是個別招生，我先考省立嘉義中學，沒有錄取，再考嘉義省立商業職業學校錄取。後來嘉義縣中第二次招生，我考取了，去讀嘉義縣中，開始另外一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