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我是印尼華僑，1950年出生在印尼爪哇島的三寶壟市。三寶壟是中爪哇省的首府，人口約100多萬，是僅次於泗水、雅加達的第三大港，印尼的第五大城市。我名叫Liem Bian Bie，我會寫姓“林”，但不會寫中文名。家中沒有人通華語，我的中文名字多半是父親一個通華語的朋友幫忙取的。堂兄弟名字裡都有Bian，是輩分排行字。父親那一輩名字中也有排行名，這個傳統到我們下一代就沒有了。朋友通常稱我Bian，台灣朋友暱稱我是“印尼阿扁”。

讀初中時（大約1965-1966），有了印尼姓名。當時當政的蘇卡諾將軍鼓勵華人改用印尼姓名。我們全家都改姓名了。我的官方名字Budi Muljono在學校裡使用，然而親朋同學之間依舊使用華人姓名，沒有人記得他人的印尼姓名。我22歲到美國時，印尼護照上使用的姓名是Budi Muljono，但在入籍美國時就改回原先的華人姓名，不再使用印尼姓名。我的姐姐和弟弟還在印尼，他們依然有兩個姓名，官方的印尼姓名，和平常使用的華人姓名。他們的下一代只有印尼姓名，我們家庭使用華人姓名的習慣到我們這一代結束了。我大學時曾經任游泳教練兩年，下圖跟學生合影，我在後排最右邊。

語言

家裡長輩都受荷蘭教育，以荷蘭語為母語。我出生時印尼已經從荷蘭獨立，沒有機會學習荷蘭語，自小使用兩種語言，跟同伴，同學，和家裡僱傭的工人使用爪哇方言；跟父母溝通，和在在學校裡使用印尼國語。印尼國語和爪哇方言完全不同，社會上層人士通用印尼國語，社會底層的人使用爪哇方言，跟父母或長輩一定要使用印尼國語，用爪哇方言被視為失禮，跟姐姐一定使用印尼語，跟弟弟一樣使用印尼語，偶爾冒一兩句爪哇語。

父母和外祖母之間通常使用荷蘭語，印尼獨立後官方和媒體使用印尼國語，荷蘭語不再流通，父母的印尼國語才漸漸進步。1944年出生的姐姐，同樣接受荷蘭教育，在印尼做牙醫，至今依然多半使用荷蘭語。我姐姐大概是最後一代使用荷蘭語的印尼人了。

祖父母和父親

祖父母有十三個孩子，父親年紀最小，我出生時祖父母都已經去世，對他們沒有印象。只知道我們和八成三寶壟華人一樣，祖籍福建。至於先祖何時到印尼，從福建何處來，都沒有記錄。父親接受荷蘭教育，是藥劑師，和朋友合夥經營西藥房，收入不錯，每天有汽車和司機接送他上下班。

外祖父母和母親

母親來自一個荷蘭化的家庭，外祖父幫荷蘭人工作，日本佔領時期（1942-1945）被關入集中營，糖尿病沒有得到適當治療，四十多歲就病逝在集中營裡。外祖父死後葬在荷蘭人的墓園中，墓園現在還在，由荷蘭人出錢維護。外祖母很能幹，獨自經營雜貨店和西點麵包店。雖然外祖母是荷蘭化的華人，但還是保留了一些華人傳統，比如過年時祭拜祖先。

母親姓Goei（編按：可能是魏），受荷蘭教育，名字也是荷蘭名Lena。母親在自家經營藥房兼賣雜貨，生意不錯。我們家有私家汽車代步，僱用了一個司機，還有三個住在家裡的女傭，負責家務。我小學開始就有腳踏車，上下學都騎車去。我們的親朋和鄰居大多是跟我們一樣的中產階級，過著算是富裕的生活。

祖居

我們住在一個高級社區裡的洋房，沿著三公里長的大街都是類似的西式洋房，現在還在。居民大多是說荷蘭語的華人，有少數華人新移民，和極少數的印尼人。荷蘭化的華人多半教育程度高，有專業技能，收入較多，跟印尼人少有來往。父母來往的大多是荷蘭化的華人。我們有個印尼鄰居，和父親一樣喜歡鬥雞，父親有時跟他一起參加鬥雞活動，是父親少有的印尼“朋友”。我在印尼生活了22年，朋友都是華人，沒有任何印尼朋友。下圖是祖居早年的照片。

中國城

1405-1433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時數次到訪三寶壟，很早就有華人在此地定居。此地的鄭和廟（三寶宮）始建於1434年，是印尼最早的中國寺廟，常年香火不絕，每年農曆六月三十日都有紀念鄭和登陸的慶典活動。因此，除了荷蘭化的華人社區之外，還有一些傳統華人社區，其中中國城是最大的一個，城裡有各式買賣，包括飯館、雜貨店、藥店等。中國城居民生活需求都可以在城裡得到滿足，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獨立社區，主要使用福建方言。有個游泳隊的朋友是潮州人，家中在中國城開建材行，我才知道建材行都是潮州人經營。雖然都是華人，但荷蘭化的華人看輕傳統華人，中國城的華人也不喜歡我們，叫我們“荷蘭腦袋”（Dutch Head)，雙方沒有私人來往。

小學和初中

因為公立小學師生多半是信回教的印尼人，因此父母送我到水準較高的天主教男校讀小學，校長是荷蘭人，老師都是華人。我們班級任老師姓Nio，四十多個同學，只有兩個印尼人，其他都是華人。下圖是班上合照，我在第二排左邊第四個。我12歲升入原校初中，絕大多數同學都是華人。我讀書時沒有教科書，老師台上講課，我們記筆記，從小學到高中畢業都是如此。

1960年代反共排華運動

1965年9月30日，幾個軍官發動政變，幾天後就被蘇哈托將軍領導的部隊成功鎮壓。事件後，政府、宗教團體、和蘇哈托將軍一致指責印尼共產黨是政變的主謀，展開對共黨黨員、左派分子、和華裔的迫害，在兩年期間估計有數十萬人被殺害。當時我讀初中，記得軍人按照名單到家中逮捕嫌犯，燒毀他們的家當。有一個比我年長三四歲的朋友，因為害怕逃跑了，失聯20多年後才又出現。我們家裡沒有受到影響，但是很謹慎避免被牽連，父親嚴禁我參加任何不知底細的活動。

1966-1967年間，政府宣布一系列反華措施，包括關閉所有中文學校，官方文書以“支那”取代“中國”，禁止發行中文報紙，不准中文雜誌進口，許多華人喪失了印尼國籍，等等。我們就是那時改用印尼姓名。 

回國-移居到中國

1960年代，許多華人移居海外。中國政府也派了船隻到印尼接運願意移居的華人到中國。當時一個家庭裡有幾個孩子，會選一兩個去中國。有個朋友就在那時移居中國。聽說他抵達中國後，帶去的行李家私被沒收了，官員告訴他一切安排好，帶去的不需要了。他去了就遇上文化大革命，遭遇了不少困難。多年後，他在印尼的兄弟事業發達，幫他安排離開中國。雖然他在中國過了苦日子，但他還是以中國為驕傲，令人費解。

雖然父母沒有移居中國的打算，還是不排除情況更糟時，可能被迫搬去中國，因此為我們請了中文家教。中文太難了，上中文課是讓我頭痛的事。學了一兩年中文，我只學會了幾個字，懂得幾個詞彙，比如“LiHai厲害”，如此而已。 

高中

初中畢業後，進入一所男女合校的公立高中，和小學、初中一樣，同學和老師幾乎都是華人。1967年正值反華浪潮高漲，學校解散，校舍被用作監獄，華人校長受到牽連被捕，囚禁在校舍中。同學四散，我又轉學回到原天主教學校，完成高中學業。下圖是跟游泳隊朋友和教練合影，我是從左算來第三個。

游泳隊

入讀初中後，我加入“大中社”學游泳。“大中社”是一個類似YMCA的社團，提供體育、康樂、和交誼活動，參加的幾乎都是華人青少年。當時三寶壟市內只有一個游泳池，我們游泳隊，每天下午放學後到那兒練習一個半小時，有些成績後，開始參加比賽，參賽項目有自由式、蛙式、個人四式、和水球。起初參加地方比賽，晉級到省級比賽，高中開始成為省代表參加全國比賽，一直參賽到22歲我出國為止。我從14歲開始獲獎，最好時一年獲得五面獎牌。下面是我們參加全國青少年比賽時所攝，我是左起第二人。

我們的訓練相當嚴格，隊員必須遵守游泳隊的一切規定，讓我們養成了注重紀律的好習慣，直到現在，泳隊朋友聚會大家一定準時或提早到達，不會有人遲到。參加比賽獲勝的時候少，失敗的時候多，讓我學會坦然接受失敗，是另外一個收穫。下圖是大中社水球隊合影，我是隊長，右起第四人。

大學

高中畢業，參加入學考試，進入大學主修土木工程。大學裡印尼同學比華人同學多，但是平時的朋友圈幾乎都是華人，只有一個家境比較富裕的印尼同學常跟我們來往。我大學沒有畢業，就赴美讀書，自此移居美國。下圖是跟朋友在爪哇海玩帆船。

我愛印尼

我在印尼生活了22年，我愛印尼，但是因為我是華人，受到種種限制，連自己的姓名都不能保有，感覺印尼不愛我。移居美國後，我經常去印尼探訪親友，我也願意在印尼生活。但是由於我的華人面孔，無論我如何努力，都不能在印尼得到公平的對待。我希望有那麼一天，華人可以在印尼被全心的接納，我真心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