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台灣 1949-1959

一、從上海到台灣 –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跟中共簽訂“北平和平解放協議”，共軍不費一兵一卒進入北平城。眼看傅作義六十萬大軍投共，全國人心惶惶。當時我在上海交大就讀，二月某一天，國軍四輛裝甲車包圍交大，捕捉共產黨。我知道上海不可久留，但是又不知道要逃到何處去。正在此時，我在軍校的好朋友陶祖侃逃到上海，到交大找我。他勸告我，以我家庭和曾任國民黨軍官的背景，共產黨來了之後肯定日子不好過，希望我跟他一起乘軍艦到台灣。我當即收拾簡單衣物，隨他乘摩托車到碼頭，登上一艘準備開往台灣的登陸艇。當時碼頭一片混亂，船上有戰車、卡車、撤退軍人、和像我一樣被夾帶上船的老百姓。由於情勢緊急，共軍隨時可能佔據上海，大家都想早點逃走。但是艦長外出，沒有回來。戰車連長急了，拿槍對著副艦長，逼他立即啟航。船沿著黃浦江出海，經過吳淞口時，砲台已經被共軍佔領，槍砲對著我們射擊，我們僥倖逃過，駛出外海。船上有大鍋飯，睡在吊鋪。由於我們乘的是平底登陸艇船，海上風浪很大，大部分乘客經不住顛簸，暈船嘔吐。經過兩天一夜，船到基隆，我跟著軍人下船，港口並無任何入境管制，看到女孩子穿木屐，腿上大多斑斑點點，覺得新奇。上岸後，隨著陶祖侃坐軍用卡車到台北，感覺一片荒涼。我們到一處軍營，在帳篷中住下。大約兩三個星期，軍人分發到各處駐防，我才搬到一家靠近中山堂的小旅館暫住。當時只有中山堂賣簡單西餐，菜式不多。附近還有當時台北唯一的一家咖啡館，賣咖啡和西點，有一台唱機，應該就是明星咖啡館。我到台灣之前，將母親從崑山接到上海四姨父家中。當時母親知道我遲早要逃離上海，給了我四五根小金條做盤纏。我乘船到台灣，走得匆忙，來不及通知，母親不知道我去了台灣。我初到台灣，有意轉到香港。但是住在小旅館時，金條不慎被偷，只好設法在台灣留下。

二、就讀台大經濟系 1949年9月 – 1952年5月，最艱苦的兩年半

我打聽到台大招收轉學生，從淪陷區出來的學生免學費之外，有匪區學生救濟金，供吃住，是一個不錯的出路。我在上海交大時讀輪機，希望以後有機會到各處遊玩。以我的背景，本應報考工程科系，但是由於讀工程需要購買一些工具，我身上只剩幾十元美金，難以負荷。我打聽了一下，讀外文或經濟系最節省。外文系是女生首選，因此我報考經濟系。當時轉學考試考四科，國文、英文、微積分、和經濟。前三科沒有問題，經濟學我沒有修過，在舊書攤上買了本經濟學，臨時抱佛腳，幸運地考上成為經濟系錄取四名轉學生之一。

一九四九年九月開學後，我暫時在圖書館中打地舖，等第四宿舍修建完工後，搬入第四宿舍居住。進入台大後基本生活問題解決了，但是還需要做家教，才能應付生活所需。當時所教學生的家境都不錯，有幾位學生父親是將軍，但是多半不用功。即使做家教，收入不夠外食，三餐吃宿舍的伙食。但是當時廚房很髒，我肚子裡曾經生鉤口線蟲(hook worm)。同學輪流擔任伙食團採買或監廚。伙食費不多，只能買高麗菜和幾斤肉。因為肉分量少，廚子將肉埋在底下，監廚可以分多一點肉。每個月加菜一次，每人可以加一條比手掌短的小黃魚，跟韓國餐館小菜中的小黃魚差不多大小。餐廳入口牆上每人有一個名牌，憑牌用餐。有時我們知道某位同學回家不會來，取他們的名牌，可以吃雙份。台大宿舍六人一間，睡上下舖。當時到那裡都是走路，宿舍中有個同學跟錢純同班，是中校，帶軍職就讀，有薪水，是少數擁有自行車代步的同學。同宿舍還有一位同學懂得一點武術，有一次經過成功中學，同行的女生受到中學生騷擾，那位同學打抱不平，跟那些中學生約好某天在植物園比試，結果被打斷了一隻胳膊。

我們經濟系有一百多人，郭婉容是我們同學，她人聰明，功課好，雖然是本省人，國語標準，還在台大國語演講比賽中獲得第一名。郭大學時就跟台大的劉姓講師結婚，畢業後二人一同留學美國。郭曾任經建會主委，和曾任財政部長的錢純也是經濟系，比我高一班。有一位同學陳水木，第二年失去踪影，過了一年又返回台大就讀。問他發生什麼事，他不肯說。傳聞他跟一個共產黨員同名同姓，被關了一年，調查發現共產黨員不是他，將他釋放。當時國民黨嚴密防堵共產黨，註冊時每一位同學都需要找一位高職位官員或店鋪作保，保證他不是共產黨員。我一人在台，無親無故，找人作保是最困難的事。當時政府嚴厲防諜，如果不知道別人底細，不敢為人作保，萬一出了問題，保人也受到牽連。我曾經請父親老友，物資局主任溫崇信為我作保被拒絕。好在我有一位同學陳一駒家中開糖果廠，願意用糖果廠的印章為我做保，幫我解決這個難題。當時台灣國府很不穩定，中共隨時可能進攻。一九四九年底，班上幾個女生為了害怕共軍來襲，離台到香港。

我是台大籃球隊員，任副隊長。經濟系的李乃輝也是籃球隊的一員，後來曾經加入七虎隊的預備隊幼虎隊。我們籃球隊水準不錯，曾經打敗過有體育系的師範大學。後來我在美國東部工作時，有一次到華盛頓DC的一家中餐館用餐，餐後waiter告訴我已經有人代為付賬了，原來李乃輝在那家餐館當經理。商學系同學張建國在世界銀行工作，時常出差到非洲。有一天一個人到一家中餐館用餐，當天餐館很擠，老闆請他跟另外一個中國人同桌，原來那人是李乃輝，聽說他在奈及瑞亞開成衣工廠。我讀中學時曾經在是上海精武體育館學過拳擊。台大附近有一間體育館，是一個曾經得過大陸全國性拳擊比賽冠軍的本省青年開設，有練習拳擊設備。我有時到那個體育館打沙袋。當時有個林教練，正準備組織一些會西洋拳的人到各地表演，看到我練習沙袋，告訴我有吃有住，邀請我參加。於是在1950年，我溜課，跟著這個西洋拳隊到各地巡迴表演。團中大約有十個團員，多半在戲院中表演，夜宿當地小旅館。我的工作只是跟其他團員上台表演拳擊。有些水準高的拳手，當場接受觀眾上台挑戰，打擂台。因為這個機會，我得以沿著台灣西部城鎮免費旅行，一直到高雄。大學生有時舉辦舞會，找間民居，地面撒滑石粉，找一台唱機，就開起法令禁止的家庭舞會。我們喜歡到同學何麗珠家中跳舞。她是何應欽的侄女，不但家中設備齊全，而且巷子兩端有軍人站崗，警察不會入內查訪取締。

我除了讀書做家教之外，1951還在一家貿易公司兼差，幫忙他們英文書信工作。做了幾個月後，我開始在圓山飯店工作，於是介紹政治系同學羅龍接手。羅龍也是我在政大外交研究所同學，在任華盛頓副代表時時有來往，後來曾任駐俄羅斯代表。我在台大時課外活動很多，時常缺課，不過也沒有耽誤課業。當時老師很多照著課本講。事後自己讀，或者跟同學借筆記就可以過關。記得的好老師不多,有教國際關係的雷松生，法學院長薩孟武，統計學老師張果為，和哲學老師殷海光等幾位。

三、在圓山飯店和美援會工作 1952 – 1959 – 美麗的回憶

美國駐台大使藍欽大使建議蔣夫人，在台灣成立一個可供美國及外國人使用，合乎國際標準的飯店。於是蔣夫人利用台灣旅行社在圓山的舊址，於1952年成立圓山飯店，開始營業。由於飯店很有特色，曾經登上Time雜誌封面。當時台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槙為了配合，提出一百萬元新台幣資助圓山飯店擴建，加建金龍廳，及後來的翠鳳廳。1952年春天，在台大就讀時，我時常到總統府前的中國之友社（FOCC）走走。陳納德在台灣的CAT公司有一個機要秘書Sue Buol，負責管理中國之友社業務。Sue也是圓山飯店的顧問，幫忙規劃飯店，並僱用會計。圓山飯店有意聘用CAT的會計主任負責財務及會計，可是他要求月薪200美元，沒有獲聘。Sue Buol在中國之友社看到我，向擔任會計的Joseph朱（後來成為彭孟緝妹夫，到聯合國任職），打聽我是誰。Joseph朱認識我，告訴Sue Buol我即將從台大經濟系畢業，曾經在上海聖約翰中學就讀，Sue不知道經濟和會計的差異，乃推薦我到圓山飯店擔任副經理，負責財務和會計工作，答應給我月薪100美元。以我一個窮學生，這是非常好的待遇，因此馬上答應，台大還沒有畢業，就開始到圓山任職。我的直屬上司是經理徐潤勛（Eddie Zee），徐是宋美齡的秘書Bill孫在聖約翰大學同學，獲得推薦到圓山飯店任職。Bill孫的太太Mary是聖約翰的校花，跟宋美齡關係很好。

當時台灣進口管制很嚴格，圓山飯店有些特殊需要，都要經過特別安排才能辦好。比如當時金龍廳需要一塊有中國色彩的高級地毯，需要天津產的羊毛地毯，必須總統府批准，才能進口。飯店需要洋煙洋酒，依法公賣局不准。變通辦法就是成立圓山俱樂部，採取會員制度。以俱樂部的名義可以進口洋煙酒，但是只能在俱樂部內供會員消費。飯店需要紐西蘭高級牛排，可以從美軍的PX買，但是要總統府批准。飯店用水從圓山山下抽取，由於用水量很大，影響山下居民供水，需要跟政府單位和居民協調。還有省議會出錢投資飯店擴建，需要到省議會說明，這些對外交涉的事都是徐潤勛經理負責。

我負責內部事務，包括財務、會計、餐廳、娛樂設施營運等。當時圓山的客人以美國人為主，有外交人員、商人、和軍人。圓山飯店餐廳提供美食，美酒，和菲律賓熱門樂隊，並有游泳池和露天舞池等娛樂設施。飯店的廚子都是從各地聘來。例如Sue Buol打聽到原先上海采芝齋的廚子在香港，於是聘用他，出旅費將他們全家接到台灣；廣東師傅聘用衡陽街一家廣東餐廳主廚；餐廳領班（captain）姓李，曾經在英國船上工作，有西餐廳工作經驗。當時還有一個receptionist Angela陳，英文說得不錯的，負責餐廳宴會的訂位工作。後來她自己經營的西餐廳，生意不錯，乃離開圓山。之後招收了一批年輕女員工，多半是中學畢業的本省人，由我教她們簡單英語，在餐廳做招待工作。在美國軍隊中，軍官（officer）和士兵（enlisted man）的娛樂設施是分開的，在圓山飯店的酒會和宴會同時可以接待軍官和士兵，是當時少有給外國人休閒和社交場所。當時圓山飯店享有特權，不用交稅，賺了錢投入擴建，包括金龍廳和翠鳳廳，在我到美援會工作之前已經建好。

我在圓山飯店工作時，曾經接待過當時美國副總統尼克森、洛克菲勒、約旦國王，和1958年來訪的伊朗國王巴勒維。洛克菲勒和他兩個侄女很平民化，拒絕住套房，入住普通房間。尼克森夫人曾在金龍廳舉辦酒會。蔣總統夜宴巴勒維時請了李棠華雜技團表演。當時伊朗國王巴勒維還是單身，出手極大方，離開時給整理房間的小弟一千美金小費。蔣介石跟宋美齡平均每個月一次到圓山飯店，在游泳池邊二人專用間房間用餐。他們只要一葷一素一湯，但是我們都是選最好的材料為他們準備餐食。菜做好後，蔣的隨從看著我先嘗一下，確定沒有問題，才由總統侍衛送進去服侍他們用餐。有一次蔣到圓山，沒有預警直接走到餐廳。餐廳中用餐的美軍，看到蔣進來，紛紛起立，但是有些著便服的外國人沒有站起來致意，我擔心蔣不高興。還好蔣看了一眼就離開餐廳了。宋美齡愛吃cottage cheese，由上面交代要我想辦法。當時台灣沒有賣，我找了一家美商投資的牛奶廠，專門做好送進官邸。

圓山請的三人菲律賓樂隊駐唱，很得好評。鋼琴手是菲律賓大學老師，很得美國太太歡心。有時美軍太太也上台唱歌，由樂隊伴奏。除此之外，我們跟美國軍官俱樂部（Officer’s Club）及士兵俱樂部（Enlisted Men’s Club）商量好，他們邀請演藝團體來台表演時，圓山飯店分擔一部分經費，請他們順道在圓山演出。安排演出的團體記得有Benny Goodman Band，Debby Renold等。還有一個南美舞蹈團，主角叫Zee Bomb，到士兵俱樂部演出，我也請到圓山表演，沒有想到她演出的是脫衣舞，事後總統府來電查問。Debby Renold人很好，告訴我她在洛杉磯有個房子，我如果到洛杉磯可以用她房子的游泳池。沒有想到，我剛到洛杉磯留學時，在一個猶太人家做House Boy。我跟這家的少主提起這件事，他說Debby Renold的房子就在附近，於是我們二人溜進去游泳。有一年白雪溜冰團來台表演，在圓山住了兩個星期，飯店在聖誕節請客招待他們。團長送了我兩張票，前排中間的位置。我帶太太去看表演時，女主角著冰刀溜到我們面前，捧著一朵花獻給我們，觀眾一定好奇，不知道我們是那裡來的大人物。

50年代，圓山是台灣最有水準的飯店，經常有外交官或美軍舉辦雞尾酒會。客人都是乘專用轎車前來。當時葉公超是常客，孫立人也常來，不過孫不坐轎車，而是乘吉普車前來。當時客人到飯店飲宴後，都是先簽帳，我們再派人收款。有些外交官欠帳很久不付，我就請Sue Buol幫忙寫信催款。Sue的丈夫Bob Buol是飛虎隊隊員，中共部隊攻打四川時，Bob來不及逃離，被中共逮捕，關了十年才放出來。不幸地是，Bob獲釋後不到兩個月，在巴黎心臟病突發去世。菲律賓外交官是圓山的常客，最令我們頭疼，因為時常拖欠賬款不還。最怕的是簽帳的外交官調離台灣，欠款收不回來，只有列入呆賬註銷。俱樂部是會員制，不好管理。有些顧客不是會員，也想入內消費，需要我出面阻擋。另外俱樂部裡的工作人員，有時將空酒瓶替換半滿的洋酒，侍機帶出，需要監督管理。

當時國民黨很害怕共產黨滲入台灣，在公眾出入的餐飲業找員工監視顧客，如果發現有匪諜嫌疑的都要通報有關單位。我曾經代表圓山飯店，跟酒家和其他餐館的代表一起接受兩個星期保密防諜訓練。圓山山腳下有一個CIA的單位西方企業公司（Western Enterprise），是美國海軍的一個情報監聽站（listening post）。我跟常來圓山吃飯的幾個西方公司員工混熟後，有時跟他們一起出遊。有一次乘他們的吉普車外出，碰撞一輛三輪車，被車夫拉到警察局。警察看到西方公司員工開的吉普車掛調查局的車牌，知道他們有來頭，勸告本地青年不要再鬧了。

我在圓山飯店的工作是由中午到打烊才能回家，沒有假期，每天上班。當時已經有兩個孩子，老大朱寧，老二朱輝，雖然請了傭人幫忙帶孩子，妻子姜毓蘭生活非常辛苦，於是在1955年轉到美援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現稱USAID）做auditor。在美援會工作時，認識李國鼎。也曾經多次跟陶聲洋一起到石門水庫，和高雄楊子公司（乘臥舖火車）等處查賬，及檢查最後使用實況。在美援會時，我們職員們參加過的工作包括分配美援資金、機器、農產品，協調美方技術顧問援助，及安排台灣人到美國接受短期訓練等。1950到1965年的美援台灣項目中，有兩項美國自身也受益；其一是將產量過剩的棉花和麵粉送給台灣，以維持美國棉花和麵粉的價格，其二是提供資金支援建設計劃（Project），但是資金只限於採購美國產品，和僱用美國籍技術員。另外一個項目是選派台灣人到美國做短期訓練，受訓後必須返回台灣服務。這十多年中，美國提供經援總金額只有十五億美金，為了得到這筆美援，台灣必須提供等值台幣的相對基金，交給美國ICA支配運用。我們陪同美方職員出外查核時，商人多半會在酒家招待，安排酒女陪伴，以爭取好的評判。

我在美援會工作了一年半，孔二小姐返台定居，接管圓山飯店，管理台北圓山和新開張的高雄圓山飯店。孔二小姐身材瘦小，穿西服戴呢帽，自稱是總經理。圓山飯店的大老闆是宋美齡，她的秘書Bill孫本是圓山飯店的頂頭上司。可是孔二小姐介入後，台北圓山等於有了Bill孫和孔二小姐兩個老闆。徐潤勛是Bill孫的同學，又是孫推薦到圓山當經理，算是孫的自己人。但是孔來了之後，徐經理倒向孔。Bill孫不悅，想要壓迫徐離職，乃找我回去圓山。我接任圓山飯店經理後，孔二小姐安插她的女朋友蕭太太做接待，主管旅館房間和餐廳的訂位；並安排黃仁霖的弟弟ZeeZee譚（為譚家收養）做controller。後來Bill孫跟孔二小姐的衝突升高，宋美齡開除了孫，要孫搬出公家給的日本式宿舍，在外租房子，找工作。孫在美國西北航空公司謀得一個副理的差事。Bill孫是宋美齡的機要秘書，關係應該非常密切，但是因為跟孔不合，不但被開除，還不准他出國，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無情。

我回到圓山任經理，雖然月薪漲到每月200美元，但是因為孔二小姐安插了她的人馬，工作上綁手綁腳，處處受限，因此決定出國讀書。1956年政大外交研究所開辦，台大同學羅龍是第一屆學生。羅龍告訴我，研究所上課很容易，每個月有600元津貼可領。我被他說動，於1957年8月考入就讀，是第二屆，還是在圓山上班，很少去上課。當時學生宿舍羅龍跟我共用一間，我自己有房子，又很少到校，羅龍因此可以獨自享用我們的宿舍。羅龍畢業後進入外交部，直到任俄羅斯代表時退休，移居維也納。我們台大經濟系晚一期同學林尊賢，是本省人，也是政大外交研究所第一屆畢業，曾經做過Atlanta總領事及駐韓代表。1959年3月，我修完政大外交研究所的課業，可是因為當年4月離台，到美國UCLA讀書，沒有交論文，沒有拿到學位。在我申請美國大學入學時，曾經找政大外交研究所一位美國籍教授寫推薦信，被他拒絕。他說，你從來不來上課，叫我如何推薦你呢？

四、離開台灣 – 開廣眼界，不再願做井底之蛙

我在台大就讀時認識我的妻子姜毓蘭，交往一年，在1952年8月結婚，長子朱寧次年出生，次子朱輝在1957年出生。我的工作屬於高薪，將結餘放在郵局定存（CD），年息100%。我在圓山工作時，在信義路四段買了一間平民住宅。房子是兩層樓，上下各一戶。我買的是二樓，二房一浴，當時附近都是稻田，後面陽台可以看見松山機場。買房時，我的積蓄不夠，向擔任基隆要塞司令姜繼斌，妻子的叔叔借八萬元付頭款，其他分期付款。有一些經合會的同事住在同一社區。在圓山飯店工作，還有一些福利。當初從上海來台，帶來兩套西服。到圓山上班，又到委託行買了一套舊西裝。後來圓山飯店為高級職員和餐廳服務的領班們量身，到香港定做高級毛料西服。飯店有公用吉普車和司機，接送我上下班。另外Sue Buol擔任圓山飯店顧問，配有一輛專用吉普車。有時Sue不在，我可以用她的吉普車。有一次，我乘Sue的吉普車到政大外交研究所領取600元學生津貼，同學看到又驚奇又羨慕。圓山飯店為員工提供伙食，大家一起吃。我因為要招呼客人，因此晚餐自己在西餐廳點菜。晚上客人清淡之後，我也可以自己在酒吧喝酒吃西點，都是免費。

我工作七年後，積蓄足夠我一家一兩年的開銷。我在聖約翰讀過書，英文不是問題，因此決定到美國尋求更好的生活。當時台灣居民只能以學生身份得到美國簽證，我於一九五九年申請到UCLA，於四月赴美讀書，開始了人生另外一個階段。我在台大沒有好好讀書，平均成績只有C，七十多分。因為我是軍校畢業，相當於獲得另外一個學士學位，才獲得UCLA錄取。

50年代台灣出境管制嚴格。首先，我雖然是軍校畢業，還是需要接受六個月的軍訓才能出國。我請一位在圓山飯店認識的總統官邸工作人員幫忙，送了一匹布，讓國防部有關單位發給我一張王叔銘簽署的文件，同意我可以免除六個月的軍訓。我到台北市警察局申請良民證，檔案中有一個逃兵，沒有照片，跟我同名同姓，沒有辦成。我請基隆要塞司令，太太的叔叔出面聯絡警察局長，說明我到台灣後就進台大讀書，證明我不是逃兵，因此過了第二關。辦好台灣的手續後，辦理美國簽證，首先需要通過健康檢查，如果有砂眼，香港腳，結核菌疤等都不能通過。我找人打聽，在圓山飯店擺了一桌酒席，宴請榮總的醫生。他們難得到圓山，吃了宴席，發給我一張一切合格的健康檢查報告。申請簽證時，美國領事館的副領事認為我有長期居留美國的可能，不給我簽證。當時美國領事的秘書常住在圓山飯店，我請她幫忙，把我的簽證申請直接請領事批准，我終於辦好出國手續。當時台灣有外匯管制，出國只能結匯六百美元，西北航空公司單程機票就去了三百多元。到了美國所剩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