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大陸 1926 - 1949

一、父母及家庭背景 – 命運天定，無法抗拒

我的祖父是大地主，也是文武秀才，大門口豎有石獅子，新縣長就任都要拜訪他。可是當時太平天國戰亂，沒有合適的政府工作可做，祖父照顧家中田產，靠收租過日子。祖父平日喜歡上茶館和到澡堂泡澡。祖母受教育不多，但是思想比較新，愛看好萊塢電影。父親朱福康在滬江大學畢業，大學四年都是級長，副級長趙傳家，後來娶母親的四妹，成為我的四姨父。父親大學時是足球校隊隊長，網球打得好，曾經在全國比賽中得到亞軍，冠軍是香港職業網球員許承基。

我的外祖父是杭州西湖附近一間長老會教堂的牧師。我母親張菊令有三兄弟和三姐妹，都受了很好的教育。大哥在菲律賓讀大學，畢業後回國任一間美國石油公司和一間煙草公司的總代理。二哥也在菲律賓讀書，中日戰爭時，國民政府的石油進口都是由他經手。外祖父的小兒子是醫生。我的母親是外祖父的二女兒，十八歲時畢業於師範學校，第一個工作是任東北女子師範學校訓導主任兩年。當時女子受教育的不多，東北軍閥張作霖看上我的母親，想要娶她為妻。在學生的幫助下，我的母親半夜裡乘火車逃回杭州。

我的父母是在杭州，推行新生活運動的新生社認識。1925年他們26歲時結婚，我於1926年4月出生。母親懷我時營養太好，以至於我體重太重，生產時遇到困難。當時還沒有剖腹生產的技術，醫生用夾子幫忙將我拖出，出生時我重十二磅半。滿月時母親為我報名參加嬰兒健康比賽，因為我太重遭到淘汰。我三歲時還不會說話，大家以為我有問題，不過三歲後就一切正常了。

二、就讀中小學 – 幼虎出洞，不知天高地厚

六歲時我們搬回父親的家鄉崑山。伯父留學日本回國後，在西塘街成立崑山唯一的小學，西塘小學做校長。伯父照管家中田地太忙，由母親接任校長。我六歲時入學西塘小學，母親讓我直接讀三年級，選了四個健康又聰明佃農的男孩，供他們吃住，陪我讀書。父親年輕時踢足球胸口受過傷，後來得了肺病，跟我們分離，在療養院療養。父親健康情況較好後從療養院出來。當時崑山縣長是溫崇信，復旦大學畢業，是父親在新生社認識的朋友。溫請父親任崑山唯一一所初中的校長。我十歲從小學畢業，進入崑山初中就讀，母親僱了一個長工整天陪著我上下學。

初中一年只讀了一年，我十一歲時，日本攻打上海，從杭州灣登陸。我們崑山家中後院有國軍架設高射砲，日本飛機時常來轟炸。我們不得已，逃到崑山鄉下父親老家避難。鄉下土匪多，又有日本軍騷擾，為了避難，我們全家曾經僱船在太湖附近住了一個多月。後來父親帶我們到上海租界，我們乘船經過蘇州河到上海，河岸兩旁到處都看到中國國軍的屍體。我們在上海白渡橋上岸。當時四姨父趙傳家留美回來，任上海市市西中學校長，我們暫住他家。因為日本人來了，我們無法到鄉下收田租，家中經濟情況不如以往寬裕。父親因為逃難，肺病又發了。我們租了一間公寓，用木板隔成兩間，父親單獨住一半。母親，我和剛一歲的弟弟住另外一半。母親在小學教書，維持全家生計。

我進入上海公共租界中的華東基督教聯合中學繼續讀初中。初中畢業進高中，讀到高二時，日本偷襲珍珠港，跟英美等國敵對，接管原來由英國人管理的公共租界，基督教聯合中學解散。同學楊一心和陶祖侃二人到內地，國民黨控制的安徽讀高中，李政道是他們同班同學。我本來想跟他們一起到內地，但是父親不答應，要我高中畢業以後才能夠離家。因此我轉學到聖約翰中學讀高三。當時國共兩黨都在吸收年輕人，基督教聯合中學有幾個女同學，邀我參加國民黨的三青團，我沒有加入。陶祖侃也曾想要到延安參加共產黨，到了武漢被家中派人抓回來。

當時上海有幾個國家共有的公共租界，和法國租界。法國租界用越南人任警察，很不友善，租界內嚴重歧視華人，公園和劇場等都不准中國人進入。公共租界由英國人治理，僱用印度警察，塊頭很大。後來才知道印度人並不普遍高大，是英國人刻意選用高大的印度人到上海工作。當時最好的工作，是在英國海關任職，待遇優厚。公共租界有四大百貨公司，永安、先施、大新、和新新，都在南京路一帶。霞飛路有小咖啡館和商店等，很有西方情調。租界內有32家電影院，其中大光明戲院規模最大，Roxy較新，我在那裡看過“飄”。最新的美琪，是聖約翰大學土木系主任設計，開幕第一輪演出的是“美月琪花”，由Mickey Roney和Judy Garland主演。還有大世界、新世界、黃金大戲院等。法國租界中有國泰戲院和蘭心戲院，我每一家都去過。記得離開上海前看過最後一場電影是“Adventure of Robinhood”。當時比較有規模的是國際飯店，它的孔雀廳是有錢人結婚的首選地點。當時我已經到精武體育館學西洋拳擊。我的小舅舅張天慶是同德醫學院第一名畢業，在浦東一家醫院當主任醫生。有時週末小舅舅邀我，帶了護士們到南京西路的大陸游泳池游泳。我和聖約翰中學的同學鄭吉勇，張少達，張華斌也常去那裡游泳。他們三人有時從五十公尺高台一起跳下，很壯觀。靜安寺旁有家著名的百樂門舞廳。我們基督教聯合中學有位同學會拉電子手風琴，晚上在百樂門樂隊兼差，讓我們很羨慕。聖約翰中學同學張華斌，以前的女同學在百樂門當舞女，曾經帶我們去開眼界，舞客多半是商人。離開時舞女送客，想到剛演奏完的最後一曲，“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日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倍感淒涼。我在基督教聯合中學時住家裡。租界內有兩層的公共汽車，我們學生買月票，可以任意乘坐。基督教聯合中學是教會學校，學費不高，男女同校，以中文授課。我的伯父在校教國文。我在聖約翰讀高三時住校，記得學校早餐吃土司牛奶，學費也貴。聖約翰中學校長是Dr Norton，大學校長是沈嗣良有些課以英文授課。讀聖約翰時我們時常出去玩，有時12點門禁後才回來，沿著學校大門口一棵大樹爬樹進入回宿舍。

三、從軍 – 心有餘，力不足

1941珍珠港戰後，日本接管租界。我曾經看見黃浦江中美國船上軍人脫下制服上岸逃走，有些被日本人抓住，關進集中營。高三時父親去世。我高中畢業後，本來有意繼續進聖約翰大學就讀，可是上海在日本人佔領下，決定跟高三幾個好同學鄭吉勇、張少達、和陳壽凱一起到內地投考空軍。鄭吉勇和張少達考上，我和陳壽凱因為近視眼，沒有考上空軍。但是我們還是決定到重慶找出路。

我和陳壽凱從上海乘輪船到漢口，遇到中日戰事激烈，無法穿過戰線，在旅館住了一兩個星期，錢花光了。幸好遇到兩個太太帶了女兒要到重慶投靠丈夫。她們願意幫我們出路費，要我們陪她們一路到重慶。我們欣然答應，結果在長江航行途中遇到日本人，我和陳壽凱被日本人扣留，關在船上。幸而日本人找了妓女喝酒，我們乘機逃走。逃出後又跟兩個婦人和她們的女兒會合，走山路到重慶。山路沿途有土匪，我們遇到三個男的，結夥同行，比較安全。我們走到長江邊的巴東，預備乘船到重慶，可是巴東到重慶只有一條輪船行駛，很難買到票。我們正在旅館發愁時，遇到一個國軍中校，他的工作是為國民黨在日本控制的淪陷區和國民黨控制的自由區之間傳遞信息。他安排我們一夥上船，在餐廳打地舖。到了重慶，兩個婦人去投靠丈夫。我和陳壽凱盤纏快沒了，上街看到有招考懂中英文的青年，錄取後以少校官階任用，並立即發給一千元。當時旅館20元一晚，一千元是個大數目。我們當即前往報名，主管知道我們是聖約翰中學畢業，中英文都沒有問題，當即錄取，發給我們少校領章和各一千元。我們生活和工作問題解決，非常高興。

當時接到母親來信，要我們跟在重慶任少將的五姨父焦績華聯絡。五姨父是蘇聯赤塔砲兵學校畢業，曾經幫汪精衛訓練高中學生，因為不是黃埔嫡系，沒有帶兵。我們一起到重慶外的小鎮北培找五姨父。他細問我們找到什麼工作，馬上要我們將一千元和少校領章交給他，由他幫我們退還。因為那個機構是戴笠的軍統局，進去以後就出不來了。五姨父建議我們去投考成立不久的陸軍機械化學校，學習戰車，校長是蔣介石，教育長是白崇禧的同學徐廷瑤中將。於是我們到深山中湖南洪江，於1943年考入陸軍機械化學校戰車兵科第四期就讀。沒有想到，到內地的基督教聯合中學同學楊一心和陶祖侃也入學，再次成為同學。我們機械化學校前三期畢業生派到印度、滇西、緬甸等地，打死的一大半。幸好我高三才到內地，沒有趕上。

陸軍機械化學校分為戰車和技術兵兩科。我和三位同學都選擇戰車兵科，學習指揮作戰。技術兵科學習的主要是維護戰車等裝備工程，每一期大約有一百多學生。我們1943年夏天入學，前六個月接受基礎軍事訓練，從立正稍息開始。學駕駛戰車之前先學駕駛卡車。學校物資缺乏，一共只有兩輛戰車，蘇聯T-26重型，和英國Fiat水陸兩用輕型，供我們實習。

學生寢室都是通舖，每天要將床鋪被子折疊整齊，廁所在外面。伙食很差，吃的是“八寶飯”，飯中夾雜著很多穀子，石子等雜物，而且總是吃不夠。吃完第一碗，飯桶就空了。因此很多同學拿很大的漱口杯裝飯。由於沿海被日本封鎖，鹽巴供應少，我們使用的是四川井鹽。有一次一個伙夫偷鹽巴，抓到後被打得半死。為了加菜，同學要種菜養豬。雖然生活苦，學校訓練要求嚴格，我們床鋪每天要折疊整齊，綁腿帶綁緊，單槓至少要拉20次。我們入學時，第一期已經畢業，二、三期還在就學。同學喜歡踢足球，各期學生之間競賽，如果比賽輸了，有時禁足，假日不能外出。如果打贏，有時殺豬慶祝。在校時，開羅會議之後，白崇禧要來參觀。我們同學排演開羅會議主題的戲劇給白崇禧看。選出同學扮演斯大林、丘吉爾、和羅斯福三巨頭，可是沒有人敢扮演蔣介石，於是我們演出的戲劇是沒有蔣介石的開羅會議。有一次我當值星官，有兩個同學失踪。派人去找，原來二人是同性戀情敵，其中一人以斧頭砍死情敵同學，兇手被關，聽說抗戰後出獄。

我讀了一年半後，中日戰事緊張，原教育長調職去當裝甲兵司令。繼任教育長胡獻群，英國皇家軍校畢業，曾經隨英軍坦克車隊到北非觀戰。1944年6月，日本人攻陷長沙，學校沒有可作戰的戰車，無法跟日本人作戰。學校給每人發一支步槍和50發子彈，由大隊長帶領同學翻山越嶺，經過貴州，到重慶集合。我們在軍校時只有草鞋，沒有雨衣。大家還是穿著草鞋，從只供一人通過的爬山小路逃往重慶。我們大隊長有兩個小孩，各坐一個籮筐，由士兵一邊一個挑著籮筐趕路。籮筐曾經掉下斜坡，好在不深，爬起來繼續趕路。貴州多山，很難走。經過一處陡坡，又高又險，地名叫鵝翅膀。我們爬到山頂往下看，雲有好幾層，山下人只有螞蟻大小。有時前面有煙冒出，原來是當地少數民族居民警告，有兵爺來了，趕快走避。我們到達的村莊，居民都已避開躲藏。有些屋子裡找到乾的糯米餅充飢。遇到野狗，用槍打死，煮了吃。有次一個同學不小心將一個當地人打傷，村人出來理論，但是我們有槍，他們也無可奈何。貴州雨多，時常淋雨全身濕透。到了村莊，脫光衣服鑽進稻草堆，晾乾衣服。從稻草堆中出來後，滿身蝨子。最慘是沿途有同學生病，無法繼續行走，同學也無力幫忙，大約有五六個同學，就這樣中途留下，自生自滅，不知道是否生存下來。

到了貴州烏江乘船，有些段落水流急，通過江中淺灘時，江水流速更快，非常危險。這時船夫站在船上高處，手拿兩個漿，一前一後掌握船頭方向，才能平安穿過淺灘。沿江有很多白毛猴子高聲尖叫，印象深刻。我們一共走了四百多華里，一個多月後到重慶。我去找姨父，姨媽看到我，要我留在戶外，脫光衣服，全身清潔好了才讓我進屋。

我們陸軍機械化學校在重慶雙江鎮找到營房，我們繼續學業，生活跟在湖南時一樣清苦。我們本來要讀四年才畢業，就讀三年半後，1945年8月日本投降，學校讓我們提早畢業，加入部隊。畢業前有些同學報復官長。有一個晚上，有幾個同學用髒水澆不受歡迎的政治指導員。畢業後，同學應該分發下部隊，其中三分之一的同學失踪，他們多半是共產黨派來國民黨軍校接受免費教育，回去幫共產黨效力。畢業後，學校要我跟我的三個同學留下當教官，我們都想要到東北跟共產黨作戰，有機會升官。當時國軍有三個戰車團，第一團在徐州，第二團在鄭州，我們分發到位於北平豐台附近的第三團。當時長江船少乘客多，我們行陸路，坐軍用卡車先到寶雞，經過劍門關，有杜甫的題字，沿途風景漂亮。到寶雞改乘隴海鐵路火車到洛陽。洛陽因為戰亂，農田荒廢，土地裂開，並在打日本人時一段鐵軌被破壞了，不能通行。我們步行一段路，再接乘下一段火車到徐州，改乘軍艦到溏沽口上岸，到天津坐火車到豐台。

豐台曾經有日軍駐防，我們入住日本營房。我雖然希望到前線打仗，當戰車排長，但是被分發到三團四營營部做參謀。我們黃中校營長是Virginia 軍校畢業，太太還在美國。他籃球打得很好，是北平五虎將之一。營長知道我愛打籃球，英文還可以，要我教士兵英語。我們部隊接到命令出關到錦州打共黨。可是我們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戰車，很多缺少零件，無法修復。戰車太少，數量不足，因此上級派黃營長到美國採購零件，我隸屬的第四營撤銷，併入其他三個營。黃營長看我好玩，不適宜當兵，把我列入編餘名單，也就是讓我退伍。

我1946年退伍後，暑假到北洋大學先修班補習數理課。然後報考南京中央大學和上海國立交通大學。首先接到上中央大學電機系錄取通知，剛去報到，接著收到交通大學錄取通知，於是改到交通大學就讀輪機系，想要畢業後到各國遊歷。在交大讀了一年後，1948年暑假到上海天津客貨船實習。我以為上船是穿著白色制服，在甲板上工作。結果因為我讀的是輪機系，被派到底艙工作，整天聽馬達隆隆聲，不符期望。實習結束後，我轉到介於工程和管理之間的工業管理系就讀。幾個月後傅作義在北平投降，共產黨的政策是國軍可以加入共軍，或者離開。我的同學陶祖侃和楊一新當時在北平，選擇離開軍隊，到上海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