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字的人永遠要提心弔膽，以文字去回憶過去是危險的，尤其是追憶青春，它更加危險，因為一定會錯過了許多細節，可能是重要的細節。然後，我們又用紅筆加圈，娓娓寫出一些跟後來相關的事情，好像都有理性與邏輯可循。我們自以為條理井然，自以為在記憶的抽屜中以理性與邏輯排比輕重位置，其實，記得最深刻的只是當時的陷溺，包括讓自己不知所措的洶湧感覺。
　　當年校園裡的傅鐘、傅園中灰白的大理石，包括傳說中傅斯年老校長面對質詢而不屈服的猝死，也包括保釣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其中隱隱然都有從北大到台大的傳承。而我出生晚了幾年，沒有趕上保釣的熱潮，我進台大時已經是運動的尾聲，在當時的校園，就在傅鐘旁邊的行政大樓，記憶中從樓頂垂掛而下兩行標語：「我們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我們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出自五四運動時羅家倫起草的一篇北平學界宣言，經過五六十年之後到了70年代，兩行字依然令人動容，輕易地召喚出心底的感情。
　　事隔這麼多年，其實，我需要請教當時的同窗，我是真的看見了這兩行標語？或者，只是在校園的舊照片上依稀見過？無論如何，確定地是，有一度，在1970年間，標語曾經掛在台大行政大樓的樓面。是哪位學長冒著觸犯校規的危險掛上去的？而校方在事先不知情的狀況下爾後又做了哪些處置？在我進台大的年代，台灣剛渡過保釣運動的高潮，但解嚴依然遙遙無期，那是某種奇特的時代氣氛。校園裡有一種鬱悶：有人天生反骨，終日蹺課而攀爬在椰林大道的樹上，當時某位物理系的學長被封為台大一景；心性激烈的同學則在演講會上以尖銳問題直接頂撞講者；新生南路側門進來一長排海報，大學雜誌社舉辦的演講似乎是透氣的窗口，胡佛、張忠棟、楊國樞等關心社會的學者正熱中於傳播自由主義的理念。當時校園裡的學生報叫做「大學新聞」，有一天我心血來潮，跑上活動中心的小辦公室裡應徵校刊主筆，那時候好像是楊庸一做總編輯，他因為校刊言論已經背著兩個大過。一次，記得是在東南亞戲院附近的咖啡屋舉行主筆會議，有人把我們與會人的名單交給警總﹙警總是當年戒嚴時期的安全單位﹚，上了黑名單，將來出國也難，總有這樣的耳語，但這些耳語反而在淬勵冒險的心性，甚至強化了心裡對衝突場景的渴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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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另一處，離醉月湖不遠，當年我們心理系系館旁邊，年輕的助教吳英璋與黃榮村常在籃球場上鬥牛。大一時，我與班上高個子的女生張冕、劉瓊枝也加入了女籃校隊。當時，荊玲做教練，她以要求嚴格著稱。一年後，我們果然因為不及她設定的標準被踢出校隊。然而，我們自覺盡了全力，甚至在操練中超越了本身的體能限制，如今記得的是練完球……在校門口「全成冰果店」一口氣吃下三碗刨冰的壯舉。
　　當年在台大校園，許多事已經現出端倪：南部來的男生赤腳在泥濘的操場踢足球；北部出身的女生燙著波浪髮型，幾乎每個週末都有工學院理學院的舞會邀請。偶而有耳語，班上家世顯赫的女生被特許進入一個名叫「融融社」半祕密的社團會所，成員都是品學兼優的貴族子弟。今天回看，那時候在台大校園，台灣社會的樣貌已經具體而微，隱喻著後來的南北差距、階級壁壘，台灣社會各種多元分歧的景象。
　　那時刻，更重要的人生功課也在校園裡奠基，包括愛情。我們像幼雛展翅學飛一樣地學習愛人與被愛。或者更早之前，當我們還留著輕湯掛麵的短髮在高中Ｋ書，某種被愛的幻覺已經在心裡悄悄滋長。新鮮人的第一季，走在椰林大道上，眼神在後面尾隨，貓咪的爪子輕輕地搔。從此我們搔弄別人，也由著自己被別人搔弄。有時候粗手粗腳，就好像貓咪打碎了瓷器，筐礑礑碎裂了別人的心。我們不覺得應該道歉、更不曾體悟到愛情這件事所可能潛藏的兇險。至於我，我迷迷濛濛地受到吸引，吸引我的總是比自己還要叛逆、還要狂熱不羈的那種人。當時，戀愛是個必需的成長階段，而對象只是載體，藉著愛情帶來的豐沛能量，為自己裝上一對翅膀，逃離家裡的權威管束，也跳脫台灣社會那時候無所不在的窒息感。直到誤以為振翅便可以飛越大海的時候，才知道它會融化，在希臘神話裡伊卡拉斯（Icarus）身上，那是一對蠟做的翅膀。多年後回顧，明白了藉愛情而試圖飛翔的人必然會直直墜落﹐但到如今我尚且難以回答的問題是，因為當年的時代氣氛我才會愛上他？正是因為當年的時代氣氛，才會進行各種以愛情為名的飛行實驗？
　　那時候，不知道自己多麼天真，不知道自己若有機會選擇，就有機會選擇錯誤。然而反過來想，若我預先知道等著我的是什麼，若我有一絲絲預感，預知愛情都會帶來後果，如果我連那些後果也一起知道了的話，那麼，我不會把心交出去，我不會愛上任何人，再也不敢愛上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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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究竟要怎麼樣地回望大學時代的自己？
留　　下的只是幾張相片，有一張用舌尖去舔冰淇淋。那是哪年哪月？誰拿著照相機在拍照？或者，那只是任何一個夏日午後，只為吹過的陣陣涼風、大樹上的幾聲蟬鳴，眼裡就盛滿了掩不住的笑意。除了擔心冰淇淋會融化，趕緊伸出舌頭，將軟軟的沁涼滋味舔進嘴裡，臉上沒有一絲陰霾。
　　事實上，我很少這樣心花怒放的相片，從小到大，我的快樂總會跟著一點罪惡感。在大學裡，總是偷偷摸摸赴約、偷偷摸摸進家門，門後等我的常是父親的斥罵。在森嚴的家教中，我危顫顫的青春卻正努力地抽出細瘦的枝枒…..
　　那是哪一年？相片上留長了頭髮的我，看樣子，應該是大二或大三，老總統已經久病不起，蔣經國等著正式接班。鬱悶的年月中，必然還是有輕鬆的瞬間，看起來，甚至有某一種莫名的憧憬，在臉上散放著光澤。
　　照片上，我在憧憬…..愛情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幸福嗎？當時，難得有這樣的輕鬆時光：日後，包括與所愛的人在一起，都伴著隨時會出事的緊張。接踵而來的幾年，黨外運動正在島上星火燎原，我的朋友以及他的同志們常在電話裡磨刀，說要磨刀給那些竊聽者的特務聽，在朋友身邊，我感覺到大變動前夕的惶惶然。
　　再下去，衝突、聚眾，接著是武力鎮壓；再下去，拘捕、坐監，接著是一場場坐監說明會。美麗島事件之後，台灣社會陷入漫長的黑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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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許多年再重新回溯，卻好像我們那一代人的宿命，屬於這整整一代人始終不能夠脫離的社會氛圍：從戒嚴、解嚴到全面民選、政黨政治，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如此巧合地與台灣民主化運動平頭並進。恰似湯瑪斯．曼說過：「在我們的時代，人的命運是以政治語彙展現其意義。」（ ”In our time the destiny of man presents its meanings in political terms.”）
　　至於我，如同我們一代的人﹐我走不出這個宿命，始終走不出這個島在時間裡的迴旋與擺盪：向前幾步，又註定被推擠回原位，然後又顛簸地繼續向前挪移……即使自己去國多年，這力量牽引我有一日再回到台灣，並以各種方式介入台灣社會正在發生的各種轉變。另一方面，卻因為親眼目睹我的朋友過早地把政治當作志業，就這樣飛蛾撲火般全身投入，讓我也過早地看穿了這個事實：只要身在政治的場域，從事政治就有它的反噬性，正好像每場革命在成功後總是一口吞沒它最初的理想，從事政治的人也最有機會背叛自己的初衷。這樣的歷史情境循環不已，第一次還帶著悲劇的情調，如同馬克斯的《路易波拿巴之霧月十八日》所言，接下去一而再地，則是以鬧劇捲土重來！
　　難道說，那時候，我已稍微預見到這鬧劇的展演形式？包括後來許多獻身黨外運動的人站上權力的殿堂不免陷身泥沼、乃至集體沈淪，其實也是這反噬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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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溯起來，一切都是伏筆：在我們的大學校園，日後發生的竟已經一一現出端倪。
　　多年後在台北街頭與他重逢，昔日的朋友說了一句，「我把事情都搞糟了」，他意味著我們竟再沒機會回到從前，回到當一切還有可能的時候。我點點頭，是的，都搞糟了，都回不來了。站在公車站牌前﹐望著他，一時我心裡激盪著太多說不出的情緒，這些年來，曾經為了等他平安的消息而徹夜不眠，跟著當年一次大審的結果而悸動難安…..。那份激情曾經讓我不知所以，讓我訝異於一個人的心房竟可以如此的劇烈攪動。如此的劇烈攪動﹐卻沒有停歇﹐第二天又活了過來﹐一天天又活了下來。
　　那是青春，而青春已縹緲如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