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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臺灣新詩的第一塊基石——《亂都之戀》

2007年05月25日11:27  

《亂都之戀》是張我軍文學創作活動中的最重要的一部新詩集，出版於1925年12月28日，發行地址是臺灣太平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作者自己標明為“抒情詩集”，書寬九點五公分，長十七公分，計五十六頁，除序詩一首外，收有詩十一篇五十五首，其中三十一首未曾在刊物發表過。三十三首寫於北京，十五首寫於由大陸回臺灣的海上途次，七首寫於臺北。其中部分曾發表於北京《晨報副刊》、臺北的《人人雜志》和《臺灣民報》上，寫作時間自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該詩集散佚絕版多年，已鮮為人知。1986年，黃天衡先生在臺北搜集到該詩集的孤本，經過多方努力，1986年6月，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複印本，其中又加上了《弱者的悲鳴》和《孫中山先生吊詞》兩首和附錄一至三，終於使廣大讀者有幸一睹這本已經絕跡多年的珍貴詩集。
　
聯系當時兩岸的實際情況和作者的處境，我們可以從大陸新文學發展的影響、作者的生活和情感體驗及對臺灣新文學的影響這三個方面，來認識和分析《亂都之戀》這部詩集的創作起因，所蘊涵的情感和思想內容及她的文學史意義。
　　
就《亂都之戀》的創作時間和地點及其藝術表現特征來看，可以肯定她是受了大陸新文學，特別是新詩發展的影響。在大陸新文學創建和發展的過程中，新詩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早在1915年，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就試驗用白話作詩。1917年,《新青年》2卷6號刊登了他的《白話詩八首》。這是他正式發表的新詩的嘗試之作，並期望“大家齊來嘗試嘗試”。就是在他的大力倡導下，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期刊載了胡適的《鴿子》、《人力車夫》、《一念》和《景不徙》，沈尹默的《鴿子》、《人力車夫》和《月夜》，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題女兒小蕙周歲日造像》。這九首白話詩的發表，標志著中國現代新詩正式登上詩壇。此後，倡導新文化和新文學的人都爭相來寫新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沈兼士等人以《新青年》為陣地發表新詩；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以《新潮》為陣地發表新詩；劉半農、沈玄廬等人則在《星期評論》發表新詩；田漢、宗白華等在《少年中國》發表新詩；郭沫若等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新詩……
　　
1920年，胡適的《嘗試集》出版，詩壇出現了有史以來第一部新詩集。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以其氣吞山河的磅礴氣勢、大膽的想象及改天換地的氣魄和新穎的思想征服了讀者，占領了舊詩的地盤，成了為新詩奠基的作品。之後，康白情的《草兒》、俞平伯的《冬夜》、劉半農的《揚鞭集》、徐玉諾的《將來之花園》及文學研究會出版的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葉紹鈞等八人的詩合集《雪朝》等新詩集紛紛問世。
　　
與此同時，“小詩”成了“風靡一時的詩歌體裁”。以致1921年至1923年間曾被人們稱為“小詩流行的時代”。幾乎所有的新文學作家都嘗試過寫“小詩”。當時結集出版而又頗有影響的小詩集就有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華的《流雲》，吳雨銘的《烈火集》，何植三的《農家的草紫》，梁宗岱的《晚禱》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這些三言兩語的“小詩”，有對母愛的追懷，有對自然和童真的歌詠，也有對生命、人生、宇宙的發現或感受，往往蘊涵哲理，寫得空靈、清新，為人們所喜愛。一些“小詩”成了人們吟唱的名句。
　
　另外，表現愛情是新詩創作的一個重要母題。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了“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湖畔詩社，出版了潘漠華、馮雪峰、應修人、汪靜之四人的詩合集《湖畔》。（“湖畔詩集”第一集。）1922年9月出版了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1923年12月，又出版了潘漠華、馮雪峰、應修人三人的詩歌合集《春的歌集》。（同上第二集。）特別是《蕙的風》，以其表達愛情的大膽和袒露而被有些人稱為“詩歌上的沉淪”，引起了新舊思想對其褒貶不一的論爭。
　　
張我軍作為一個喜歡文學並有一定創作稟賦的青年，在廈門時期就接觸到《新青年》、《新潮》等宣傳新思想發表新文學作品的期刊，特別是1924年初他來到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創作的大本營北京之後，北京的文壇自然引起了他的關注。而新詩這一能自由地表達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體，更容易觸動他年輕敏感的神經。在他孤寂苦悶之時，他自然而然地用這種自由體的新詩來表達他的思鄉念親之情和戀愛的情感體驗了。這就是為什麼《亂都之戀》中的詩作形式上多像當時大陸流行的小詩而內容上又多是情詩的原因吧。
　
就《亂都之戀》表現的情感和思想內容來看，它是作者的生活和情感體驗的記錄。傳統文論裏常說“詩言志”或“詩緣情”，實際上是指明了詩的文體特點。詩最適於感性的形象思維，它表達的是詩人難以說清或不便說明的內心情感的體驗或靈魂的密語，因此它是有情而發，是“言”個體的情感之“志”。詩是最具“私人化”的藝術，它是詩人內心深處最原始最本真的情感的流露或宣泄。雪萊在《致雲雀》中表示，“最甜美的詩歌就是那些訴說最憂傷的思想的”；凱爾納認為：“真正的詩歌只出於深切苦惱所熾燃著的人心”《詩》。。繆塞說：“最美麗的詩歌就是最絕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純粹的眼淚”《五月之夜》。。從創作意圖或目的來講，“文”主要是作者出於社會責任感來啟發民眾，指陳時弊，表達理想。詩則不必承擔這麼沉重而嚴肅的社會責任，它的本質職責是對詩人個人情感的承擔，是詩人胸中鬱積的欲歌欲哭欲叫欲跳的滿腹不平之氣的抒發。即福樓拜所說的，“珠子是牡蠣生病所結成，作者的文筆卻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錢鍾書：《論學文選》6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152頁。。張我軍的《亂都之戀》很大程度上就是“蚌病成珠”之作，是年輕的張我軍自己“苦悶的象征”。1924年初，年僅二十二歲的張我軍遠離家鄉，獨自到陌生的北京來闖天下。他剛剛喪父，留下年邁的母親獨自在家。家裏不但不能給他經濟上的支援，而且母親的生活還要叫他擔心和牽掛。雖然他在北京有張鐘鈴、洪炎秋等朋友，但是他內心的孤寂無依之感是可以想象的。並且，他很快陷入愛河，兩情相悅固然給他帶來快樂和幸福，但對方家庭的阻力和社會的壓力又使他常常陷入焦慮和苦悶之中。加之，由於經濟的重壓，他不得不離開自己的意中人回鄉謀生，雖然萬般恩愛，卻被迫天各一方，從此前途未卜，這是多麼難以言說的心酸和痛苦啊！與心愛的人相隔萬里，只能用魚雁傳書來表達彼此的思念和愛意，這又是只能用詩來表達的情感和體驗。憑著自己的一腔熱血和對愛的堅貞的情感，張我軍不惜萬里奔波，完成英雄救美式的有情人終成眷屬，這種浪漫和自豪的情懷與幸福的體驗也只能用詩來抒寫了。所以《亂都之戀》就是作者這段生活和情感的形象化的表達和記錄。就像詩人在這本詩集前寫的序詩所說的：
　　
　　人生無聊極了！苦悶極了！
　　僅僅能夠解脫這無聊、安慰這苦悶的，
　　只有熱烈的戀愛罷了。
　　實在，沒有戀愛的人生
　　是何等的無聊而苦悶呀！
　　然而，戀愛既不是遊戲，也不是娛樂啊，
　　真摯的戀愛，是要以淚和血為代價的！
　　我曾經過了熱烈的戀愛生活，
　　而且為了這傾了無數的血和淚。
　　這小小的本子裏的斷章，
　　就是我所留下的血和淚的痕跡。
　　我欲把我的神聖的淚痕和血跡，
　　獻給滿天下有熱淚的人間性的
　　青年男女們！
　　
　　
是的，整部《亂都之戀》可以說是記述愛的一部心路歷程。首先，這部愛的心路歷程是詩人與羅文淑女士浪漫而坎坷終至美滿的戀愛婚姻的情感記錄，可以說是一種甜蜜與心酸相伴，苦悶與幸福相融的，充滿了“神聖的淚痕和血跡”的情感。《對月狂歌》，把羅女士比作月中的嫦娥，表達“你是我僅有的知己！/你是我永遠的伴侶！”的暗戀之情。《無情的雨》，擔心自己與戀人的約會會被“無情的雨”所阻隔。《遊中央公園雜詩》，表達了一對初戀的情人沉浸在幸福與甜蜜之中：“——小草兒偷聽了我們的細語，/月姐照徹了我們的心田，/蟲蛙們為我倆奏了和諧的曲，/我倆陶醉在自然與愛的懷中，/相對著微微地笑！”《我願》一詩則是摹仿古人而寫的一首情詩。許多古代詩人在詩中以願意變為戀人身上穿的，頭上戴的，腳下踩的，床上鋪的，懷中抱的，口上吹的，屋中用的物品，來表達自己願意和戀人在一起的心願。如和凝《河滿子》：“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劉希夷《公子行》：“願作輕羅著細腰，願為明鏡分嬌面”；陶淵明《閑情賦》：“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所以魯迅先生嘲諷他有時很摩登，“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明人《樂府吳調·掛真兒·變好》：“變一只繡鞋兒，在你金蓮上套；變一領汗衫兒，與你貼肉相交；變一個竹夫人，在你懷兒裏抱；變一個主腰兒，拘束著你；變一管玉簫兒，在你指上調；再變上一塊香茶，也不離你的櫻桃小口。”張我軍把古詩的意境轉化為白話詩的表現方式：
　　
　　我願做個碗兒，/日日三次給伊蜜吻，/吻後還留下伊的口味。
　　我願做個鏡子，/置在伊的房裏。/大清早伊起來，/便和我相識而微笑。
　　
　　通過這首表達對羅女士相思之情的詩也可以看出張我軍的古代文學的功底。
　　
《前途》和《危難的前途》兩首詩，則是在張我軍了解了羅文淑家庭對他們的戀愛不會贊同並聯系自己的處境後，而對他們的前途傷心落淚，憂心忡忡。“一夢醒來，/枕布和袖口怪濕著。/確是剛流的熱淚哪!……分明是伊淒慘地/告訴我伊的苦情，所以引起我/想起我倆的前途，/想起我倆危難的前途！”
　　
《亂都之戀》是整部詩集中最長的一首，也是表達感情最深切熾烈的一首。全詩描寫了張我軍迫於經濟重壓不得不與心愛的戀人分別而趕去那萬里之遙的海島謀生。那裏雖然是他的家鄉，有他的慈母，但留在北京的卻是他傾心相愛的戀人，這種生離死別的情感令詩人肝膽欲裂。“不願和你分別，/終又難免這一別。/自生以來，不知經歷了/多少生離和死別，/但何曾有過這麼依戀，/這麼憐惜的離別……火車漸行漸遠了。/蒼鬱的北京也望不見了。/啊！北京我的愛人！/此去萬里長途，/這途中的寂寞和辛苦，/叫我將向誰訴！”
　
　抵達臺灣後，張我軍擔任了《臺灣民報》的編輯。在此期間，張我軍在工作上是得心應手的，得到了報社老板及同事們的認可和好評。然而，他卻始終牽掛著遠在北京的戀人，這種思念隨著時間的流逝與日俱增，真是剪不斷，理還亂。1924年11月11日，他在家鄉板橋寫下了《歌德又來勾引我苦惱》。
　　
　　“……我欲緊緊地抱住伊，/好把戀愛的苦惱來脫除；/然若不能脫除這苦惱，/則情願死在伊的胸上！”（歌德句）/我獨自在田疇徘徊之時，/歌德又來勾引我的苦惱！
　　我跑到小河上，/佇立在一條木橋當中。/馳想萬里重洋外的伊。/萬千愁緒湊成一根尖銳的針，/一直把我的心兒刺！
　　…………
　　我把盡有的熱淚，/灑到小河裏，/吩咐小河的流水，/把我的熱淚送到伊的心湖去。……
　　
身在北京的羅文淑同樣日夜思念著萬里之外的張我軍，為了表達她對張我軍的堅定不移的愛情，她也寫下了《請您放心》一首短詩：
　　
請您放心！/我也不會忘了你，/或摒棄了你。/只要我存在人間一天，/我的精神就圍繞你一天。/我相信就是離了這人間，/我也不會棄你,/我的靈魂兒終是圍繞著你！
　　
看到這首情意綿綿的詩，張我軍既感動又高興，他寫了一首《春意》作為回應：“溫暖柔和的春日下，/春草青青，/春水盈盈，/柳條兒嫩綠地吐著微笑：/遠方的人呀！/為何到此，/我的心潮便高漲？/哦！這就是春意嗎？”張我軍還把羅文淑的詩和自己的《春意》都發表在了《臺灣民報》上，作為二人愛情的見證。
　　
其次，《亂都之戀》詩集中的一些詩表達了感歎身世的思鄉念親之情，即對家鄉的愛，對母親的愛。如《秋風又起了》，1924年秋天，張我軍染病，他孤身一人在遠離家鄉萬里之遙的北京，不由得思念起家鄉和親人。想起父親的病逝，自己與母親天各一方，互相牽掛。不由得產生一種孤苦無依的失落感和內疚而又迷茫的情緒。“秋風又起了。/故鄉的慈母啊，/不知您老人家，/怎樣地緊念著/海外的孤兒！……母親呀！故鄉的母親！/其實兒不該送您回去，/而獨自飛奔到天外。/如今呢，/身兒病，/心兒也病，/又一無所成，/唉！何處是我的前程？……”
　　另外，在一些詩裏，詩人是把思鄉念親的情緒和表達愛情融於一起的，比如：《沉寂》一詩就寫道：“一個T島青年，/在戀他的故鄉！/在想他的愛人！”《煩悶》一詩寫道：“我站在老樹的背後，/沉思複歎息！/默默地，/偷聽了它帶來的消息：/它說我故鄉的風景如舊，/只多著一個年老的母親，/日日在思兒心切……/伊說我的愛人依舊/被一個牢圈把伊牢住，/故不能和我長談蜜語……”把對戀人的愛和思鄉念親之愛交融一起互相映襯，更加突出了他的“沉寂”和“煩悶”。
 
從文學史的意義來看，《亂都之戀》這部詩集如果和同一時期大陸出版的一些新詩集相比，她並不顯得非常突出或優秀，但是就臺灣新詩及整個新文學的創建和發展來說，她卻起著舉足輕重的開創的作用。其意義有如胡適的《嘗試集》在大陸新詩發展史上所起的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大陸開展文學革命和倡導新文學到1925年已經進行了八九年了，新文學已基本上取代了舊文學，然而當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文壇上還是一潭死水。舊式文人固守古典文學的壁壘，沉溺於吟詩作對，酬唱賞玩之中。他們最初用傳統文學來抵禦異族同化的反抗性逐漸弱化，隨著臺灣封建勢力與日本殖民當局的合流，一些人的擊缽吟式的酬唱賞玩逐漸被日本統治者利用，成為籠絡臺灣舊士紳階級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張我軍第一個高舉大陸新文學的火把照亮了臺灣文學界，以大陸新文學理論為武器來批判“糟糕的臺灣文學界”，倡導創建臺灣的新文學。並且他是身體力行，既有理論的倡導，又有實際的創作。他的《亂都之戀》是臺灣新詩創作的最早的實績，為臺灣新詩創作起了引路和奠基的作用，是臺灣新詩發展的第一塊基石。
 
原文出處：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2007-05-25/46662.html

《沉寂》

在這十丈風塵的京華
當這大好春光裡
一個T島的青年
在戀著他的故鄉
在想（著）他的愛人
他的故鄉在千里之外
他常在更深夜靜之後
對著月亮興嘆
他的愛人不知道在哪裡
他常在寂寞無聊之時
詛咒那司愛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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