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二二八紀念日前後，追索事件「元凶」的話題就會被重新提出。對於受難者或其家屬來說，探索真相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找出兇手」，即使已不能在法庭上將之定罪，也能寬慰人心，所以在「冤案平反」的層次上，找出元凶無疑是重要的。

但是，歷史的視角與法庭的邏輯並不全然相同，如果歷史的探究與詮釋僅僅執著在「元凶論」上，往往會窄化我們對歷史的認識，甚至反而模糊了另外的「真相」。

「元凶論」的邏輯是一種「暴君決定論」，認定歷史禍害皆出於暴君之手，這和認定歷史進步皆由偉人創造的「英雄史觀」有著相同的本質。這種史觀的侷限性本來極其明顯，首先就是把歷史研究等同於替暴君或英雄立傳，再者就是忽視了歷史人物複雜而多重的面貌。

以人人皆曰可殺的陳儀而言，有多少人願意正視在中國當時的軍政官僚中，陳儀其實是少數清廉且具有改革理念、人文素養，也大力任用進步知識份子的人物，又有多少人願意承認，陳儀在台期間於經濟與文化等領域中並非沒有正面建樹？

當歷史詮釋過度聚焦在「元凶」上時，即使成功找出了「暴君」，也往往無意探討暴君得以起作用的歷史條件與結構因素，歷史的「真相」反而難以深入挖掘，無法被全面認識。

所謂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不能忽略當時台灣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不能不考慮國際因素的介入，尤其不能不認識到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正處於結構性的崩壞，更面臨歷史性的劇變。如果我們讀讀戒嚴時期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前立法院長梁肅戎的回憶，當可發現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收」東北的實況，和台灣當年如出一轍︰同樣的貪污腐敗、派系傾軋和對「受奴化教育民眾」的歧視，這並非簡單化的「中國vs台灣」、「外省vs台灣」所能夠全面解釋的。

近來年，在二二八事件歷史詮釋爭奪戰中，另一個突兀景象是馬英九「官逼民反」論遭到某些方面的大力否定。或許馬英九的解釋仍有不足之處，但「官逼民反」論一方面承認了「官」的錯誤，一方面肯定了「民反」的正當性，並非僅是統治者的自我辯護。事實上，戒嚴時期海內外反對陣營的二二八歷史解釋不正是官逼民反、人民抗暴嗎？

這種現象的產生或許和二二八事件的「菁英無辜論」有相當關係，在二二八時的民眾反抗中，許多上層仕紳菁英並未參與抗暴，卻在國軍來台後遭到屠戮，既然未「反」，所以無辜，更沒有「官逼民反」的問題。近年來，無論是平反運動還是歷史研究，似乎都把焦點集中在這些純良的「消失的台灣菁英」身上，至於挺身反抗暴政的工農小市民、青年學生，卻早已失去了歷史發言權。

二二八事件和當時中國各地發生的類似抗爭一般，都是反對國民黨金權與專制統治的民眾反抗。在事件之後，台灣民眾也不是如主流論述所稱從此全面噤聲，從而陷入數十年的悲情纏繞，反倒是持續地進行組織與鬥爭，由此也才有了後來的白色恐怖鎮壓。只不過，在不同時期由於不同的原因，台灣民眾的反抗史被忽略、被扭曲，更乏人從民眾立場深入檢討抗爭失敗的緣由。

不管是「暴君決定論」，還是「菁英無辜論」，都是二二八歷史論述菁英化的具體表現，而且是經由政治之手，把已經被新史學論述驅逐出場的舊史觀，重新拉回政治與學術的中心位置。這樣的菁英論述，既割裂了歷史，也澄清不了事實，二二八事件真相之釐清，大概還需要有識者持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