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效應越演越烈，在中國大陸引發的是關於罷工潮、工資增長與整體經濟轉型的課題，台灣的焦點比較分散，有人說郭台銘的事就是國家的事，有人在談話性節目渲染著半真半假的訊息，有團體打著專業旗號替郭台銘開脫，更多人關注台商的利多與利空。至於深層次的反省，反省台灣社會存在的一些弊病，這樣的聲音是很微弱的。

比如，有人說，富士康以及大陸員工都「喜歡」加班，「自願」加班，搶著加班。這反映的不過是薪資結構的不合理，底薪的微薄，「台灣經驗」何嘗不是如此？

又比如，有很多人指出，富士康兩班制工時的不合理，台灣高科技員工的工時又豈是「合理」。台灣的法定工時雖然縮短了，但是八小時工作制卻早就被變形工時破壞了，「高科技產業」尤其嚴重。

從這裡，我們不得不延伸出另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台灣媒體的角色。

在富士康員工接連自殺時，郭台銘邀集了200多名記者參觀「媒體禁地」深圳龍華廠區。看到郭台銘的鞠躬道歉，以及「拜託」媒體正面報導，記者們難免心中五味雜陳。許多人要動筆寫郭台銘，寫鴻海的新聞時，總會想想：我會不會觸犯了郭董，傷了自己的荷包，甚至飯碗。因為六年前的那起事件，對不少新聞工作者來說，還是記憶猶新。

2004年4月29日，台灣《工商時報》刊登了一則由記者曠文琪報導的新聞《英特爾新平台 嘉惠鴻海》，文中提到鴻海所生產LGA七七五連接器的報價，鴻海方面認為該報導影響鴻海商業利益達三千萬元，於是拿出一千萬的擔保金，向法院聲請假扣押曠文琪財產獲准。從此曠文琪只能領三分之一薪水，名下財產也被凍結，讓當事人的精神與生計蒙受極大壓力。

一直到半年多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知曉此事，發動連署抗議活動，知名的台灣傳播學者馮建三則在報紙撰文批評鴻海集團：「原來，有些資本家可以恃社會之寵愛而驕橫到如此地步，政治人物都還戒慎使用的手段，竟可以在鴻海手中操縱自如。」在中間人士的斡旋下，該年年底，《工商時報》和鴻海發表共同聲明，表示「撤回對曠文琪的假扣押案件。」。

或許是記者自我設限、自我審查，或者是媒體老闆們「商商相護」，也可能是反映「崇富」的社會心理，郭台銘是台灣媒體的寵兒。他的愛妻情深，他的八卦緋聞，他的接班計畫，鴻海的尾牙盛宴，媒體總是瘋狂的追逐報導。而台灣鴻海員工的勞動與生存狀態，郭氏管理風格的良窳，不是未見媒體著墨，就是輕輕帶過。至於富士康大陸員工，那更不在台灣媒體的視野之內。

其實，只要台灣媒體在過去真正扮演好「監督權力者」的角色，在八卦與盛宴之外，多做點功課，多深入挖掘，鴻海／富士康或許能夠更早啟動改革，更早關注員工做為一個人的需求，而人命悲劇或許就可以減少、甚而化解。

前幾天，郭董又對媒體開罵了，他說「我不願介入媒體」，「你們業界都曉得，要我買（中時），哪輪到他蔡老闆（蔡衍明）今天買這個」。我不知道郭董與蔡老闆之間有什麼恩怨情仇，我只是慶幸曾經派人跟中時余家接洽的郭董，最後高抬了貴手，沒有涉足媒體。如果霸氣郭董自己辦了媒體，他手上的媒體會怎麼報導富士康事件，又會如何地傷害台灣媒體界本已日漸淪喪的新聞自主、專業、倫理和「第四權」角色，還真不敢想像。

我真得高呼一聲，天佑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