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支持與反對服貿的群眾混入越來越多不同的意識形態，在學生領袖宣佈至少再持續佔領國會一週之際，似乎象徵整起事件慢慢浮現休止符的可能。這時，我們不禁要想，這起學生運動會以怎麼樣的形式落幕……

§ 當一切異化為「宗教」活動

宗教信仰中部份價值觀、思想不能被懷疑，就像數學公理，公理本身是一個邏輯思維的假設，具有被證偽的可能，但做為一個理論的絕對前提時，不可被懷疑。

有宗教學者指出，華人社會其實沒有嚴格的宗教信仰，只有民間信仰。民眾拜祖先、拜石頭、拜器物、拜動植物、拜古聖先賢等，儘管民間故事中存在人格色彩，但還是會跟著燒香、磕頭，求個內心平安，同時口耳相傳那些極富人性的神明帶有神話色彩的故事。

在中國雖過去雖有數十年處於無神論的教育，但民眾燒香磕頭，求升官發財的事情可沒少做。隨著改革開放，廟宇某種程度化身斂財場所，三進三出之間會發現到處是請信徒們添香油的箱子。還記得去年到四川看樂山大佛，還有一排職業攝影師，佔據最好的拍攝角度，指導民眾按照他們的要求拍照，最後當然不忘收費。在台灣，金碧輝煌的幾座大廟就不用說了，有的還提供花錢就能透過數位合成方式，和建築物，以及住持合照。

信仰中包含理性無法驗證的假設，像是「上帝存在」。但如果沒有理性無法驗證的假設存在，信仰便從天上墜入凡間，成為與人相親的現實物。西方中世紀士林哲學提倡「理性神學」，經由哲學補足宗教內涵的邏輯性，畢竟若神和人一般欲望橫流、用人際鬥爭與自相殘殺的本性看顧人世，神又與人何異？

但有人把自己的政治傾向與喜好，投射於特定個人身上，政治活動宛如宗教活動，而各種如選舉等政治活動全異化為宗教性的活動。曾幾何時，有些人站在神壇上，向著同樣意識形態的人們宣教。服貿與反服貿的抗爭活動，掀起台灣一場理性以外的「宗教」戰爭。

§ 誰才是神壇上的假先知

台灣近幾十年來，假先知似乎越來越多。

翻開近代史，不談遙遠的西方，就談兩岸，多少人曾經走上神壇，站在神壇上供人們仰望。這種感覺就像我們透過新聞在看北韓，或者其他獨裁政權統治的國家，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不同視角。

神壇是在世的，代表的是一個超越的國度。那個國度不見得是上帝之城，卻很可能以某個遠大的理想為號召。面對站在神壇上的人們，受過教育，我們得學會如何理智的看待他們。

曾經，王莽站在神壇上、毛澤東站在神壇上、蔣介石站在神壇上……曾經，藍營和綠營都有領袖站在神壇上。然而，有那麼一段時間，人們忘了站在神壇上的是和我們一樣有血有肉，有理性也有欲望的人。神壇上的人也忘了自己是人，最多是上帝的代言人，僭越身份，扮演起上帝的角色。

最後這些代言人都走下神壇，只是有的自願，有的被迫。有些人清醒過來，有些則一輩子活在自欺欺人的回憶裡。

所以當一個人站在神壇上，被當成神一般崇拜，這情況只能用一句話形容，「一個巴掌拍不響」。民眾不夠智慧，不理性的狂熱，就會造就對人因信稱義的詭異情況。

另外一種相反情況，則是反應民眾對神壇上的代言人有著過高，不切實際的期待，但在迷信真正被打破之前，又很容易給予繼續迷信下去的藉口。與此同時，當神壇上的代言人不只一位，不同的信徒們便會開始在他人（團體）身上尋找污點，並同時掩飾自己（團體）的缺點，好證明自己信仰的神、信徒與自己都處於一個更經得起道德考驗的高位。

站在神壇上的人面臨虛榮的考驗，而企圖將自己的公民責任推諉於代言人之後的民眾，我由衷希望大家能好好反思這十幾年來，是如何以代議制度為方式，以為只要投票就算盡到公民義務的人們，一次次將權力給了那些政客。這次太陽花學運，正是對代議制度投下不信任票，負起公民責任，將權力從那些不被信任的政客手上收回的具體行動。

§ 政壇不是神壇，「人」事需要理性，不是迷信

走上神壇上的若是人，則人必有人性，必有犯過，但至少有些走上去的人，他們敢於作為。如今，某些站在神壇上的人，在人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理下，反倒顯得比那些敢於作為也真有成績的人更具有神聖光輝。

馬丁‧路德、甘地、德雷莎修女那樣為他人服務的宗教信徒，反而不會以一副上帝代言人的姿態自居，而是更能謙卑的面對上帝與他人，並且他們從不畏懼實踐道德時被那些「清白」人士撻伐。從這個意義上，他們才是真正的現代公民意義實踐者。

反服貿與挺服貿活動，引發雙方支持者的網路論戰。我得說作為媒體與全國民眾注目的焦點，立法院內外的支持者們，尤其是尚未出社會的學生們被部份民眾投以一個很高的道德標準，要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在思想、談吐與言行等各方面都要完美表現，任何一點瑕疵都會被抓出來作為維護自身網路論戰的批判點。試問這個高標準能套用在國家領袖和政壇上，那些足以當學生父母，西裝筆挺的長輩們？無疑地，這次活動使兩代與兩個不同意識型態的人們，終於對國家主體問題，再也無可逃避。

我們都應該清醒一點，想想我們不是真正在面對上帝，政治本身並非宗教，是一個可以且應該理性對待的對象。

神壇不是那麼好站的，待在神壇底下的人卻迴避著自己的責任。被拱上神壇的人也應該要好好想想，避免因為一時群眾的鼓譟而迷失自我，畢竟只有真正的上帝可以駕馭憤怒的人群，任何扮演上帝代言人的傳道者，都只有一副挨不住群眾暴力的肉身。

一場充滿理念的群眾運動，最後還是必須回歸群眾。要保持理性，就得擺脫虛妄的神性，虛妄的崇拜與佈道。特別是在過去十幾年來過於激情，試圖操弄人民情感的宗教式選舉與政治活動後，現在的年輕人厭倦了這一切，理當也更能看清這種宣傳方式的不理性，以及背後擺脫不了私慾的動機。

最好的方法，就是拆了佈道會場，去除不必要的神壇，讓一切活動回到「人與人」的本質上來談所有的問題。以免支持者將少數領袖推上神壇，同時將自身應該肩負的公民責任也一併推給少數人，只求一身「清白」；反對者也將對方的少數領袖至於神壇高度，然後用只有神才能經得起檢核的聖人標準，藉以打擊對方的純粹性。

當馬丁‧路德面對舊教會的腐敗，他挺身而出推行改革，他提出「因信稱義」，告訴人們：「得到拯救無須依靠教會，每個人都可以得到上帝恩典」。類比當前的公民運動，對於一個理念的推行與實踐，每個公民都有他能夠直接參與的權力，以及責任。贖罪卷的罪，包括買與賣，雙方都有責任。公民參與，是對公民權力的實踐與負責任的表現。

現代公民社會沒有聖人，也不該有不把自己當人的傳道人。公民社會只有充滿人性的公民，公民的事情由公民解決，亦即由人自己解決。至於上帝？那不是我們又一次走上街頭時該關切的對象。

§ 揹上十字架的考驗

認清誰才是真正先知的考驗是巨大的、艱難的且痛苦的。和野百合運動不同，學生當年採取的是靜坐的方式，而太陽花學運的部份學生確實觸法。我們看2010年英國學生抗議學費調整、2011年智利學生爭取教育權、2012加拿大魁北克的學生運動等，學生運動的本質仍舊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而參與運動本身得有面對法律制裁的心理準備。

特別是既然知道面對的政府與領導者和自己的立場相反，加上法律雖然有其彈性，但還是要在不失其精神，維護法律的權威性、穩定性與神聖性。假使最後學運行動達成訴求，執政者與司法單位要求期間觸法的參與者負起相應的法律責任，訴諸司法開特例將會對法治社會造成傷害。學生們將有如揹著十字架的耶穌，赴上哥爾哥達刑場之路。但若不以理、法兩全的自我犧牲完滿救贖，將留給社會一個未來任何人或團體，踐踏法治底限的操作空間。證明自己的純潔性，這是對信仰的真正考驗。

太陽花運動結束的方式，很難如三月三十號那樣就地解散，但審判先知對執政者與學生們都是一場考驗。毋寧說，政治、法律與民意，此時都成了當權者必須細細考量其對自身與政黨利益的難題，下錯一步，可能傷人傷己。

左右整場運動最終命運的落槌者，某個角度來說，很不幸的還是掌握在執政者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