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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課堂，講授儒家倫理學的教授問了大家一個問題：「偽君子和真小人，哪個比較糟糕？」

我的答案是：「真小人。」

留學哥倫比亞政治系的中國學者劉瑜，她在新京報的訪談《劉瑜：偶像思維是極權政治的文化基礎》一文中談到中國的公共道德困境時，記者問她，現在的中國的公共討論中，道德被污名化，人們不是搶佔道德高地，而是紛紛搶佔道德窪地，然後一起討伐道德崇高的現象怎麼看？

劉瑜表示：

我的理解是，在中國存在一種現象，就是在公共領域，什麼都不說都不做的人活得最自在自得，既然無所作為，當然很「清白」，又因為這種「清白」 ，他們常常對有所作為的人橫加指責吹毛求疵。就是說，說點話做點事的人會被按照聖人要求——這個人在道德上要完美，在知識上要毫無漏洞，甚至說話的姿態都要完美無缺。

所以在當下，如果你說話做事無底線，即使無比醜陋，也會被很多人誇為真性情，而如果你關心公益和社會責任，就會被懷疑是偽君子。這就是所謂的「搶佔道德窪地去審判崇高」吧。這種觀念的流傳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為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社會很難形成善的循環和傳播，很多人不是沒有財力和善意去做好事，而是怕攪入一攤渾水。

當台灣社會正因為服貿與反服貿雙方劍拔弩張，長久以來維持的假和諧景象隨著不同意識型態憋屈已久的心聲釋放出來，網路上掀起筆戰，校園裡頭也不平靜，不同意見的學生，乃至師生之間都產生了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

我們把時間往前推，就在今年二月，香港發生《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在上班途中被歹徒砍殺三刀，性命垂危的血案。背後牽扯的是香港民眾關心且恐懼的新聞自由，乃至言論自由的議題。

英國史家伯里（J.B.Bury, 1861-1927）在其著《思想自由史》（History of the Freedom of Thought）開宗明義道：「思想自由就是言論自由。」如果自由只能腦袋裡頭想一想，實際上不能做，以伯里的觀點來看根本談不上自由。當然自由指的不是毫無限制的做任何我們想做的事，但任何阻撓合理言論自由的行為都應該受到譴責。

近期服貿引發的論戰，比起公民與社會科考試，其實才是真正考驗台灣人民公民水準的大考。而且在這場考試裡頭，採用的不是傳統的筆試，而是透過發言與辯論的方式。但很遺憾地，一個透過辯論希望讓真理越辨越明的機會，許多人還是習慣用做是非題、單選題的方式作答。這突顯的不只是公民教育出了問題，民眾不曉得怎麼進行公民議題的討論，也突顯智性教育本身沒有真正教給民眾理性思考與表達的適當能力。

有些人在爭吵，有些人卻畏縮起來。誠如我在另外一篇專欄中所述，「想做好事，光捐款是不夠的」。曾有一項調查指出，慈善機構與捐款，給了部份人不親身行善的藉口，某些人認為我已經捐錢了，那些拿了錢的機構自然會「幫」我行善。實際上，誠如履行公民責任，只是每兩年參與投票也是不夠的。平常對民意代表癱瘓國會一片罵聲，代議制度在台灣與政客、財團糾纏不清，領了選票不是當人民喉舌，而是屢屢出現脫序行為。當年輕人對政治逐漸冷感，這在在說明民眾應該要站起來，用實際的行動督促政客們盡他們的義務。另一方面，這也說明政客被民眾養壞了，他們吃定支持者只會在選舉期間跟著他們激情演出，然後用一句「我要賺錢，沒空管」打發自己好好監督自己選出來的民意代表與首長，以及自己生存的社會。

這讓我想起我這一代的小時候，不少爸媽會在孩子面前對老師說：「老師，我的孩子就拜託你了，要是他有什麼做錯的，請老師盡量管教，打就對了！」這話聽起來對老師充滿信任，實際上背後有多少是家長們把自己應該肩負的家庭教育責任丟給了教學現場的教師。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各有其不能替代的部份。

四一零教改使台灣杏壇吹起反體罰之風，遲來的改變，改變的卻始終只是學校場域。如此一來，無論教改怎麼改，若家長們還是推諉家庭教育的責任，把教育的工作全部丟給老師，體罰與否又能改變多少學校以外，父母應該加諸給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正面引導。

清白不是壞事，但刻意清白所造就的中立假象，在當前社會面臨重大議題之際，不實行公民義務，等於沒有履行公民責任。而不履行無非掩耳盜鈴，如把自己的權力過份交給代議制度一般，讓自己處於被動接受結果的狀態，試問當結果不如預期，毫無行動的人第一個該指責的就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