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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禮之前，我們先談「變」。

自上海返回台灣後，有些東西以我熟悉的面貌等待著，像是在迎接老朋友的到來，又像是永遠在家守候出外遊子的家人。但有些面貌變了，有的關於人：一位朋友從未婚到已婚、一位朋友從電腦工程師成了到美國遊學的學生；有的關於物：家裡附近的科學園區大興土木，幾棟建築物已見雛型，我回家還剛好碰上台灣燈會在南投的最後兩天，湊著看了兩回。

你說有變化好？還是沒有變化好？多年看下來，我說話的速度慢了，回應的速度也顯得不夠利索。這不只是因為我老了，還有一個原因是要考量的要素多了，也不再允許自己像年輕的時候那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有些人以為儒家是一成不變的，其實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各個思想靈活。對於盡孝，曾子認為被父親體罰應該默默忍受，孔子就訓斥他，叫他應該跑，不然萬一不小心他被打死，讓父親鑄下大錯，更加不孝。

《論語‧陽貨》有篇更傳神：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你說孔子很嚴肅？孔子還會跟學生開玩笑。如孟子也講「權變」，亦即道德雖然有一個本體，但在實踐上，要因時、因地、因事、因人制宜，不可死腦筋。如對於舜不告其親而娶妻，孟子卻以為表面上這似乎不合乎孝，實際上卻是在更深的層次上盡孝，因為當時舜若不娶妻便可能斷了香火。「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典故（《孟子‧離婁》）就是這裡來的。

為何我在談禮之前先談「變」，在於希望我們能重新思考禮的意義，甚至是喚起我們對「禮」與「行」兩者間淡忘的「思」。

回到台灣，第一個感覺就是回到一個特別守禮的地方。人與人之間保持一個盡可能互不侵犯彼此的空間，不只是走路的時候會注意對面行人和自己的距離，還包括公共場所不該吸煙的地方，也不會做出影響他人的行為。這份「禮」，我在中國碰上到台灣的朋友，他們多對此表示肯定。

守禮在台灣社會已經達到每個人生活習慣的層次，而一個時代的進步就在於所謂「較高」的層次永遠是變動的，而且應該是向上移動。十幾年前室內公共場所不吸煙的癮君子是個人選擇，現在則是一個普遍被民眾認同的概念。所謂的禮，因為儒家發揚光大，但大儒也告訴我們對於禮的實踐應該要有一顆靈活的頭腦。一顆靈活的頭腦可以幫助我們不會因為有些事情做習慣了，就忘了當初實踐這件事的意義，避免自己變成禮的機器。

有些人看似守禮，實則只是仿效其他人行禮的形式，對自己為什麼要行禮，守禮有什麼意義，自己並不清楚。當這樣的人被放置在一個新的環境，他可能會採取新的模仿，也可能不會。但只要入鄉隨俗就夠了嗎？一個國家，到商業大城和窮鄉僻壤，還是會有差異，更何況守禮除了配合風俗，也不等於一味的服從，從禮之中展現自身文化也是禮的一種特質。所以對於禮，我們很難拿一套標準就一定能放諸四海皆準。唯一我們可以預備的，是一顆靈活的頭腦，對於禮針對當下場合該如何執行的慎思明辨。

行禮跟不上時代變化，無法因為不同環境需求做修正，禮反而影響生活，就像捷運上那讓某些人不敢輕易坐下，就怕被當成無禮之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博愛座，活生生就是一個空有形式的實例。

這點也可以應用於看人，有禮的人給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不錯的，至少我們知道這個人懂得待人的基本原則，給彼此一個熟悉的行為脈絡依循。但一個不知變通的人，亦即此人很可能只是行為守禮，思想上死板。教育上，家長和老師不應該只教學生守禮，還應該告訴孩子為什麼應該守禮，在不同情況下我們應該適當的調整我們對於禮的行為。譬如孟子就講過例外情況，女子溺水了，雖然男女授受不親，但這時伸出援手比男女之間肌膚之親的禮更重要，也更正確。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我想這句話可以轉換一下，成「行而不思則罔，思而不行則殆。」行與禮之間有個頓號，那意思是要我們有時間多想一想，我們為何而行，又該如何行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