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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的討論，談到美學並不只是一種學術上的，只屬於上層建築、少數人的專門享樂。美學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是一種能夠學習，且能增進生活樂趣的人生態度。

早在清末明初，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的重要，包括「以美育替代宗教」的觀點。台灣在美育的發展上，在某方面來說是遙遙領先中國的。中國直到1994年，才將藝術課排入高中作為學生必須修習的課程。然而，實際上，從小到大，尤其在國三（九年級）和高三，面臨升學考試之際，藝術課程不分兩岸，可以為了考試相關的課程，特別是數學、英文等，用來補課或進行模擬考試。

儘管我們的藝術課程並未真正傳遞美學，多是談論技術，以及粗淺的審美概念。但作為五育的其中一項，理當與其他四育並重的領域，教師的態度不難成為學生評斷對該領域付出多少的判準。

學校那些不成文，卻已成慣例的「補課」，看在學生眼裡，不同科目教師之間對待自己課程的不同作法，當藝術類的教師不斷的動搖自己教學的權力，把課程讓給那些「比較重要」的數學課和英文課，要怎麼讓學生感覺到這是一門應該學習的，應該被尊重的科目？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審美鑑賞需要經過一定的學習，提昇素養才能了解。就像學習任何科目，都要由淺入深，站在一定的基礎上才能理解更深奧的知識內涵。但審美鑑賞在這方面的要求，也隨著教育場域中的退讓而成為可有可無的，不必然為學生於教育過程中培養的能力。當部份大眾抨擊國內的媒體和大眾藝術過於庸俗化，又抱怨某些藝術過於高雅而難以親近。義務教育與國民教育階段未能完整實踐美育的苦果，便在社會上反噬著人們必須忍受的各種不美的每個環境角落。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立元在演講中，論審美時說道：「如果一件藝術品不是作為審美活動的對象，它就不是現實的藝術作品，更不是現實的審美對象。」

朱立元教授舉例道：

譬如文學作品《紅樓夢》，在曹雪芹的時代以及他死後是以手抄本形式流傳，後來有了刻板，但是傳播範圍都不是很大。到了現在我們大批量的印刷，光盤也有了。但是《紅樓夢》放在書架上，我們不去讀它，或者我們沒有把它當做文學作品去讀的話，它只是用中文的文字符號寫的東西，與其他的諸如物理書、化學書、哲學書一樣，很難說是現實的審美對象。文字符號怎麼是審美對象呢？根本沒有轉化為審美對象。即使有人讀它，但是這個人的文化水平很低，根本讀不懂《紅樓夢》，讀了幾段讀不下去了，那麼他這幾段閱讀也不是審美活動，這個時候這個作品也沒有作為審美對象而存在。只有在人的審美閱讀當中，《紅樓夢》這部文學作品才能現實地生成為審美對象。（陸挺、徐宏主編：《人文通識講演錄‧美學卷》，2007，頁76）

今天一個人在社會上犯罪，他將罪行的歸因推給學校，說：「老師沒有教我什麼是善。」又推給家庭，說：「爸媽沒有教我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同樣地，當部份民眾，以及學校教師與知識份子們對年輕人欠缺審美鑑賞力，並沉溺於庸俗氾濫的文化。當學校內沒有將美育相關課程實際推行完整，年輕人自然可以理直氣壯的說：「不好意思，學校沒有教我們審美，也沒教我們什麼文化。」

談審美，必有一個審美的主體，以及審美的客體對象。客體對象是被認識，即被鑑賞的物品。審美主體就是人，但人跟本是存在主體，儘管具有審美主體的能力，若沒有經過適當教育與引導，便無法在面對物品前，將審美這項主體賦予的能力發揮出來。這時候，美彷彿不存在了。

以攝影為例，犀利的捕捉畫面之美的「攝影眼」也需要教育，需要有方法的引導，也需要美育作為學習活動的課程。今日數位相機如此普遍，加上具有拍照功能的手機，幾乎每個人都擁有至少一台以上的攝影器材。那麼當前義務教育與國民教育階段的藝術相關課程，是否有對於攝影這一藝術領域多做藝術與審美等美育知識的推廣，便會在攝影藝術於台灣坊間的推行上看到其豐沛或缺乏的影響力。

當我們提倡美，或提倡任何藝術，都離不開教育，特別是以美為主要內涵的美育。既然是學校教育提倡的五育中不可分割的部份，學校教育中的有關人士們便不能輕忽，且當尊重自己傳授美育的責任，這不是與社會主流思想作對，而是為了培養身為人的各個層面更完整的下一代，身為教師所應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