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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10/24 05:34:17瀏覽105｜回應0｜推薦2 | |
| Excerpt：《里爾克傳：敞開的生命》-1 書名：里爾克傳：敞開的生命 作者：桑德拉．里希特（Sandra Richter） 譯者：沈冲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8 本書為詩人里爾克傳記，採取諸多不同的角度講述了詩人一生的非凡經歷，從獨特家庭環境下的成長和艱難自我定位，到飄蕩人生的不同階段和變遷環境中對世界的觀察和互動，再到與同時代的同行、作為繆斯女神的女性之間的複雜關係，等等。得益於瑪律巴赫德國文學檔案館收藏的大量獨家文獻，作者爬梳里爾克的浩繁手稿、書信等一手材料，從中篩選最具價值的信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呈現一個有別於傳統認知的詩人形象。此外，本書還收入數十幅珍貴照片，圖文結合，形象重現里爾克的人生之路。 【Excerpt】 〈在同一個籠子裡〉 與“布拉格圈”的親近與疏離（馬克斯．布羅德、弗朗茨．韋弗爾、弗朗茨．卡夫卡） 1904年1月15日，里爾克收到了一份邀約，言辭簡清而直接：敬請“閣下”將自己的作品“惠予”“布拉格德意志學生朗讀和講演會堂”。信件落款人是馬克斯．布羅德和馬克斯．米爾拉特，前者擅寫散文，後者長於詩歌。他們懇請里爾克在接下來的幾天內賜稿，最遲不要晚於當月20日。原來，這個“朗讀和講演會堂”計劃舉辦一次“本土作家未發表作品系列講座”。”這座會堂是當時一眾年輕知識分子和文壇新秀們的聚會地，其中不僅包括19 歲的布羅德，還有20歲的弗朗茨．卡夫卡和19 歲的菲利克斯．韋爾奇——這正是後來被布羅德稱為“布拉格圈”的核心成員。布羅德和卡夫卡於1902年10月在朗讀和講演會堂相識，當時布羅德剛做完一場關於阿圖爾．叔本華的講座，卡夫卡當場提出了異議。自那以後，他們頻繁見面，有時也會和一同寫作的友人相聚，其中包括盲人小說家奧斯卡．鮑姆和年輕的抒情詩人弗朗茨．韋弗爾。 馬克斯．布羅德及其圈子的上述和其他信件在此前並不為人所知。令人驚訝的是，對於第二代布拉格德語作家與里爾克之間的聯繫，人們知之甚少。但對於朗讀和講演會堂的學生們來說，里爾克無疑屬於引領時代的作家：早在1900年，崇拜年輕里爾克，尤其推崇其《菊苣》項目的新浪漫主義作家保羅．萊平就在會堂做過關於里爾克的演講，並朗讀了他的作品。在布羅德眼中，里爾克是一位偶像式的人物。他對這位詩人如此關注，甚至跑去觀察他的父母：他的父親常在布拉格的“護城河大街”漫步，引得女士們面紅耳赤；他的母親則沈靜內斂、離群索居。在那本充滿魅力的文學回憶錄《布拉格圈》（1966）中，布羅德進一步展現了自己對里爾克作品的熟稔。布羅德贊揚里爾克對捷克民眾的細膩描繪，甚至並不避諱這座城市的陰暗面；雖然里爾克不通捷克語，但他用共情彌補了這一缺憾。儘管里爾克的詩作以意象豐沛著稱，併發展出了一種夢幻般的自我生命力，但布羅德仍尊其為波希米亞生活的忠實觀察者，秉承現實主義和批判精神。 布羅德打聽到了里爾克的住址，於1月25 日再次致信。這次的信更加詳盡和禮貌，他稱這位沒比自己大幾歲的詩人為“備受景仰的大師！”’，並告知此前已經舉行過兩位翻譯家兼作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古斯塔夫．邁林克的講演。布羅德客氣地表示，如果能以里爾克朗讀未發表的作品來接續，那將是會堂“莫大的榮幸”。同時，他也借此機會請求28歲的里爾克關注他本人發表於《文學雜誌》第13期和第17期上的作品。 然而，里爾克向來不願將自己的文本交由他人朗讀，對於未發表的作品更是如此。此外，那個時候的里爾克已然是不少年輕作家和藝術家的導師，再無餘力分身。自1903年起，他就與來自特梅斯瓦爾的弗朗茨．克薩韋爾．卡普斯通信，此人當時在維也納新城的軍事學院就讀，同時也在嘗試詩歌創作。在卡普斯身上，里爾克看到了自已當年的影子——儘管就文學天賦而言，這種看法並不準確。“他處境艱難”’，對此里爾克在1904年深信不疑。他建議卡普斯審視自己想要成為作家的意志，全然獨立自覺地，不斷自問：“我不得不寫作嗎？””里爾克鼓勵卡普斯（以及後來的雄心勃勃的藝術家們），要相信交互作用：一個人投人的情感和力量，或早或晚，總會得到回應。"然而，卡普斯選擇了一條和他的偶像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在軍隊中不斷高升，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成，還負了傷，為奧匈帝國戰爭部的文學局在明信片上撰寫愛國詩句，戰後則為各大報紙工作，給烏爾施泰因出版社創作格調高雅的通俗小說。 事後看來，我們不禁感慨：要是里爾克9當年提攜的是布羅德及其圈子，而非卡普斯，那該多好！1910年代至 1920年代的文學史將會呈現全然不同的樣貌。里爾克曾在馬塞爾．普魯斯特身上慧眼識珠——他是最早對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贊不絕口的人之一，併力薦基彭貝格出版——同樣的事情原本也可能發生在布羅德、卡夫卡和韋弗爾身上。 1907年，布羅德參加了里爾克在布拉格協和社舉辦的朗誦會。這個通常所謂的第一代布拉格圈，卻被布羅德貼上了“老一輩”布拉格圈的標籤。”顯然，布羅德當時並未與里爾克直接攀談，但事後給他寄去了自己1907年出版的詩集《戀人之路》。 1908年3月初，里爾克終於回信了，他向布羅德致歉，稱自己得了流感，只能簡單寫幾句，因為還有堆積如山的信件等著他回復。即便如此，里爾克還是覺察到了布羅德的抒情詩與自己的創作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在他看來，兩人對於詩歌有著共同的態度：詩歌必須“成長為一種廣闊的具象藝術，不再空談情感，而是用那些被無限克制的情感手段，去預見一種對世界的克服：為所有人創造情感的等價物”。里爾克這番對於抒情詩使命的理論化表述令人頗感意外；它聽起來就像是為容觀目激進的現代詩學所提煉的一個冷峻公式。他想引導布羅德走上這條道路，好讓“陷入愛情之人”變成“愛著的人”。布羅德向里爾克表達了熱烈的感謝，描述了自己閱讀《新詩集》時的激動心情，並渴望向世人宣揚里爾克的偉大。 事實上，里爾克、卡夫卡和布羅德已經在同一個平台發表作品了：由弗朗茨．布萊和卡爾．施特恩海姆主編的《許佩里翁》雜誌。 1908年的創刊號除了刊登里爾克的四首詩歌，還收錄了卡夫卡的《觀察》：而在第二期中，布羅德發表了他的《歌謠》。年輕的布拉格圈即便沒有里爾克的提攜也獲得了成功，而且足以與之比肩。1910年10月9目，布羅德在旅行日記中記錄了“去里爾克那邊”的字樣，並附了里爾克的地址。”至於兩人是否真的見了面，則無記載。 不過，布拉格圈最年輕的成員確實見到了里爾克：自1911年起，韋弗爾一直在發表詩歌。里爾克頗欣賞地朗讀這些詩歌，從中發現了一些與自己的詩作類似的傾向，但也聽到了一種全新的、自信的語調：他是“一位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詩人”，里爾克向他的朋友、聰慧的沙龍女主人西多妮．納德赫尼．馮．博魯廷贊嘆道。里爾克終其一生都在阻撓她與男友卡爾．克勞斯成婚。里爾克一心想要結識韋弗爾，於是打聽到了他的地址，給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辭藻綺麗，近乎一首散文詩。 …… 韋弗爾必定向布拉格的友人們講述了與里爾克的會面。布羅德試圖維持與里爾克的聯繫，但鮮少涉及私人生活，只能說是一種作家之間的務實交流，偶爾迸發熱情。1916年8月至9月，正值戰爭期間，布羅德請求里爾克猶太復國主義週刊《自衛》撰寫特稿：他希望里爾克能談談布拉格的“猶太元素”，並回答這一元素是否以特別的方式塑造了這座城市，乃至可能使其區別於其他城市。一眾作家都為此撰寫了稿件：馬丁．布伯、卡夫卡、埃爾澤．拉斯克—許勒爾、韋弗爾以及布羅德本人。這是兩人通信中首次提及猶太性。或許並非巧合，布羅德沒有選擇島嶼出版社，而是在猶太出版商庫爾特．沃爾夫那裡出版，而韋弗爾則在那裡擔任編輯。顯然，在戰前和戰爭期間，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文學文化的分野相較以往更為鮮明。里爾克對布羅德那個問題的回覆沒有留傳下來。後來布羅德又向里爾克發出了最後一次邀請，希望他能為《布拉格日報》撰寫一篇文章，主題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語詩人”，里爾克對此的回應，同樣未得留存。 儘管如此，布拉格圈始終沒有淡出里爾克的視野，除了韋弗爾的緣故，主要還是因為卡夫卡。卡夫卡偏離法學學業的正道，轉而涉獵日耳曼學、藝術史以及——和里爾克一樣——在安東．馬蒂那邊旁聽哲學課。他也像里爾克一樣，想去慕尼黑繼續深造。但與里爾克不同，卡夫卡出於理性的考量還是回到了法學專業——同時創作中短篇小說，其母題、主題和敘事方式與里爾克早期小說中的訴求和母題存在呼應之處，只是表現手法更為激進。 例如，里爾克《兩個布拉格故事》中的《國王博胡什》讀起來就像是卡夫卡1913年《判決》中俄狄浦斯式幻想的關鍵文本。博胡什挖出了父親的胸膛，把它像甲胃一般綁在自己身上，他想象父親是一個聲如洪鐘的巨人——一如《判決》中的兒子，他同樣將強大無比的父親稱為“巨人”，其嗓門永遠蓋過自己。 又比如，卡夫卡兩年後問世的《變形記》進一步推進了里爾克在《馬爾特手記》中的母題：馬爾特的自我分裂成了兩個人格，其中一個消解了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邊界，另一個則冷眼旁觀，帶著自我批判。卡夫卡則剝奪了主體進行這種反思的可能性。他的格里高爾．薩姆沙一覺醒來變成了“害蟲”，並只能以此感知自身。 又比如在1922年的《飢餓藝術家》中，卡夫卡也延續了一篇里爾克的文本，即《豹》。和里爾克的豹一樣，飢餓藝術家困於柵欄之後，對外界漠不關心，退縮在自我之中。不同於那頭在籠子里不停轉圈的豹，飢餓藝術家死於他那已經成癮的藝術。他的遺骸被清掃了出去，緊接著卡夫卡開啓了一個新的情節，或者更確切地說，重拾了一個舊的里爾克故事：“籠子裡被放進來一頭年輕的豹。”“按照卡夫卡的設定，《飢餓藝術家》是《豹》的前傳；他是豹的前身，囚於同一個籠子裡。 反過來，里爾克很早就意識到卡夫卡非泛泛之輩，最晚不遲於1908年，通過《許佩里翁》雜誌上發表的作品以及布羅德的介紹。里爾克讀過許多，或許幾乎是全部卡夫卡出版的作品，這些作品觸動了他，直抵內心，令他驚嘆。1916年11月10日，里爾克有機會在卡夫卡布拉格之外的唯一一次朗誦會上親聞其聲，親見其人。里爾克的筆記本裡寫著“弗朗茨．卡夫卡晚上在戈爾茨處”——卡夫卡在慕尼黑漢斯．戈爾茨新藝術畫廊舉辦的“新文學之夜”系列活動上朗讀作品。當時戰火正酣，煤炭短缺，聽眾裹著大衣，卡夫卡朗讀了《在流放地》。聽眾和媒體反應刻薄。 里爾克是否在場並無確證，但卡夫卡在返回布拉格的途中卻聲稱耳畔縈繞著里爾克的話：“順便提一句，在布拉格時我還記得里爾克的話。在對《司爐》說了幾句十分友好的評價之後，他認為無論《變形記》還是《在流放地》都沒能再次達到那種前後的一致性。這一評論並非能讓人輕易理解，但是充滿洞見。” 而里爾克也受到了卡夫卡的不少啓發，希望能讀到他的每一篇作品，還懇請卡夫卡的出版商庫爾特．沃爾夫把卡夫卡的所有作品都寄給他。師徒的角色發生了轉換：里爾克《杜伊諾哀歌》的第五首和第十首讓人聯想起卡夫卡的小說《在劇院頂層樓座》和《致某科學院的報告》。《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第二部的第九首中，里爾克以詩的形式抨擊了行使暴力的法官，以此反對酷刑，這一節讀起來宛如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平行文本： 你們這些審判者啊，不要誇耀可免去的酷刑，不要誇耀鐵鍊不再鎖住脖子。 沒有，沒有一顆心得以昇華——，因為刻意的仁慈的痙攣正將你們更加溫柔地扭曲。 這裡的“仁慈的痙攣”可能指涉卡夫卡的刑法體系，因為《在流放地》中，軍官的女助手們會在犯人受刑之前往他們的嘴裡塞糖果，儼然一份拌了糖的斷頭飯。里爾克的十四行詩以簡練的措辭揭示了這種虛偽關懷的錯誤本質。剩下的，唯有寄希望於一位發光和救贖的“真正的仁慈之神”。 里爾克的堅定反對者阿多諾對卡夫卡推崇有加，若是他看到布拉格作家們與里爾克的這些私人關係以及他們作品中的相似母題，想必會感到愕然。因為這完全不符合阿多諾為里爾克畫就的肖像，即迎合時代趣味的寵兒詩人。正因如此，公正地看待里爾克，也公正地對待布羅德、卡夫卡和韋弗爾就顯得更加重要。宗教以及隨之形成的生活方式雖然讓里爾克有別於“布拉格圈”，但他們所處的環境——行將就木的奧匈帝國和德意志—波希米亞文學傳統——卻是這些布拉格德語作家的共同底色。他們之間的關係既親近又疏遠。此外還有：作為典型的現代作家，里爾克和卡夫卡都曾經歷過心理上的極限體驗，並將其記錄在自傳式的筆記和作品中。正如布羅德所言，連接里爾克與卡夫卡的，正是恐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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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