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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5 06:55:43瀏覽195｜回應0｜推薦6 | |
| Excerpt：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下)》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52366 知堂回想錄(下)文學因緣 作者：周作人 出版社：風雲時代 出版日期：2020/04/20 《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晚年回顧自己一生經歷寫成的傳世巨作。最初只有「北大感舊錄」數篇，正值好友曹聚仁在香港辦報，便在副刊發表，歷時兩年多，從一九六二年一直寫到第四卷，手稿總題為「藥堂談往」，一九七○年才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集結出版，名為「知堂回想錄」。其時作者已去世將近三年，而此書距今亦已五十年之久。 【Excerpt】 〈蔡孑民（二）〉 講到蔡孑民的事，非把林蔡鬥爭來敘說一番不可，而這事又是與復辟很有關係的。復辟這出把戲，前後不到兩個星期便收場了，但是它卻留下很大的影響，在以後的政治和文化的方面，都是關係極大。 在政治上是段祺瑞以推倒復辟的功勞，再做內閣總理，造成皖系的局面，與直系爭權利演成直皖戰爭，接下去便是直奉戰爭，結果是張作霖進北京來做大元帥，直到北伐成功，北洋派整個坍台，這才告一結束。 在段內閣當權時代，興起了那有名的五四運動，這本來是學生的愛國的一種政治表現，但因為影響於文化方面者極為深遠，所以或又稱以後的作新文化運動。這名稱是頗為確實的，因為以後蓬蓬勃勃起來的文化上諸種運動，幾乎無一不是受了復辟事件的刺激而發生而興旺的。即如《新青年》吧，它本來就有，叫作「青年雜誌」，也是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由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後來有胡適之自美國寄稿，說到改革文體，美其名曰「文學革命」，可是說也可笑，自己所寫的文章都還沒有用白話文。 第三卷裡陳獨秀答胡適書中，儘管很強硬的說： 「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可是說是這麼說，做卻還是做的古文，和反對者一般。（上邊的這一節話，是抄錄黎錦熙在《國語週刊》創刊號所說的。） 我初來北京，魯迅曾以《新青年》數冊見示，並且述許季茀的話道，「這裡邊頗有些謬論，可以一駁。」大概許君是用了民報社時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這麼說的吧，但是我看了卻覺得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我那時也是寫古文的，增訂本《域外小說集》所收梭羅古勃的寓言數篇，便都是復辟前後這一個時期所翻譯的。 經過那一次事件的刺激，和以後的種種考慮，這才幡然改變過來，覺得中國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學革命」實在不夠，雖然表現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聯帶的應當做到的事，不過不是主要的目的罷了。所以我所寫的第一篇白話文乃是《古詩今譯》，內容是古希臘諦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在九月十八日譯成，十一月十四日又加添了一篇題記，送給《新青年》去，在第四卷中登出的。題記原文如下： 「一，諦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牧歌是希臘二千年前的古詩，今卻用口語來譯它，因為我覺得它好，又相信中國只有口語可以譯它。什法師說，譯書如嚼飯哺人，原是不錯。真要譯得好，只有不譯。若譯它時，總有兩件缺點，但我說，這卻正是翻譯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為已經譯成中國語。如果還同原文一樣好，除非請諦阿克列多思學了中國文自己來做。二，不像漢文——有聲調好讀的文章——，因為原是外國著作。如果用漢文一般樣式，那就是我隨意亂改的胡塗文，算不了真翻譯。 「二，口語作詩不能用五七言，也不必定要押韻，只要照呼吸的長短作句便好。現在所譯的歌就用此法，且試試看，這就是我所謂新體詩。 「三，外國字有兩不譯，一人名地名，（原來著者姓名系用羅馬字拼，今改用譯音了，）二特別名詞，以及沒有確當譯語，或容易誤會的，都用原語，但以羅馬字作標準。 「四，以上都是此刻的見解，倘若日後想出更好的方法，或有人別有高見的時候，便自然從更好的走。」 這篇譯詩與題記都經過魯迅的修改，題記中第一節的第二段由他添改了兩句，即是「如果」云云，口氣非常的強有力，其實我在那裡邊所說，和我早年的文章一樣，本來也頗少婉曲的風致，但是這樣一改便顯得更是突出了。 其次是魯迅個人，從前那麼隱默，現在卻動手寫起小說來，他明說是由於「金心異」（錢玄同的諢名）的勸駕，這也是復辟以後的事情。錢君從八月起，開始到會館來訪問，大抵是午後四時來，吃過晚飯，談到十一二點鐘回師大寄宿舍去。查舊日記八月中的九日，十七日，廿七日來了三回，九月以後每月只來過一回。 魯迅文章中所記談話，便是問抄碑有什麼用，是什麼意思，以及末了說，「我想你可以做一點文章」，這大概是在頭兩回所說的。「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滅這鐵屋的希望」，這個結論承魯迅接受了，結果是那篇《狂人日記》，在《新青年》次年五月號發表，它的創作時期當在那年初春了。 如眾所周知，這篇《狂人日記》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攻擊吃人的禮教的第一炮，這便是魯迅錢玄同所關心的思想革命問題，其重要超過於文學革命了。 〈北大感舊錄（七）〉 十一，胡適之 今天聽說胡適之於二月二十四日在台灣去世了，這樣便成為我的感舊錄裡的材料，因為這感舊錄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的，他的一生的言行，到今日蓋棺論定，自然會有結論出來，我這裡只想就個人間的交涉記述一二，作為談話的資料而已。 我與他有過賣稿的交涉一總共是三回，都是翻譯。頭兩回是《現代小說譯叢》和《日本現代小說集》，時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是我在《新青年》和《小說月報》登載過的譯文，魯迅其時也特地翻譯了幾篇，湊成每冊十萬字，收在商務印書館的世界叢書裡，稿費每千字五元，當時要算是最高的價格了。 在一年前曾經托蔡校長寫信，介紹給書店的《黃薔薇》，也還只是二元一千字，雖說是文言不行時，但早晚時價不同也可以想見了。第三回是一冊《希臘擬曲》，這是我在那時的唯一希臘譯品，一總只有四萬字，把稿子賣給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編譯委員會，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報酬，實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價了。我在序文的末了說道： 「這幾篇譯文雖只是戔戔小冊，實在也是我的很嚴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譯些文章過，但是沒有像這回費力費時光，在這中間我時時發生恐慌，深有『黃胖搡年糕，出力不討好』之懼，如沒有適之先生的激勵，十之七八是中途擱了筆了。現今總算譯完了，這是很可喜的，在我個人使這三十年來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覺得喜歡，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紹，雖然只是太少。諦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話道，一點點的禮物捎著大大的人情。鄉曲俗語云，千里送鵝毛，物輕人意重。姑且引來作為解嘲。」 關於這冊譯稿還有過這麼一個插話，交稿之前我預先同適之說明，這中間有些違礙詞句，要求保留，即如第六篇擬曲《暱談》裡有「角先生」這一個字，是翻譯原文抱朋這字的意義，雖然唐譯《芻尼律》中有樹膠生支的名稱，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通俗。適之笑著答應了，所以它就這樣的印刷著，可是注文裡在那「角」字右邊加上了一直線，成了人名符號，這似乎有點可笑——其實這角字或者是說明角所制的吧。 最後的一回，不是和他直接交涉，乃是由編譯會的秘書關琪桐代理的，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這一年裡，我翻譯了一部亞波羅陀洛斯的《希臘神話》，到一九三八年編譯會搬到香港去，這事就告結束，我那《神話》的譯稿也帶了去不知下落了。 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因為編譯會的工作已經結束，我就在燕京大學托郭紹虞君找了一點功課，每週四小時，學校裡因為舊人的關係特加照顧，給我一個「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的尊號，算是專任，月給一百元報酬，比一般的講師表示優待。其時適之遠在英國，遠遠的寄了一封信來，乃是一首白話詩，其詞云： 「臧暉先生昨夜作一夢， 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鐘出門去， 飄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人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倫敦。」 我接到了這封信後，也做了一首白話詩回答他，因為聽說他就要往美國去，所以寄到華盛頓的中國使館轉交胡安定先生，這乃是他的臨時的別號。詩有十六行，其詞云：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 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 結果只好改號苦住。 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 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信， 海天萬里八行詩， 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 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為庵裡住的好些老小。 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念經， 出門托鉢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終是個老僧， 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暉體，卻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舊中秋，陰雨如晦中錄存。」 僥倖這兩首詩的抄本都還存在，而且同時找到了另一首詩，乃是適之的手筆，署年月日廿八，十二，十三，臧暉。詩四句分四行寫，今改寫作兩行，其詞云： 兩張照片詩三首，今日開封一惘然。 無人認得胡安定，扔在空箱過一年。 詩裡所說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給胡安定的信擱在那裡，經過很多的時候方才收到，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後的一封信。 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適之倉皇飛往南京，未幾轉往上海，那時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魯君代為致意，勸其留住國內，雖未能見聽，但在我卻是一片誠意，聊以報其昔日寄詩之情，今王古魯也早已長逝，更無人知道此事了。 末了還得加上一節，《希臘擬曲》的稿費四百元，於我卻有了極大的好處，即是這用了買得一塊墳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畝的地面，因為原來有三間瓦屋在後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買來，但是後來因為沒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種的柏樹過了三十多年，已經成林了。那裡葬著我們的次女若子，侄兒豐三，最後還有先母魯老太太，也安息在那裡，那地方至今還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氣總算不是白花了，這是我所覺得深可慶幸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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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