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沒有例外，所有的「大師」都鐵口直斷，講「黃創夏」「才略兼具」「命定坎坷」，註定無法「融入主流」，只能在「非主流」人生道路上尋找「異軍突起」契機。

我總會安慰老婆，安啦！不需要「大師」來論斷，我在16歲時，就體會了這個宿命，甚至，還覺得這才是人生最快意的天恩。

26年前的台灣，威權體制下，還真和共產主義國家有點相似，剛剛完成十大建設，國家正要起飛。恰好，傳來了第一個上太空的華人叫王贛駿，台灣去的。又傳出了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是丁肇中，也是台灣教的，舉國上下同感榮耀，科學強國成了政府念念不忘的目標。

在搞工研院、規畫科學園區的同時，政府更想好好栽培一批「資優寶寶」，希望培養出未來台灣的「諾貝爾」預備隊。國家窮，並無法全面搞，就選定了當時惟一的「國立」高中：師大附中，進行了一項「自然科學實驗班」的計畫（共五年，三屆高中生，計二○○人）。

那時候，國家意志當然就是全民意志啊！「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我記得是高中聯考放榜後沒幾天，就接到「應考通知」，教育部挑了幾百個高中聯考「數理化成績優異」的考生，指定要去參加「智力測驗」與「數理競賽」，國家一聲令，哪還能想太多，當然乖乖報到，用心答題，然後，我就糊里糊塗成了當年四十隻「國家級白老鼠」的一員了。

這四十隻「國家級白老鼠」番號是「國立師大附中四八○班」。我就讀的是該計畫的最後一屆，第三屆。

為了「養好」這些白老鼠，政府可是撥了大筆專款，為我們特別編教材，挑附中最好的教師群教外，還由台大、師大教授直接指導，台大、師大的大學生當助教，在那個台灣依然貧窮的年代裡，建中、附中、北一女的學生，通常只能作「黑板實驗」（欠缺器材，老師在黑板上圖解）。「白老鼠」群可是所有的實驗都能做，所有的器材都摸得到，而且，還可以玩上好幾遍，電子顯微鏡可是玩都玩膩了。

不但如此，國家三不五時就專車安排我們去參訪，剛起步的工研院，親自摸摸當時根本沒幾個人知道是什麼的「積體電路」，還由計畫主持人奉我們這群小鬼為上賓，站了好幾小時作陪親自解說，作簡報（當時少不更事，記不得這位主持人是不是張忠謀？）裕隆、大同都跑過，連最神秘的調查局也見過，還看到可以複印鈔票的「彩色印表機」（當時一般人可是連影印機都沒聽過），更不用說去親自操作「超級電腦」（那時候，一臺電腦可是一棟大樓，雖然功能未必比得上後來的286）、到施振榮的小工廠玩玩「小教授」了。

但是，「白老鼠」群中，包含我，很多人都很不快樂，因為，歷史不必讀、地理隨便教、文學不重要‧‧‧好多老師上課時要我們趕快看物理、算數學、不要「浪費在不必要的花樣上」，老師們都不斷提醒著我們：「你們要好好用功，要為台灣得諾貝爾獎、替台灣造第一艘火箭」‧‧‧維特少年的小小肩膀上，正背負著要成為「青年典範」、「台灣之光」的重擔。

因為是「未來典範」，從小就要堅守「主流規範」，「白老鼠」們當然也要個個溫良恭儉讓，行要正、坐要端。參加社團，當然是「電腦社」，可不能搞「土風舞」和「橋藝社」。出去參訪更要有禮貌，不能問調查局長那種「既然可以複印鈔票，那麼調查局不就可以拚命印假鈔花，騙吃騙喝？」的「無禮問題」。或是在實驗時，不按照老師的步驟，就自己想點子，搞些新花樣和嘗試，更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搞去看金庸武俠小說，或是和北么、中山女孩去聯誼了，這可就對不起納稅人的血汗錢了。

前兩屆「白老鼠」學長們基本上都有像「馬英九」一樣的特質，個個都是模範生，師長們都滿意得不得了。不知道是不是老天開玩笑，我們這一班「白老鼠」狀況特別多，總愛找些花樣，測驗「主流典範」的紅線在哪裡？

終於嘗到代價了，高一下學期末，師長們開了個大會，一一檢視我們這四十隻「白老鼠」的「實驗成果」：學生嚴小毛「聰潁端正」、學生高大寶「溫厚認真」‧‧‧學生黃創夏「雖然數學成績列前矛，物理悟性高，但特立獨行」、「不堪造就」。

當時全班四十位同學，扣掉要轉攻醫科的十二位同學，只有六位同學被「主流」接納，共有二十二位同學被師長們唱名「不堪造就」。「實驗」顯然被認定是失敗了，這二十二隻「白老鼠」面臨著被「註銷」的惡運，「不守規矩」是共通的「罪名」‧‧‧

嬌小瘦弱的王導師救了我們，她一個人在會場上，泣訴著「孩子終究是孩子」，「大男孩不皮，也不像是男孩了」，辯稱我們也不是什麼真正為惡，就是好奇心多了點，就是想要多嘗試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就是也想多看看人文書籍、就是想要和同齡的學生一樣生活‧‧‧

據說，王老師揮淚了幾小時，才三十出頭的她，站在空蕩蕩的大會議室，梨花帶淚，楚楚可憐，台上白髮蒼蒼的耆老、學究個個動容。終於我們這班「白老鼠」被「特赦」了，暫不「解散」，「留班查看」。

對我們許多「白老鼠」來說，這是青澀人生最大的屈辱了，既氣又悶，突然間，有人翻到了台大學長帶給我們看的孔恩之「科學革命之結構」，裡面談到了「典範」，也談到了「否證」‧‧‧

於是，我們開始用「反主流」、「找否證才是進步的動力」，為自己的屈辱找到了新的心靈出口，總是看不起那些「乖乖牌」，總是想要問自己：「有沒有不一樣的做法和選擇呢？」這「拒絕被造就」的態度，不知不覺竟成了我的行為慣性。

匆匆就26年了，我也已搞不清楚，這種「反主流」的渴望，是為了求真知、還是只是想「平反」那個年少時的屈辱感了‧‧‧‧

【補記】「懺悔錄」代序

遞出辭呈，離開《新新聞》，拋開了煩瑣的編務，也漸漸平復了當時那種「不得不到離開的抉擇時刻」的無奈和憤懣。漸漸平靜的心緒和優閒看書寫作的時光中，突然有一種，檢視自己，重新認識自己的渴望興起。

就寫寫系列的「懺悔錄」，整理自己的記憶，找出自己都已經忘掉為何會現在如此的線索，再次認識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