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和甄薇學妹閒聊時，談到了1984到1986那三年清大與交大「梅竹賽」停賽三年的往事，甄薇學妹一句話：「原來你也是梅竹賽的罪人」，讓我愣住了。

1983年中，才考進到清華園，「梅竹賽」就是一個永遠熱門的話題，當年，「十比一」的慘敗，讓清華的學長、學姐們談到就咬牙切齒，立志非要扳回面子；而再前一年，交大是以「九比二」慘敗，也讓交大人視為「校恥」，為了雪恥，交大由當時的校長郭南宏親自督軍，每天早上，就親自帶領所有選手運動強身，上山跑步，經過一整年苦訓，果然大敗清華人。

那樣的梅竹賽，已經脫離了學生競技的教育意義了，那些年，梅竹賽還兩度走出校園，到新竹市舉辦，還請了當時的副總統親臨指導，媒體大幅報導。勝負，不再是君子之爭了，而是面子之爭，是一種圖騰之戰，是一種你死我活的資源總動員。

我記得，當加入代聯會，就聽到廣朋與瑞龍學長們在感嘆，當時清華的課外活動補助社團的總預算，一年只有一百六十萬元，全部都用在梅竹賽上面了，所有的社團，都被組訓成梅竹賽的基本組織，所有的女生，一入學就被編組成「啦啦隊」，身強體健的男生，足球隊、接力大隊、拔河隊‧‧‧體育課就由老師決定該到哪隊去報到。

體力不好也沒關係，辯論隊、康樂隊、服務隊,、英語演說、海報隊‧，‧反正，除了上課之外，所有的學生都是以「梅竹賽」勝敗為己任，那是一種「團體主義」，族群認同，濃烈到化不開的對立。

對立之下，清華與交大，被形容是「雅典」與「斯巴達」的世仇之戰，「整頓交通」、「踩死青蛙（清華）」是兩方學子最熟悉的口號，還有抬棺到對校挑釁、晚間「突襲」對校宿舍、貼標語詛咒對方‧‧‧對立與仇視，應該不輸當前之深藍與深綠的火水不相容。

這樣的氣氛中，1983年底，我跟著廣朋學長一起參與了1984年梅竹賽的籌委會，當年該清華主辦，主席一人，兩校各七名籌委代表，加上我擔任行政秘書，16人就捲入了歷史情仇當中。

每次開會，就和當前的藍綠對壘一樣，雙方可是機關算盡，什麼球鞋的釘子應該有怎樣的規範，要請工研院鑒定、什麼拔河隊的制服在腋下，只能縫幾公分寬的何種材質之麻布，以免「磨擦力」有所不公平‧‧‧而每次開會，雙方的師長總是在幕後搖控，雙方的代聯會主席、活動中心秘書長不時就要打電話向師長請示，和當前的朝野協商，實在很類似。

就是在1984年元月，如同最近的寒冬天中，16個學生，在會議室中，從前一晚七點，開會開到天大亮，十幾個小時不眠不休的對抗、鬥智，我事先準備好的三條５５５煙，兩瓶瓷瓶竹葉青和滷味，都被十六個人消耗光了。

交大的一位代表，突然問：「這是在幹嘛！大家不就都是相鄰的鄰居嗎？高中的時候，不都是同學嗎？怎麼會搞到這樣機心算計，寸土必爭呢？有這個必要嗎？」

十幾個人就這樣七嘴八舌起來了，是的，清華人並沒有這麼傲慢嘛！對了，交大人也沒這麼機心狡猾嘛！‧‧‧怎麼會把對方當成敵人了呢？一直沉默的瑞龍學長突然一句話：「不如就停辦四年梅竹賽吧，讓看過所有恩恩怨怨的兩校學子，都離開了，讓世仇劃下句點吧！再復賽好了。」此言一出，擔任主席的廣朋學長，拍掌叫好，交大的代表們齊呼萬歲，就這樣，梅竹賽停辦了三年。

之後，直到我大三擔任代聯會秘書長，都把讓梅竹賽降溫當成使命，也不斷被校內同學、曾經主辦梅竹賽的李吉仁、李若松、林章賢‧‧‧等等學長們的不諒解，把我們這種「停辦」決定，視為是「歷史罪人」。

真是罪人嗎？一百六十萬元的課外活動預算被釋放出來了，清華的許許多多社團都有了生命力，他們，不必再為「梅竹賽」去揹負著扭曲參與課外活動的目的。清華大禮堂也有了更多預算了，可以添購音響設備，代聯會也有了心力，去舉辦電影季、邀請雲門舞集、郭小莊、市立交響樂團到風城進行心靈饗宴。那個時候，清華大禮堂，可是新竹地區最高級的音樂廳，每到周五，竹科人都擠進清華園，活力充沛。

學生的觀注面也多元寬廣了，有的人注重剛興起的環保運動，投入抗爭李長榮化工廠的抗爭運動，有的人，在李亦園、張茂桂、傅大為等老師的領導下，為清華籌設人社院在鋪路。代聯會也有了錢，可以補助相關活動，請余英時、許倬雲等大師，到清華演講，豐富人文色彩‧‧‧

當打破了仇視，當團體主義不在，當勝負對立暫停，當圖騰不再是綑綁，更多元的發展，更有活力的氣氛，不也是一種正面力量嗎。

我仍堅信，那16位決定停辦梅竹賽的學子，不是罪人，他們的決定，讓風城的兩校，從一元走出來，有了多元的機會。

這樣的童年體驗，也讓我相信，總有一天，台灣也能走出藍綠對壘的圖騰仇視，當沒有選舉的時候，也有人互相詢問：「這是在幹嘛！大家不就都是鄰居嗎？不都是同胞嗎？怎麼會搞到這樣機心算計，寸土必爭呢？有這個必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