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盂爵」（通高20.2 cm）可能與清道光年間在陝西岐山縣出土的一批西周初期銅器－「大（小）盂鼎」、「盂卣」等系出同源。而在其「流」面刻有銘文四行21字，其全文釋文如下：

“ 隹 王 初 （注1） 于 成 周，王 令 盂 寧（注2）

登 白（注3），賓（注4） 貝 用 乍 父 寶 尊 彞。 ”

    由此銘文釋明得知，此件「盂爵」當是殷商晚期至西周初期的海外遺珍，

其銘文大義指周康王（B.C.1020 ~B.C.996）於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舉行盛

大祭典，周康王命令「盂」（人名）出使前往鄧國向該國諸侯（伯）宣慰國威，

並賞予其錢幣（貝），用以製作此「爵」送給「盂」父，以表銘謝。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中有一件名為「大盂鼎」（通高102 cm，重153.5 kg的

銅器，在其鼎銘中鑄有銘文“ 隹王廿又三祀 ”，即說明該鼎鑄作於康王23年（B.C.1003年），而銘文在於歌功頌德西周第三代君主康王的豐功偉績和訓示。因「盂爵」器主其人和「大盂鼎」皆同為名「盂」之人所鑄，所以當可說明此爵和該鼎系出同源，也應是同一宗廟之禮器；而「盂」此人則是西周康王時期的貴族身份，並受信於康王，常領令王命（康王）出使各諸侯國度。

   「爵」此器銘不曾有類器銘文其為「爵」，都是以“尊彞”鑄銘。而「爵」字之出現與用途是說明出現於《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舍爵，策勳焉，禮也。』，相關書籍也說明其為禮器之酒器。它的出現年代是在3600多年前的二里頭文化時期（B.C.2080~ B.C.1580），其造形較之在「流」與「注」顯得修長，口沿上方的兩短柱緊靠「流」折，平底腹落於三足之上，是典型商代早期尊「爵」的先驅典型；也不同於此爵的凸腹造形。

    在中國殷商銅器中，另有一器名「角」的酒器，它的造形和「爵」大同小異，作用却也相同，我認為此二器基本上在當時應全視為相同用器，並無所區別，且就發音的語言來說，兩者也是相同的（都是ㄐㄩㄝˊ），至於何因將之區別，我認為是宋人刻意為之，況且在殷商周三代之時，也不見史料或器銘見有其名，僅是通稱「尊彞」。而「角」與「爵」之形狀差異在於其上沿兩端斜出像一對對角，而在其口沿上沒有短柱，也沒有「流」和「鋬」，部份的「角」却有口蓋。此器流行的時代是在商代晚期；因為商紂的醉生夢死，無心國事，引發了「昏夙之義」，周武王恭行「天」命滅商伐紂，更使得周朝姬氏家族有了家訓，盂也在「大盂鼎」的鼎銘中留下的一段銘文：

“… 酉（酒）無 敢“”（酖），

有 （祡）（烝）祀 無 敢 （醻）。…”。

此段銘文是周康王訓勉盂的一段話，說明周人節酒御事而不可酖樂，更不可相互勸酒。相對的也因此造就了「成康之治」（注5）的太平盛世。也因為周人節酒御事風氣使然，「角」與「爵」兩種酒器在西周中期左右，便先後告別歷史舞台，不復見於春秋戰國。   

    明末儒者顧炎武在《 日知錄 • 卷15 》曾有註解：『…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說明其度量衡的容量規矩；但實不適用於解釋此物，因就容量而言，爵和角容量約略等同，觚與觶也是約略相同，實難以此標準作為衡量規定。而在《禮記》中曾有提及：『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觚，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依其所言，我們當可明白祭祀情景作而解釋，祭祀大典時，由祭祀主祭者執爵帶領獻酒，侍從執觚陪同行禮；在當時衛國民間的一首歌謠《邶風 • 簡兮》：「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其中的“公言錫爵”便是描繪衛國君王賜酒給當時帶領舞群表演的舞師；而在饗宴行酒時，由主位者執觶，位卑者執角，觶與角雖同為酒器；却應都並非禮器。在出土的「角」與「爵」中，我們知道有部份在它的腹底留有薪火的煙炱，說明當時的人可能因為天寒地凍，又想美酒溫腸，於是便將薪火置於腹底加溫後再行飲用。因此也可清楚知道，當時的製酒基材應是穀類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