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權力

[鄭永年]　(2012-03-20)

　　　　本欄上週闡述了西方社會知識分子和權力之間關係的演進。那麼，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夠從西方知識分子的追求，和他們所發展起來的知識體系，學到一些什麼經驗？討論這個問題，就是要檢討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這裡先來討論傳統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權力之間的關係。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境況另文論述。

　　應當指出，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展出類似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國早就發展出一種世俗文化。孔子提倡“敬鬼神而遠之”，就是說，中國文化並不是否定超然或者“形而上”世界的存在，但並不對這個“形而上”世界進行討論和研究。佛教相信“來世”，相信超然世界，但在進入中國、經過儒家修正之後，也不像西方神學那樣去探討那個外在世界。總之，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形成過一種類似西方的“形而上”的哲學體系。沒有形成“形而上”哲學，並不是中國文化的缺陷。中國並沒有像西方那樣的長期和大規模的宗教迫害運動，和文化的世俗性有關。不過，另一方面，缺少“形而上”體系這個現實，對中國的知識體系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簡單地說，中國知識分子至少缺失獨立的學術精神。在“形而上”領域，人們面對一個抽象的東西（例如上帝），並可以與之對話。在超然世界面前，人人平等。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和這個超然世界對話，每一個人的意見都具有其合理性。

　　從知識和權力的關係來看，在傳統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群體可以分為體制外和體制內，即和王權有關的體制內知識分子，和在王權之外的體制外知識分子。體制內知識分子主要是儒家和佛家，體制外主要是道家和“江湖派”。

　　道家沒有能夠創造中國的知識體系。道家強調獨立，具備追求獨立的知識體系的思想條件，但為什麼沒有創造出知識體系？主要是兩個因素，一是道家退出政治社會，不關心人類社會；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道家主客體不分。同樣，道家因為強調個人的修養，也不追求社會權力，與社會權力無關。總體上說，道家可以說是一種人生哲學。當然，作為一個關於個人修煉的哲學，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為很多人所信仰。這也是一種權力，但這裡的權力概念，和我們所討論的已經有了區別。因此，我們這裡不討論道家。

儒家和權力的關係最密

　　在中國的傳統中，儒家和權力的關係最為密切。總體上說，儒家學說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為王權服務的，並且依附於王權的；二是儒家是提倡“應當怎麼樣”的“規範派”。這兩個方面互為關聯，也就是說，儒家主要是用道德來感化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儒家也因此被稱為是道德哲學。

　　不過，為王權服務和依附王權，實際上是可以加以區分的兩種態度。在春秋戰國時代，也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形成時期，儒家就是為了王權服務的。“學而優則仕”就是儒家的普遍心態。孔子周遊列國，就是勸說各國君主接受其政治理念。但是，那個時候儒家是獨立的，並沒有依附於王權。人們不難看出，儒家當時具有非常進取的精神。

　　但是，一旦儒家變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後，儒家和王權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僅為王權服務，而且依附王權，不再具有獨立精神。在為王權服務這個總體構架下，儒家對不同社會群體的關係是不一樣的。第一，對王權，儒家完全依附。儒家成為掌握話語權的人，也就是今天掌握意識形態的群體。在這個群體中，愚忠是普遍現象。儒家為了取悅王權而不惜說假話。當然，儒家也有真正忠誠的分子，他們能夠嚴格堅持儒家“應當怎麼樣”的“規範派”信念，甚至不惜生命向掌權者說他們所理解的真話。但即使是這一群體，他們對解釋世界到底是怎樣的並不感興趣，他們所感興趣的是世界應當是怎樣的。正因為如此，這些“說真話”的儒家和統治者之間存在有一定的緊張。當現實世界不符合儒家的社會理念的時候，儒家就會勇敢地向王權說真話，導致王權的不快。有時候，這當然有不好的結局，因為說真話而殺頭的案例也是有的。

　　第二，對自己這個群體，儒家的自私性往往表露無遺。儒家首要的任務就是參與統治，把自己成為統治過程的一部分。歷史上，儒家是最為積極參與政治的群體。但同時，儒家是排斥其他社會群體參與政治的。在儒家那裡，社會階層是具有等級的，而這個等級是通過政治劃分的。儒家的等級就是“士、農、工、商”。通過這種等級劃分，儒家成功地把其他社會群體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儒家也把自己排除在法律之外。儒家認為，君子具有善的品德，不需要任何法律的約束。法律只是針對其他社會群體。不過，歷史上，儒家追求政治參與，而排斥其他群體參與政治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代價的。面對王權，儒家實際上也往往非常微弱。儒家的道德力量何以能夠對王權構成任何制約呢？在任何國家，能夠制約王權的是具有人口力量的社會，或者具有經濟力量的商業階層，或者兩者的結合。儒家把其他社會階層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自己也往往成為犧牲品。在很多場合，為了權力，儒家的犬儒主義是很顯然的。

　　第三，對社會來說，儒家也是極其自私。儘管儒家這個群體本身是開放的，也就是說，人人都可以成儒，通過接受教育而成為儒。“有教無類”是儒家學說的一個優勢。但這並不是說儒家的知識是向社會開放的。儒家是一個壟斷知識的群體，並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知識傳播給社會大眾。相反，這個群體對社會實行的是愚民政策，壟斷知識僅僅是為了自我利益，即向王權服務。顯然，在“有教無類”的思想傳播到西方後，西方就發展出了大眾教育的教育哲學，在此基礎上又發展出了大眾教育結構。而中國儘管很早就有“有教無類”的思想，但並沒有發展出大眾教育。

　　一些學者把儒家稱之為中國的自由主義。的確在很多方面，儒家有些類似西方自由主義，例如提倡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不干預。但是，儒家不像西方自由主義那樣具有進步性。西方自由主義兩個核心。第一就是相信進步，相信事物是不斷變化的。第二相信人類可以通過不斷改革現存體制，求得進步。儒家則不同，相信第一個層面，但對第二個層面的變遷不甚感興趣。自《易經》以來，中國多數思想流派認為“變”是一個自然的產物，因為對《易經》來說，所有事物都在變化之中，唯一不變的是“變”本身。在這個意義上，儒家不否定“變”，也接受“變”，包括改變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可以包容一切、接受一切。但是，儒家並不主張人為地去促動變革。儒家是一種非常發達的保守哲學，利用現存因素來塑造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也可以說，儒家是一種社會秩序哲學。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儒家始終是官方意識形態，為王權所有。很顯然，對王權來說，秩序是一切。

儒家是體制內知識分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儒家的創新能力就成為問題。儒家往往成為改革的保守力量，其關切的是如何維持現存秩序，而不是改變現存秩序。但這並不是說，儒家永遠滿足於現存秩序。相反，儒家也經常批評現存秩序。儒家什麼時候會批評現存秩序呢？那就是當其認為現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認同的“規範”秩序的時候。就是說，儒家是用其理想來批評現存秩序。打一個比喻，我們學者和社會現實的關係就好像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係。人得了病，找醫生看病。醫生的道德底線是要把病人醫好。醫生根據自己所有的知識和所積累的經驗給病人看病。如果病看不好，那麼只能說醫生所學的知識和經驗錯了或者不夠，而不能說病人生錯病了，因為這裡病是客觀的存在。但在中國的儒家那裡，情況剛好相反。當中國社會經濟發生變化而和儒家的理念不相吻合的時候，儒家會說，社會現實錯了。應當修改的是社會現實，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識。儒家因此往往結合王權來阻止社會經濟現實的變化。可以說，在儒家主導下，中國歷史往往是在“削足適履”的狀態下演進的。

　　佛家從印度傳入。剛開始的時候，儒家也極力反對佛教的。但後來，儒家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成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個文化組成部分。“化”佛教是儒家的功勞。佛教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化。但也因此佛教和權力、利益的關係也變得非常密切關聯。從和權力的關係來看，佛教和儒家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如果說儒家和佛家是體制內知識分子，那麼體制外關心權力的群體只剩下“江湖派”了。“江湖派”當然是對體制外知識分子的一個統稱。“江湖派”裡面也有不關心權力的知識分子。道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稱為“江湖派”的一部分。但是“江湖派”裡面很多人是關心權力的。他們淪落“江湖”是有不同原因的。大部分人是因為不能擠入體制內，就是說想進入體制但失敗了，於是對現存體制產生了不滿。但有些則本來就對現存體制不滿。這個群體對權力感興趣，他們追求權力的方法就是通過“反權力”，就是想方設法挑戰現存體制，通過推翻現存體制而獲得權力。歷史上，很多農民起義過程的知識分子就是這種情形。

　　這個群體和我們上周所討論的西方知識分子不同。西方知識分子是通過創造新的知識體系，或者通過另外一個“規範”學說來挑戰現存權力。中國的“江湖派”並不這樣。他們往往和體制內的知識分子的思路沒有任何差別。他們強調的是現存掌權者已經不再能夠恪守早先的承諾，或者說已經不能履行“天命”了，因此應當挑戰掌權者，推翻他們的統治。“天命”應當轉移到“反權力者”那裡，這是體制外知識分子所擁有的理念，也是他們動員社會力量的手段。但是，一旦當反權力者真的得到了權力，那麼他們所有的一切，都和原先的掌權者毫無區別。

　　中國歷代皇朝簡單更替、再複製背後有很多因素，但沒有任何知識創新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用馬克思的物質主義觀點來看，這主要是取決於中國農業社會這一事實。但問題在於，為什麼中國永遠沒有逃離農業社會的陷阱呢？在一些歷史階段，中國成為相當發達的商業社會。中國曾經有過為什麼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爭論，但沒有結果。不管怎樣，在西方，無論是經濟形態還是政治形態的演進，新的知識體系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中國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和其沒有產生能夠促進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知識體系是有關聯的。誠如韋伯所言，中國很多因素包括儒家學說和“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都阻止了中國經濟形態的革命性變化。這裡我們不是要討論資本主義的問題，指出這一點是為了說明中國的知識體系，在歷史進程中哪些方面起了作用，哪些方面沒有發生作用。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中國沒有一個獨立的、以創造新知識為使命的知識分子群體，那麼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很難超越那些具有這樣一群知識分子群體的國家。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