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贇：分配不公是中國當前社會矛盾的核心

(2011-10-06)

紀贇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先生就對中國的未來設計了分兩步走的發展道路，即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然後先富帶後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今一晃眼已經三十年過去了，第一步的發展目的已然達到，隨著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總量獲得了極大的提升。確如鄧先生所料，中國出現了一個看起來為數不小的先富裕起來的人群。據2010年胡潤富豪榜的數字，大陸目前有5萬5000個億萬富翁，其中擁有10億財產的有1900人，百億的140人。據最新研究表明，佔中國總人口不到0.05%的最富的59萬人，在2011年可投資財富就達2.7萬億美元。

　　但另一方面，即使以遠遠低於世界銀行人均每天消費1.25美元的全球標準，甚至以低於人均GDP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印度的標準，以中國每年人均收入1500元人民幣的標尺來衡量，中國還有近億的貧困人口。所以，近年來一直有經濟學家驚呼，中國的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已經到了危機的邊緣。

　　也正因為貧富分化的加劇，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問題。如教育的貧富分化導致了寒門再也無緣名牌大學，中下層民眾的貧窮導致整個社會的內需不足，但與之相應的是富人醉生夢死的畸形奢侈消費。貧富分化也會使某些局部地區的治安問題惡化，比如以治安差而聞名的廣州，就是因為存在大量被剝削卻沒有機會在當地定居的流動人口。而這些改革開放利益分配的旁觀者，自然會對整個社會充滿怨恨，所以一點點小的火星都會激起民變，最近幾年愈演愈烈的群體性事件，就是這種民怨的宣泄口。

　　今天的中國，讓我想起了我知道的一些1949年前的江南鄉間士紳，他們中大多數都決非中共所宣傳的那樣，是一些地主惡霸，其中不少還是地方的道德楷模，但在1949年以後卻成了改朝換代的犧牲品，精神上甚至肉體上都被消滅掉了。回想起來，在1949年之前，中國也是貧富差距與階層分裂達到了臨界點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一人振臂則萬民揭竿，無論道德的素質如何，只要你是富人，都成了舊時代的殉葬品。由此我也看到了歷史的一個可怕真相，即在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裡，財富本身就是一種原罪與詛咒。今天中國富人的移民潮，也是這種不安心理的反映。

　　然而，即使中國過去的歷史一直在上演著由貧富分化而激起民變，又經過流血的政權更替來達到全社會財富再分配這樣一成不變的輪迴模式，我依然有信心認為，中華文化中的基因有優良的因子，可以使這個歷史的怪圈在當前的時代被打破。中國幾千年來暴戾的氣息太多了，我們完全應該，而且也可能以一種更理性的態度，來解決當前社會中的矛盾，不要讓它們日積月累，從而危害整個中國以及東亞地區的穩定。

　　其實即使是在中國現行體制之內，也還有不小的迴旋空間，問題是他們是否真正意識到了時間的緊迫性與事態的嚴重性，起碼就我看來，如果不早作安排，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出現社會劇烈動盪的凶險是不容忽視的。要真正解決社會分配領域中的公平問題，可以通過治標與治本兩套方法加以處理，治標的辦法是針對目前最突出的中西部、城鄉、不同行業間，以及企業中高管與普通民眾之間的收入差距，採取直接的稅收與財政調節，來彌合其間的矛盾。

　　其次是在政治上，重拾中國共產黨工農階層代表者的本色。我注意到上世紀80年代還有資本家能不能入黨的討論，到了今天看看各級人大、政協之中，稍微有錢一點的企業主，都會用一個委員的身份來為自己的名片添加上一個可以炫耀的頭銜。除此之外，就是各級官員與體制內的代表，真正從產業工人、農民和城市居民中走出來的民意代表，只有極少的點綴。

　　打破社會階層的固化也是當務之急，最近北大社會學系馮軍旗先生寫的長篇調查《中縣幹部》之中，就表明了政治家族在基層縣市的普遍存在，這也驗證了媒體中經常曝光的官二代現象。這與富二代一樣，都成了阻礙中國社會正常階層流動的大敵，也進一步造成了整個財富分配的不公。中國如其政府所詮釋的，是一個代表普遍民眾意志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應該容許這種封建社會才有的財富與官僚的世襲制度，只有打破這種制度，才能贏得民心。

作者是新加坡佛學院助理教授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