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左右思潮的是與非

【京城偶寄】

韓詠紅 (2012-02-20)

　　在重慶副市長王立軍親自引爆“走入美國總領館事件”一個多星期後，中國知識界從最初的震驚，憤怒、拒絕相信或者暗自得意等情緒中冷靜來，轉入對“重慶模式”以及2011年中國思潮的總結與反思。

　　上週，民間的溫和派左翼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再次聚集一堂。從網上公開的論壇記錄上看，聚會的主題是“對話：2011年中國社會思潮”。大家通過平心靜氣的討論，去認真面對彼此的立場，藉此把握社會現狀，為未來探尋出路。

　　當前中國的社會思潮，究竟應該是四分法還是六分法，該分為中左、中右、極左、極右；還是極左、左、中左、中右、右、極右？辨析不同思潮與它們的產生背景，如今已不純為學術問題，而是具有現實指涉性的現實問題。

　　在王立軍事件後，這些討論顯得更為重要。雖然所謂“重慶模式”的標誌人物之一出事了，但是中國社會現實並沒有改變；不論重慶的做法是否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妙方，中國貧富兩極化，腐敗久治不愈，依然是需要面對的問題。

　　按“中左”學者楊帆的說法，2003年至2005年，中國啟動“國退民進”（國有經濟在一些領域逐步退出，民有民營經濟在這些領域的逐步進入），內部人藉由國企改製侵吞國有資產，都是極右思潮抬頭、迷信市場萬能導致的惡果，標誌了中央政策走到“極右”。他當年參與主導反對“國退民進”的辯論，意義就在於基本遏制了極右思潮。

　　右翼學者則聲稱，損害大眾利益的“權貴資本主義”，只是為右翼知識分子中的“個別人士”所支持。大多數右翼學者對權貴資本主義同樣深惡痛絕。

　　然而，右翼的藥方與左翼不同。前者認為，中國標榜的社會主義理想並不真實，走到底也不能實現公平正義，因此，建設更合理的社會，出路在於引入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基本按照國際慣例行事。

　　仔細看左右陣營的論說，外人會發現這兩派主張 這裡指其中溫和人士的主張，實際上並非全然不可調和。因為，前者的不滿主要指向經濟制度，後者的砲火則主攻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

　　究竟是市場化的本身，還是權力高度集中下的市場化，才是各種問題的根源？作為新興發展中國家，國家主義究竟是中國的優勢，是過渡時期的有益工具，還是隱患？這是不同思潮的核心分歧點。

　　每一種論說，都有其論證基礎與難以解答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待各方繼續理性辯論，以求得真理越辯越明之效。一次爆炸性的政治事件後，各方都冷靜下來，未嘗不是好事。

　　在過去一周裡，不止一個學者提醒說，不要抱著清算重慶經驗的態度，重慶公租房、戶籍改革的意義，它一系列民生舉措的合理性，現在更值客觀、理性的評估。

　　倒是，與民間的激烈討論相比，中國政府顯得安靜，被動。過去一年多來，當局對各種討論基本保持抽離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民間的左翼話語代替了官方話語，與自由主義思潮互鬥長短。

　　這個局面，是隱藏著風險的。中國社會不公、貧富兩極是實實在在的問題，這是極易產生極端思想的土壤。應該承認，社會發展大勢，中國經濟資源的分配總體上是傾向右翼這一邊。比較起來，草根左翼比右翼更有極端化的可能，誰鼓勵這個星星之火，為社會分裂、衝突埋下引信，未來也難免要背上歷史責任。

《聯合早報》
（編輯：梁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