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昭：1949年以來中國意識形態變遷

(2011-10-06)

張廣昭

　　中共建政62年以來意識形態的開放和變遷，不僅反映了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更是折射出共產黨人極求務實的風格：不斷尋找與時代相適應的定位和價值觀。在某種意義上，這正是共產黨得以在中國長期執政的關鍵因素。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以毛澤東的思想體系為主導的意識形態，不但左右了黨內外的政治生態，並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中國人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對於鄧小平一代的共產黨人來說，匡正黨的意識形態，使之走出長期“左”的陰霾，成為三十多年前那場改革開放思潮的原點，並由此觸發了對毛澤東時代政經體制的全面審視和反思。

　　幸運的是，鄧小平憑己驚人的智慧和意志，以一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為標誌的思想解放運動，重構了意識形態，開啟了共產黨執政的新合法性基礎的序幕。

　　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整合嚴重依賴意識形態。傳統社會中的意識形態思維只有好壞之二分，政治衝突總是傾向於訴諸意識形態解決，以意識形態解決政治問題，在現實中成為一種政治文化模式。毛澤東時代表現得尤為典型，強人鄧小平開始突破中國的這個政治傳統。

　　從中共十二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三大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到十四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五大的“鄧小平理論”，再到十六大的“三個代表”、十七大的“科學發展觀”，都可以看作共產黨人不斷尋求新的合法性支撐的嘗試和努力，展現出執政黨極盡的務實風格 對現代性進行功能性的選擇和認同，不再遵循政策之爭意識形態化的傳統模式。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鄭永年教授認為，從前中共領導人用意識形態指導現實政策，如果現實與意識形態不相吻合，就會改變政策來迎合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但現在意識形態是為現實政策服務的，需要修正的是意識形態而非犧牲現實。

　　在共產黨政權裡，意識形態是執政者重要的合法性來源。可以說，中共意識形態的演變，背後隱含了統治合法性基礎的變遷。中國社會階層的急劇變遷，要求共產黨意識形態不得不展現出更強的包容性。尤其是2000年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思想，對黨代表的內涵進行重新界定，努力使之成為一個全民政黨、現代政黨。黨代表利益的演繹變化，標誌著其合法性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未來能夠取得絕大多數人的認可。

中國意識形態的普世價值顯現

　　值得一提的是，吸引私營企業主入黨，等於牴觸了消滅資產階級與私有制的任務，事實上已經悖離了作為共產製體制國家建國的原始目標。典型的例證莫過於私營企業主 中國首富梁穩根 很有可能成為首位進入中國共產黨權力強大的中央委員會，這可以說是共產黨意識形態實用主義一面的最典型寫照。

對於共產黨來說，當今最主要的目標就是不遺餘力保持其在中國的壟斷權力地位。對於執政層來講，絕不允許任何挑戰共產黨統治的可能性存在。相對於此，共產黨人為適應時代發展而不斷調整意識形態的做法便不難理解。

　　筆者注意到，定於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把主題聚焦在文化體制改革上，並提出“要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準確把握當今時代文化發展新趨勢，準確把握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在中國百姓那裡，這些“新要求”、“新趨勢”、“新期待”在某種意義上與世界背景下的普世價值文明是密切相關的。在當今中國社會權利意識、參與意識愈來愈強的趨勢下，相信中國執政黨也看到了這一點，並願意進行一些嘗試和改革。

　　如果放下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偏見，不得不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令世界上許多政黨豔羨的斐然成就。意識形態中的市場化比重越來越大，世界文明的借鑒越來越多。如果說鄧小平的“不爭論”給中國帶來了三十年的的經濟神話的話，那麼被學者黃亞生稱之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當代中國，正在不斷地融入更多的普世價值。

　　平心而論，中國目前的道路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並存在合理性。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現代中國是成功的，可以說這也是對世界的普世價值的貢獻。至少，中國共產黨把中國帶入了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這是事實；而且目前來說，也看不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當然，在探索社會公平和國家正義的道路上，中國執政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研究生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