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國新定位及其對中國的挑戰

[鄭永年]　(2010-06-01)

　　美國最近公布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總統奧巴馬對美國的戰略定位是“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這並不難理解，也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美國歷屆政府不管其戰略話語是什麼，所實施的戰略都是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或者領導地位。作為唯一的霸權，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便是維持這個地位。但歷任總統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希政府奉行單邊主義，而奧巴馬政府則奉行多邊主義。不過，這也不是絕對的，單邊和多邊同時存在，只不過是在不同時期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新戰略文件中，最大的變化是美國對中國的新定位，文件首次呼籲中國要肩負起“負責任的領導角色”（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在冷戰後半期，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可說是對付前蘇聯的“準”同盟。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中國的定位一直隨著客觀情勢的變化而變化，從早期的“敵人”、“競爭者”到近年來的“利益相關者”、“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和“負責任的大國”等。

G2不可以加以正式化

　　美國當然是從其國家利益的角度賦予中國這一新角色的。美國意識到，“新世紀的重擔，不能只由美國獨立擔負。我們的敵人希望見到美國因為擴張太快而耗盡國力”。在這個認知下，美國就要調整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新興大國的關係，重新定位這些國家的國際角色。因此，文件提到美國要與俄國建立“穩定、重要的多層次關係”，重申正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又說“我們歡迎巴西的領導”。對中國，奧巴馬在表示兩國間的人權分歧“不應影響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的同時也聲言會監督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計劃並作出應對準備。美國對這些新興國家的定位的調整實際上早已經開始，從用G20取代G8可以看出。

　　近年來，中美關係最大的變化莫過於人們所說的“G2”的形成。但對很多人來說，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G2”的。中國官方也沒有承認G2。實際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從結構上說，在G2內部，中國僅只是幫手，處於不利地位。因為美國處於結構的頂端，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只有責任而沒有領導權。美國和中國在國際事務上需要合作，同時美國也在政策操作層面給與中國履行國際責任的一些空間，如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高中國的權限。不過，因為美國在諸多關鍵領域持有否決權，美國對中國的要求可以滿足，也可以不滿足，而中國對美國則沒有實質性的制約力。

　　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實力和美國還是不能相比。儘管經濟實力在成長，但中國本身還缺乏履行國際責任的手段，更不用說領導權了。因為同處一個結構，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需要通過美國確立的體制來履行自己的國際責任。很難想像，中國能通過美國確立的機制來享受國際領導權？

　　中國不能正式接受G2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中國認識到中美兩大國不能決定國際事務，這不僅和中國的“國際事務民主化”的目標不相符合，而且如果這樣做，中國會面臨無窮的國際壓力。

　　但是，“被G2”的理解也不夠確切。G2是客觀國際權力結構變化的產物，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事實上的G2結構的產生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高速發展，而且也是中國戰略選擇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選擇加入美國西方為主導的國際體系，這是中國“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的結構性保障。這個體系存在著很多缺陷，但中國並不是要在體系外挑戰它，而是力圖在內部改變它。中國已經在這個體系內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進而，中國的高速發展表明中國在體系內的地位的上升，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結構。

中國需重新思考其國際角色

　　不管怎樣，G2反映出國際政治的結構性變化。美國對中國（和其它國家）的新定位是這個客觀的新結構的要求。那麼，中國本身呢？很顯然，中國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國際角色。

　　首先是中國的國際定位。傳統上，中國的國際定位是發展中國家。今天，中國當然還沒有成為發達國家，但也已經不能簡單地把自己定位在發展中國家。因為在國際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中國不得不負起一些帶有全球性的責任。傳統的“發展中國家”的認同不僅僅是中國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的客觀反映，也是政治和戰略上的考量，即對國家安全和反霸權主義的需要。同樣，現在對這個認同需要做重新考量，不僅僅是因為客觀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也是戰略和政治的需要。不管中國的實際能力如何，從國際社會的期望來看，中國要承擔的國際責任已經大大超越了發展中國家的範疇。

　　中國也面臨大國外交的新問題。在美蘇冷戰期間，大國外交是為了競爭國際空間，即美國陣營和蘇聯陣營。但現在則不同，因為中美兩國同處一個體系。儘管中國離美國力量的距離還非常之遠，但目前中國和美國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國的（軍事）體系內部，而歐盟畢竟不是一個主權國家。這就增加了中國大國外交的複雜性。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應當向整個體系負責，但站在這個體系頂峰的則是美國。因此，一些人就分不開對體系負責和對美國負責兩者之間的區別。這兩類責任之間有重合，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因為處於體系的高端，都必須為這個體系的穩定負責。但這兩類責任並不是同一件事情，因為體系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並不是完全一致的。體系利益和美國的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要遠遠大於體系利益和中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很簡單，這個體系是在美國領導下建立的。同處於一個體系之內，但同時又有不同的國家利益，這就決定了中美兩國之間有合作，又有衝突。

　　要在同一個體系下處理共同的問題，這需要中美兩國擁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觀和對處理問題的方法的共識。如果這個層面沒有一點點共識，那麼不僅共同的問題很難解決，更嚴重的是衝突會加劇，甚至比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還要壞。在冷戰時期，美蘇各有自己的陣營，雙方之間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懾之外，沒有其它實質性的關係。這種關係當然很危險，但美蘇雙方的互動並不多，日常衝突也因此很少。中美共處一個結構，互動是日常事務。一旦遇到要處理具有全球性的問題，就需要兩國具有一定的共識。這就是為什麼在伊朗、朝鮮等問題上，美國近來越來越要求中國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預見，美國的這種要求會越來越多。）儘管中美兩國之間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價值（不同的文明、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但那種處理國際問題上的、具有工具性的共識和價值也不是不可能取得的。這就需要兩國進行經常的對話，通過對話達成共識。不過，兩國對話達成共識並不是要排擠其它國家的意見，否則就是誰也不想看到的“中美共治”的G2結構。

中美兩國已經高度相互依賴

　　國際權力結構性的變化又影響到中美雙邊關係。就雙邊關係來說，中美兩國已經高度相互依賴，尤其是在經濟關係上。但兩國的雙邊關係也越來越具有國際性，就是說，中美兩國如何處理雙邊關係都會對整個國際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投資、貿易、匯率、軍事和外交等等方面的雙邊關係都會產生巨大的外在影響。這就要求兩國把這些問題放置於整個國際關係的格局中來處理，而不僅僅是雙邊關係。

　　這個結構性的變化也必然影響中國和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傳統上，發達國家多在美國陣營，並且一直以來，它們和美國一起共治世界。現在它們遽然發現一個和美國很不一樣的國家站在它們之上，能夠扮演一個比它們自身更重要的角色。在很多場合，這些國家的作用每況愈下，甚至在一些場合，它們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計。這表現在哥本哈根的氣候峰會上，中國和一些主要發展中國家、美國一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水準還是非常巨大，而且還在加大，這就決定了兩類國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認同度高於對美國的認同度，這不僅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是中國的傳統認同，而且在利益方面，中國和發展中國家較為接近。這種情況使得中國如果不慎重，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被人們“推出來”充當發展中國家的領袖。這也反映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被”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和西方發達國家爭“領導權”，結果導致其它發達國家的不滿。就是說，中國不當心承擔了一份不應當、也不希望承擔的責任。傳統上，中國爭取國際秩序的民主化，但今天當中國開始向體系的頂端接近時，中國如何作為會影響到國際秩序的民主程度。

　　如前面所說，美國對中國的新定位是從美國利益出發的，中國當然不可以承擔一份沒有能力承擔的領導權，過分承擔國際責任或者領導力既會阻礙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也會使得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力不從心。不過，因為中國在體系內部的崛起，體系本身客觀上也的確在呼喚中國的責任乃至領導權。怎麼辦？這是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裡對中國的考驗，這不僅關乎於中國本身的發展，中國所有的外交關係，而且也是世界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

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中國的定位一直隨著客觀情勢的變化而變化，從早期的“敵人”、“競爭者”到近年來的“利益相關者”、“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和“負責任的大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