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城鄉之間的中國“蟻族”

韓詠紅 (2010-02-22)

　　他們是一群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年輕人，受過大學教育，卻發現高校學歷原來未必是想像中的體面生活的保障。他們聚居在中國最富裕的城市邊緣，人均居住面積不及十平米，每天擠一兩小時公車上班，工資明顯低於城鎮平均工資。儘管現實生活不盡如意，這些出身低微的青年咬緊牙關堅持著大城市的夢。去年，國內研究人員發表了關於他們的調查報告，並給他們取了一個名字：“蟻族”。

　　2009年末，“蟻族”進入大眾的視野，成了社會熱門詞彙之一。這個概念來自於北大博士後學者廉思及他帶領的課題組，在針對北京市唐家嶺、小月河、馬連窪等城鄉結合地區進行了兩年調查後，他們整理出低收入聚居大學生的生活概況。

　　546份有效問卷展示出這樣一副“蟻族”肖像：有的畢業於名牌高校，但更多來自地方和民辦高校；拿著1950多元（人民幣，下同，約400新元）的工資，租每月377元的房間或床位，每月伙食開銷控制在530元左右。絕大多數從事保險推銷、餐飲服務、電子器材銷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完全處於失業狀態，缺乏社會保障與職業保障，生活環境低劣。調查也發現，七成以上“蟻族”來自農村與地方縣級市。

　　另一方面，家人期待他們呆在大城市光耀門楣的殷切期望與壓力，或者所學專業在老家無用武之地的窘境，又讓“回家”無法成為他們的選擇。

　　全中國究竟有多少“蟻族”？課題組沒有提供確切的統計數字，但廉思認為，僅北京地區保守估計就有10萬人以上。上海、武漢、廣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規模存在這一群體。

　　“蟻族”話題瞬時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與共鳴，還有一些當事人自己恍然大悟：原來我就是“蟻族”。話題也引起北京市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關注。在1月下旬的北京“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提議政府或企業在近郊區規劃建設大學畢業生廉租房聚居區，協助畢業不滿五年的大學生解決基本生活要求。

　　不過，個別人士的好意只發揮了口頭呼籲的作用。因為北京市海淀區差不多同時宣布，城鄉結合地區是該海淀區下一步發展的重要資源。今年該區有六個村將啟動拆遷改造，其中就包括已經是數萬“蟻族”聚居地的唐家嶺。

　　考上大學，找一份好差事，從農村或縣城移居到大城市，這是很多寒門子弟從小立志的奮鬥目標，多數人並沒有抱著走捷徑的心態。在“蟻族”話題被炒熱後，也有輿論稱“蟻族”並非什麼新現象，中國過去也有過“北漂”，年輕大學生初入社會經歷困難是正常現象，不需被塗抹上悲情色彩。甚至有“蟻族”群體中的成員在互聯網上表示不想被關注，關注並不會改變他們是“蟻族”的現實，他們只想繼續實現夢想，賺錢、存錢，以“買得起北京天價的房子，能結得起婚，生得起孩子”。

　　誠然，比聚居大學生更需要關注的弱勢群體大有人在，但是“蟻族”現象涵蓋了當前中國幾大不容忽視的體制性問題：資源與就業機會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城鄉教育機會與公共福利分配不均，大學生就業難，讓人望而生畏的高房價，這些現實都讓新一代年輕人從農村與縣城移居到城市的機會在縮小，底層階級擺脫出身命運的難度增大。

　　改革開放進入30年以後，社會中的階層分化與貧富差距進入固化過程，近年中國開始出現“富二代”、“官二代”、“貧二代”現象，都凸顯一些原有的不平等現象的被複製與固定化。

　　通不過去的社會上升通道，正是潛伏的社會危機。今天的80後“蟻族”依然能樂觀、堅韌而安分地聚居在大城市邊緣，但是只要城市房價繼續按照現在的趨勢上漲，農村子弟在大城市安家的可能性不會提高。而隨著他們年齡的一天天成熟，他們對前途的茫然，夢想破滅的失落，以及在城鄉都沒有固定容身之所的漂浮感，都將造成年輕人社會認同感的明顯流失，加劇社會矛盾。大城市邊緣數十萬計“蟻族”，是社會上升通道機制失靈的信號，說明社會改革進程出現了瓶頸狀態。這個態勢需要從改革房地產市場機制、公共住房政策、教育體制等方面入手改變。否則，當改革的利益越來越難讓下層階級分享，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問題可以潛伏很長時間，也可能在短時間內爆發。

《聯合早報》
（編輯：梁嘉　）

記者再報告2010年01月09日:北京蟻族

簡介：

蟻族，並不是一種昆蟲族群，而是80後一個鮮為人知的龐大群體——大學畢業生低 收入聚居群體。之所以將該群體名之為蟻族，是因為這個群體和螞蟻有許多相類似的特點： 高智、弱小、群居。 蟻族，是對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的典型概括，是繼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 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 行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有的甚至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平均月收入低於兩千元，絕 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合同；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之間，九成屬於80後一代；主 要聚居於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他們是有如螞蟻般的弱小強者，他們 是鮮為人知的龐大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