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GDP主義及其道德體系的解體

[鄭永年]　（2009-12-29）

　　當代中國的兩種顯著的並存現象是：一方面是過去三十年間取得了高速經濟發展，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另一方面是社會道德的解體。這兩種現象都可以指向同一個根源，那就是盛行不止的GDP主義。

　　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增長以GDP來衡量，GDP主義也是中國發展和增長的最主要政策根源。很長時間以來，GDP主義是中國政府刺激經濟發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確立一個量化了的發展目標，再把這個目標“科學地”分解，落實到各級官員。很自然，GDP的增長成了官員升遷的最主要的指標。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們似乎很難指責各級官員，因為GDP指標是這些官員生活其中的政治體系運作的內在部分。當然，對各級官員來說，GDP不僅有政治利益，而且也有經濟利益。經濟發展了，各級官員也就可以獲得具有實質性的經濟利益。盛行多年之後，GDP主義發展到現在已經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在過去很多年裡，中央政府力圖扭轉GDP主義的局面，提倡科學發展觀，但都沒有很好的效果。　

GDP主義的社會成本

　　GDP主義產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沒有任何辦法來估算GDP主義的社會成本。很多人已經明白GDP主義所產生的一系列負面的社會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會分化、勞工權利得不到保障、環保惡化等等。但最大的社會成本莫過於社會道德體系的全面解體了。社會是一個共同體。社會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共同體，是因為存在著所有成員都能理解、接受的道德體系。每一個人不僅自己這樣行為，而且也預期其他共同體成員也有同樣的行為。但今天的中國社會顯然並不如此。本欄已經多次論及中國社會群體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的解體，其核心的問題就是道德體系的解體。

　　那麼GDP主義如何導致社會道德體系的解體呢？GDP主義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貨幣化，或者如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化”。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是不講商品化。所有的東西都是政治化的，就是通過政治權力來加以分配。因為排斥市場機制，經濟得不到有效發展，導致貧窮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之後，重新確立市場經濟（八十年代叫商品經濟）。市場機制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沒有市場機制的引入，就很難想像中國經濟的成功。

　　問題出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嚴重失衡，導致了從“以人為本”到“以錢為本”的轉型，錢變成了衡量人的價值的唯一標準。從經濟學意義上，資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會關係轉變成為商品和貨幣。政府或者其他社會組織（例如宗教）就要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或阻止貨幣化，或者減少貨幣化對社會道德的衝擊。但中國的各級政府在這方面成為資本的有效助手，而在保護社會方面毫無建樹。

　　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是協助資本加速社會關係的貨幣化。在這方面，各級官員“發明了”很多的方式。很多地方，政府會千方百計地利用一切儘可能的方法（包括非道德或者對道德有非常負面的影響的方法）來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甚至鼓勵和縱容老百姓發展“賣血經濟”（這在河南造就了很多愛滋病村）。黨政官員“包二奶”和其他種種形式的腐敗也是推動社會關係貨幣化的力量。更為重要的表現是政治權力和資本結合在一起，拼命壓低勞動者工資收入。

　　在任何市場經濟社會，人們必須商品化或者貨幣化的就是自己的勞動力。這是任何一個個人和整體社會和經濟的結合點。這也就表明，人們出賣的勞動力必須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維持他們的生計、生存並在此基礎上得到有所發展。但在資本和權力的操控下，中國的現實是勞動力變成了最不值錢的東西。例如，在發達國家的企業，工資在營運成本中一般佔50%左右，但中國的企業則不到10%。在發達國家，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佔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國這個比例不足42%。

　　這種情況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財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財富過分集中本來就是社會道德衰落的一個重要根源。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出賣勞動力不足以維持生計和生存，人們便不得不出賣其他一切可以出賣的東西，包括身體本身。當然，偷盜、搶劫、劫富濟貧和種種為了生計而衍生出來的暴力行為在當事者那裡也具有了合理性了（儘管是非法的）。　

沒有建立新的社會保障機制

　　GDP主義惡劣的另一方面就是各級政府幫助資本摧毀了舊的社會保障機制，但沒有建立起新的社會保障機制，使得社會成員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地投入了一個不確定的市場社會中去，道德也無從談起。

　　在世界範圍內看，任何社會的高速經濟發展都會對這個社會的道德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西方社會的早期發展也是一樣。人們發現，不僅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運動是市場社會的產物，而且人對自身的暴力（如自殺）也和社會的市場化有關。正因為如此，政府必須提供社會保護機制。這是西方社會產生社會政策（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勞動工資等等）的背景。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政府提供社會保護機制並非是為了反對資本；恰恰相反，社會保護機制一方面是阻止和減少貨幣化和商品化對社會的衝擊，但同時也是為了資本的更具人性的運作。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西方，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產生在拯救了市場經濟的同時促成了市場經濟的轉型。

　　在中國，政府在提供社會保障方面是失敗的。實際上，在GDP主義指導下，社會保障根本不是政府所考慮的主要議程。恰恰相反，社會領域的貨幣化成了各級政府GDP增長的主要來源。

GDP主義侵入和主宰了社會領域

　　在西方，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開始盛行的新自由主義主要表現在生產領域，即一些公共部門的私有化；在公共服務領域，私有化則遇到了強有力的來自民主力量的抵制。但在中國，情況剛好相反。新自由主義在生產領域尤其是國有企業領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有效抵制；但在社會領域則因為政府失責而大行其道。這表現在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和與此相關的土地）等等在內的幾乎是所有的社會領域。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無論在發達社會還是後來新興的經濟體，在這些方面，都是要求政府大力投入的；但在中國，這些本來是公共服務的領域則成了各級政府和企業的暴富的來源。換句話說，在GDP主義侵入和主宰了社會領域之後，所有的GDP都是血淋淋的了。

　　很多人在為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感到驕傲的同時往往忘記了為這樣一個事實而感到羞恥：包括印度在內的很多經濟發展水準和發展速度不如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其社會服務的水準要高於中國。

　　經濟發展（錢）本來是要服務於人的工具，但現在則成了最終的目標。在沒有任何社會保護機制的情況下，對普通人民來說，把包括自己身體在內的所有東西貨幣化變成了維持生計的唯一辦法。但當所有東西都被貨幣化了之後，人也就成為了一個沒有靈魂的追求金錢的工具。或者說，當一切都貨幣化了之後，何處能夠寄存人的靈魂呢？很自然，在所有東西都被貨幣化了之後，也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來拯救人的靈魂了。

　　但現實是，人畢竟是社會的產物，具有社會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貨幣化。貨幣化和反貨幣化體現在當代中國人內在的衝突。當這個衝突變得不可解決之時，各種暴力（包括對自身的暴力）就變得可不避免。不過，反貨幣化力量的存在也就表明社會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對中國而言，關鍵在於在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運動或者社會動盪出現之前，能否有足夠的時間來重建社會道德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又能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但很顯然，如果不放棄GDP主義，無論政府作什麼樣的選擇，除了加速道德的解體，在社會政策方面都只會背道而馳。

作者是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