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動亂和伊朗動亂的對比

[于時語]　（2009-07-10）

　　近日新疆烏魯木齊市爆發的大規模暴力動亂，是明顯的民族衝突，加上境外“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勢力的捲入。對北京而言，這一突發內政危機的嚴重程度，可以與新近伊朗總統選舉引發的內部政治動亂相比。

　　這不僅因為伊朗和中國都是圍繞裡海和中亞油氣資源的新一輪國際大博弈的主要當事國，也因為兩國都是國際泛突厥主義的重點目標。泛突厥主義對“疆獨”運動的作用，已經盡人皆知。

　　這兩場動亂，首先造成伊朗和中國的國際形象或曰“面子”的重大損失，特別是胡錦濤主席因此提前從義大利回國，錯過G8峰會和與奧巴馬會面的機會。這種節骨眼上的突發動亂，也是有境外組織策劃的旁證。

　　一般人也許會以為長期被西方朝野“妖魔化”的伊朗政府，並不十分在意其國際形象，殊不知近年來伊朗在波斯灣和大中東地區隱隱約約的“區域霸權”，很大程度上來自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在穆斯林世界的道德權威。新近的總統選舉爭議和暴力動亂，顯著削弱了伊朗的這一“軟力量”。

國際外交地位的損失

　　其次是兩國國際和外交地位的實質損失。伊朗失去了原先鐵板一塊的對外形象，而暴露出從政權精英到基層社會的深刻內部分歧。在圍繞伊朗核計劃的國際對峙中，這不能不削弱德黑蘭抗衡歐美和以色列的底氣和還價空間。

　　對北京而言，繼去年奧運前夕的拉薩和藏區動亂，新疆動亂再次顯示在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和不斷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後面，是邊疆地區分離主義這一軟肋。特別是歐美報道無不強調新疆是中國主要的油氣和其他資源寶庫，揭示疆獨和藏獨會繼續成為外部勢力在新一輪大博弈中“四兩撥千斤”的工具。

　　然而新疆動亂和伊朗動亂也展示一個重大區別：新疆動亂的主因是民族衝突，而伊朗動亂卻基本上只是政治矛盾。

　　多年前，筆者自信在華語媒體中第一個詳盡分析泛突厥主義的來龍去脈，同時指出了伊朗面臨的生存威脅：約三分之一伊朗人口屬突厥語，絕大多數為阿塞拜疆族，如果泛突厥主義大行其道，則伊朗會國將不國。1990年代初，泛突厥主義幹將Elcibey統治阿塞拜疆共和國時，便任用土耳其公民為政府官員，公開號召推翻伊朗政權，併吞伊朗的阿塞拜疆族地區。

　　但是在新近的伊朗選舉動亂中，卻幾乎完全看不到這樣的民族矛盾。雖然主要反對派候選人穆薩維曾想利用他的阿塞拜疆族身份拉攏同族選票，據《華盛頓郵報》，美國非政府組織的民調卻顯示伊朗阿族以二比一的多數支持現任總統內賈德。

　　伊朗如何能夠化解遠比新疆嚴重的泛突主義威脅？宗教號召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伊朗社會對阿塞拜疆族的全面開放和容納，阿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積極參與國家事務，因之認同伊朗。百多年來伊朗社會上層領袖中阿族人士比比皆是，除了穆薩維，連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哈孟尼）也是阿族。

缺乏真正的容納參與

　　今天北京少數民族政策的最大敗筆，便是除了花瓶式點綴，缺乏真正的社會容納和參與。其實不必遠比伊朗，中國歷史和現在也有不少良性例子。例如日本製造的滿洲國無法得到滿族的認同，便是因為即便有清末民初的排滿，滿族還是在文化和政治上徹底融入了中國社會。我曾指出北京不必過慮中國朝鮮族的離心傾向，理由也是他們是在文化和經濟領域內最成功的少數民族，大學生比例據說甚至超過了漢族。

　　要化解藏獨和疆獨問題，增加國家認同，最終的答案也是社會容納和參與。從藏傳佛教在漢地的流行到絲綢古道，其實有大量的文化、宗教和歷史資源可資利用。遺憾的是北京在某些方面甚至還不如曾經花費大力編制漢滿蒙回藏《五體清文鑑》的清廷，當時連以狀元、榜眼、探花高中一甲的翰林院修撰和編修們都免不了學習滿蒙等少數民族文字。今天卻從不見中國在沿海省區中小學聘請藏族和維族老師開設藏語和維吾爾語課程。民族隔閡有增無減，北京僵化短視的民族政策難辭其咎。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