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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6/24 22:37:21瀏覽225｜回應0｜推薦1 | |
中國國際知識鏈上的低附加值問題 [鄭永年] （2009-06-23） 加，中國政府大量投入科研（包括各類大學和研究所）。這種科研投入自然 是為了未來的發展。儘管可持續發展包含有很多方面的意義，但科研投入無 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從歷史上看，技術和新知識的突破對社會經濟 的發展的影響不是其他因素所能比擬的。 政府的投入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積極的效應。中國研究者在國內學術刊物 上發表的論文數量暴增，他們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的研究論文的數量也有 很快的增加。 中國在一些領域的研究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任何國家，國家的投入 要取得一些方面的突破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要取得知識領域的全面進步並不 容易。 但總體上來說，中國在世界知識鏈上仍然處於底端。就是說，中國知識 產品的數量極其龐大，但是附加值非常低。前不久，一些專家從中國各高校 和科研機構考察後感嘆道，中國科研人員的數量如此之多、他們所寫的研究 文章如此之多，都是世界上所罕見的，但可惜的是，大多數研究人員都在重 複地做低層次的簡單的研究工作。 這個現象非常重要。就像中國的工業產品一樣，中國所生產的知識大多 是對人家現有知識的重複和復述，附加值非常之低。如果工業品需要升級， 就是說要提升附加值，那麼知識界也是一樣。 如果不能有效提升中國在世界知識鏈上的附加值，那麼中國的科研就很 難得具有實質性意義的進步。這種情形不僅會成為中國各方面發展的阻礙， 而且國家本身也很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 研究體制和政策上的阻礙因素 那麼中國的知識附加值為什麼那麼低？或者說，過去很低，但現在仍然 得不到提升呢？到底有哪些因素阻礙著中國在世界知識鏈上追求高附加值呢 ？又如何革除這些阻礙因素呢？很顯然，並不存在著單一因素，有很多因素 通過不同途徑影響著中國的科研領域。這同時也說明改革是一件綜合的艱苦 的事情。 有很多因素，但歸納一下，不外是研究體制和政策兩大類。體制類的原 因，很多人總會把之歸之於政治體制，尤其對社會科學來說。政治因素很重 要，但既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很多阻礙來自一些具體的制度 和政策，而非總體政治制度。 首先看中國的研究體制。在西方，各國的大學都會分為研究型大學和教 學型大學。中國上世紀90年代在討論如何進行教育改革的時候，也有把大學 分為研究型和教學型的設想。但是，後來實行的教改則是和這個設想背道而 馳的。 在大學的合併風中，很多教學型的大學被合併和強行提升為研究型大學 。大學合併風的原則是讓優秀的大學合併一般型的大學，因為這給被合併者 提供動力。但合併以後，對各校的科研體制卻帶來了很大的衝擊。很多原來 在一般型大學的人本來就不具備科研素質，但現在被迫寫文章，因為他們必 須符合研究型大學的標準。在這種壓力下，儘管論文數量上去了，但毫無質 量可言。 毫無理性的評審制度更是給研究人員增加了無窮的壓力。中國學術評審 制度的惡劣性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在種種由官僚或者學術官僚主導的 評審制度的壓力下，中國的大多研究人員和學者是在“寫”文章，而非在作 任何有意義的研究和思考。 而“寫”的過程，則往往容易地演變成了“抄襲”的過程。抄外國學者 的，也有本國學者互相抄的，有學生抄老師的，還有老師抄學生的，無奇不 有。很顯然，寫文章、抄文章是沒有任何附加值的。 學術組織的泛行政化 學術組織的泛行政化是另外一個重要的阻礙因素。中國是用行政來組織 學校和科研機構的，這在世界上很少見。 學校和科研組織本來應當是最扁平的，但在中國，它們和政治組織一樣 具有等級性。包括校長和研究所所長的所有職位都是有行政級別的。泛行政 化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 首先是人們所說的“武大郎開店”的情況。這裡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 因為是行政級別，任用校長和所長的最大的考慮就不會是他們的學術或者專 業水準，而是他們的政治和行政經驗。而非常低或者較低的學術和專業水準 ，又進一步阻礙他們錄用高水準的教員。 這樣就出現了社會上人們所說的一流的學生、二流的教授和三流的校長 的情況。 所以，儘管領導高層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人才的引進和使用，但到了 具體的單位，對人才則表現出巨大的排斥性。在這種情況下，人才的錄用對 各大學來說還是阻礙重重。這是中國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很難吸收到高層次人 才的一個主要原因。 泛行政化也影響人才的專業精神。要追求高的知識附加值，專業精神是 一切。道理很簡單，所有的知識附加值來自於專業。在中國的體制中，一個 人所能掌握或者所能分配到的資源與其行政級別緊密相關。 為了引進人才，有關部門一定會給引進的人才一個行政職務。這就導致 了兩方面的效果。一是因為有了行政級別，得到這個行政職務的人才就必須 要大量捲入行政事務，消耗掉其大部分研究時間，很多甚至根本就沒有時間 做學術研究。 第二，也是因為這個行政級別，這個人才也必須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識， 也就是說，其科研必須受政治的影響。這在社會科學領域尤其如此。為了保 持政治上的正確性，他們不可以作自由的思考。沒有獨立的思考，知識附加 值的提升就變的不可能。 院士制度也在“尋租” 專業職稱的“尋租”也阻礙著知識附加值的提升。院士制度就是一個很 好的案例。院士制度的本意就是要為知識精英（那些處於知識附加值高端的 研究者）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但在中國的院士選舉制度的實際運作過程中 ，在很大程度上說，正式規則已經不發生任何作用，真正主導、院士選舉的 是潛規則。 在潛規則主宰下，院士的選舉重點不再是知識和可能的學術貢獻，而是 金錢和物質利益。每次院士選舉，各高校和研究所都會做各種各樣的資源動 員來在爭取自己的人被選為院士。 很多年裡，這種動員甚至已經延伸到各省市地方領導，他們也會全力動 員各方面的資源為本省爭取院士名額。當然，這樣做並不是為了院士，而是 和院士關聯著的經濟利益。 科研經費分配過程中各級政治權力的介入，也使得中國的科研領域成為 腐敗的重災區。在任何國家，國家科研經費是國家提升知識附加值和知識創 新的一個重要手段。在科研經費的分配方面，再也沒有比專業精神更重要的 了，因為只有專業人員才懂得一個知識領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們知道 應該把經費用在何處。但在中國，科研經費的分配則成了各種既得利益的較 量場合。 以政治力來分配科研經費是中國的又一個潛規則。結果，大量的經費被 投到毫無知識附加值的研究領域，而真正能夠從事知識生產和創新的人才得 不到所需要的資助。 科研經費分配出了問題，對科研結果評審和驗收更是經常變成不言自明 的腐敗遊戲。實際上，科研經費分配的過程已經決定了不可能對科研結果進 行評審和驗收的了。 從申請經費到使用經費，這裡的中心自始至終都是經濟利益，而非知識 。在這個角度上說，國家科研經費制度在知識附加值的提升方面是失敗的。 儘管中國似乎在知識領域發生著一場“全民運動”，即每一位研究者都 在做研究，但是中國和世界在知識領域的差異正在拉大，並且拉大得很快。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科研體制曾經創造了一些了不起的科研成就（如兩彈 一星），但現在這種傳統體制既不適宜，實際上也被徹底衝垮。新的科研體 系，也還沒有建立起來。 儘管有關方面在做各種努力，建立這樣那樣的制度或者規定，但沒有發 揮積極的作用。在各種潛規則主宰下，科研體制腐敗盛行。 中國提出科教興國已經很多很多年了。可惜的是，情況不僅沒有好轉， 反而在每況愈下。科研體制不作徹底的改革，科教興國就會一直只能作為夢 想而存在了。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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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