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信任的解體及其結果

[鄭永年]　（2009-06-09）

 
　　近年來，越來越多社會基層的案件在中國發生，例如貴州的習水案、浙江的麗水案、重慶買處案和最近湖北巴東案。這清楚地呈現出中國社會令人憂慮的兩大發展趨勢。

　　首先是基層官員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水準灰暗面令人吃驚，不得不讓人感覺到四處蔓延著一種大面積的制度性的道德腐敗。筆者已經論述過，這些現象表明中國基層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表明民與權之間、民與錢之間的對立。

　　政府本來應該提供社會安全這種公共產品的。如果政府官員的行為、權力的運行本身讓人感到不安全，還有什麼比這種由政府本身導致的無政府狀態更可怕的呢？至少，這比叢林法則更無安全。在叢林法則下，個體之間況且可以憑藉自己的能力互相競爭。但在政治權力和資本的結合下，作為個體的社會成員的生存空間就蕩然無存了。

　　但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表明中國社會信任正處於一種解體狀態。在中國，社會不信任已經盛行多年，並且表現和深入到社會關係的各個方面，包括人與人之間、家庭成員之間、民與官之間、官員之間、政府上下級之間等等。在傳統的話語裡，這是一種“禮崩樂壞”的狀態。

失去對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會信任關係中，最恐懼的莫過於社會對法律失去了最起碼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個社會運行的框架，但當法律不被社會信任的時候，各種各樣的暴力就會氾濫起來。

　　就是說，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與官、民與錢之間沒有一點社會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會必須具備的一個底線，並且往往是窮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護。如果不相信法律，那麼窮者、弱者怎麼來保護自己呢？如果他們相信法律儼然成為了富者和強者的工具，那麼他們要做些什麼來保護自己呢？暴力就是這樣產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　車撞死浙江大學的學生，肇事人激起了多麼大的民憤！但假如是一個計程車超速行駛撞死了人，那麼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國的很多社會群體中，莫名其妙的一個“恨”字正在氾濫開來。人們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誰去發洩。因此一旦出現任何一個機會，“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發出來。

　　楊佳案件很典型。在這個案件中，警察其實也是受害者，但為什麼民心都是在楊佳身上呢？湖北鄧玉嬌這個案子裡，為什麼沒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這些案例裡可見民憤已經積累到很大的一個程度。

　　人們對事件的關注已經超越了法律本身。很顯然，當法律失去保護弱者的作用時，憤怒就會氾濫，而憤怒會進一步削弱法律的價值。這種惡性循環的情況非常讓人擔憂。長此以往，一個“恨”字就會越來越凸顯，就會失去社會的穩定乃至安全。

　　權力和金錢結合，凌辱、欺壓底層的弱者，這些年來，類似的案例數不勝數。社會底層是最大的受害者。社會作為一個集體毫無保護，社會中的個體更沒有得到保護。

　　在這樣的情況，社會的自衛不可避免。這種情形持續久了，很容易引起社會的暴力反抗。再者，這種暴力往往是自發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發，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預期的和不可控的。

國家須重建社會共同體

　　無論是社會信任的喪失還是繼之而來的社會暴力，都是社會解體的結果。這30多年來，隨著高速經濟發展，中國社會最醒目的一個現象就是社會的解體。

　　傳統的中國社會，縣以下是自治的，由鄉村紳士凝聚起一個共同體，有經濟、社會和自衛的功能，這種形式持續了幾千年，不能說沒有效率。1949年以後，這個自然的、自治的共同體就被打破，家族勢力等等東西都壓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滅的話）。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毛澤東要“破舊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在農村）和單位（在城市）這種行政建制的方式，來重新建設中國的地方共同體。

　　在這種行政共同體中間，人民和政府之間形成一種學術界所說的“隱性契約”，就是說，“你接受我的統治，我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會福利保障”。這個共同體的前提是失去流動自由。在農村，儘管這種行政共同體沒有什麼經濟效率可言，人們也過著很窮的生活，但這個共同體畢竟也還是個共同體，至少還有赤腳醫生，有學校。

　　改革開放之後，農村的共同體首先開始解體。解體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動。工業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動，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的衰敗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範圍內，農村的衰敗都是現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據西方的經驗，在這種不可避免的衰敗發生的同時，國家應該花大力氣來重建社會共同體。城鄉二元體制下的共同體崩潰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體。

　　在西方，這個共同體主要是通過“公民權”的建設來完成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了人口流動，國家就出來保證公民權，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障和服務。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許和鼓勵公民社會如非政府組織的出現，社會通過各種各樣的自願組織來得到重建。就是說，在西方社會的重建是政府和社會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結果。

西方民主是為了遏制資本主義

　　在西方重建社會的過程中，政府是站在社會這一邊的，目標是消除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對社會共同體產生的惡性影響。資本的目標是要摧毀所有的共同體，把所有的東西變成資本，變成資本過程的一部分。

　　這裡，西方的民主和資本主義就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因為民主體制就是要遏制資本主義。把資本主義和民主等同起來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西方社會從原始資本主義發展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或者帶有福利性質的資本主義，這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邏輯。資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潤，它是不會考慮到社會效應的。

　　西方的這個轉型是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國家的資本和社會形成了妥協，因此轉型較為和平。但也有很多國家，這種轉型是通過長期的工人階級運動和其他形式的社會運動而完成的。

　　在亞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黨一直是以保護農民的利益著稱的，到今天還保持著這個政治局面。日本社會沒有解體和政府保護分不開，同時社會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黨能夠長期執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為典型。政府一直以來是個“親商”的政府。中國的“親商”概念就是從新加坡引入的。為了發展經濟，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資本和市場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並沒有忽視社會共同體的建設。在“親商”和重視資本作用的同時，新加坡政府從一開始就花大力氣發展出一整套能夠保護社會的機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會保障、就業、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經濟危機來臨之時，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會。社會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險是權力和資本走在一起

　　改革開放導致了中國社會共同體的解體。這很難責怪改革開放，因為中國不能停留在改革開放前低水準的發展和社會共同體階段。問題在於，在原來的社會共同體解體之後，就必須重建。

　　但中國並沒有這樣做。當西方新自由主義來到中國之後，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社會領域，包括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教育。這些領域都是政府應當擔負責任的公共服務領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國這些領域都通過不同的方式讓給了市場和各種形式的資本。

　　在農村，情況最為糟糕。流出農村的農民到了城市之後為工業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是中國現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沒有得到任何保護。

　　從法律上說，農民工是中國公民，但他們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權，也沒有為他們發展出另外的公民權。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也不被容許組織起來。處於個體的他們在權力和資本面前顯得毫無希望。

　　在以往，西方學者常說中國政治是極權主義。但現在中國的危險在於權力和資本走到了一起，並且在很多場合，權力是為資本服務的。這種結合比單純的資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單純的政治極權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稱為資本極權主義。

　　在政治極權主義時代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如上所說，政府和人民之間有一種隱性契約，只給你很低的工資，但是也要提供給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儘管這種保障也只是低水準的。但在資本極權主義的情形下，沒有任何契約關係。這個社會裡，個體都是原子化的，沒有組織的，一旦發生衝突，就只能訴諸暴力。

　　這些年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所有這樣那樣的惡性事情，大都和社會解體有關。如果不能正視社會解體，那麼社會群體之間的公開對立和衝突將變得不可避免。

　　中國所面臨的選擇並不多，要麼任其自然，讓社會衝突甚至暴力衝突發生，要麼通過改革達到各社會階層的大和解。遏制社會衝突和社會大和解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

　　如何應付社會解體之後的社會衝突？這是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在化解衝突過程，強調法制和法治並沒有錯，但光強調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經無濟於事了，因為在沒有任何社會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經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設有助於社會共同體重建的社會制度。在這方面，儘管中國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樣的路徑，也避免不了全體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權的建設。

　　本世紀開始的社會改革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等，無疑是公民權的主要組成部門。社會改革儘管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重要議程，但這些年的進展並不順利。雖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間很難達成妥協，更不用說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間的妥協了。

　　從各個方面來看，中國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個改革與社會衝突賽跑的階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會群體之間的大妥協，那麼社會的激進化就會接踵而至。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