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表述”的說服力

[杜平]　（2009-06-06）

 
 
　　對歐洲來說，20世紀是一個短暫的世紀，它於1989年提前結束。那一年，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開始崩潰，導致二戰之後形成的冷戰秩序迅速消融。筆者當年身處“歐洲神經中樞”布魯塞爾，一邊感受著近在身邊的大變局，一邊關注著遙遠中國的命運。

再看東歐和蘇聯劇變

　　那場驚心動魄的政治劇變始自波蘭，然後一發不可收拾。1989年9月，波蘭舉行首次政治選舉，共產黨政權黯然下台；同年12月，羅馬尼亞發生大規模暴亂，繼而催生了極其血腥的政變；1990年3月，柏林牆在一片混亂中被推倒，東德共產黨垮台；此後，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相繼變天；1991年，蘇聯在兵不血刃中驟然潰散，東西方冷戰由此正式蓋棺；1992年，南斯拉夫陷入曠日持久的戰亂，國土四分五裂，人民生靈塗炭。

　　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歐洲共產黨政權如同骨牌遊戲一觸即倒，堪稱世界歷史上罕有的奇特現象。毫無疑問，劇變的根源存在於各國自身，但加劇動盪的力量卻來自外部。一方面，由於長期的政治高壓和經濟落後，各國內部積聚了太多的不滿與怨憤；另一方面，西方陣營持續幾十年的強大政治攻勢，使這些國家內部傾向西方的力量受到鼓舞。

　　無論在蘇聯還是在東歐，以變革者身份出現的政治勢力和個人，往往都在有意或無意之間、主動或被動地扮演了呼應西方戰略、承載西方意志的角色。不用說那些不滿現狀、頭腦發熱和盲動盲從的普通民眾，就連共產體制的受益者和駕馭者，都在那股所向披靡的西化浪潮中身不由己、推波助瀾。其中，戈巴契夫和耶爾辛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看似順應時勢，實際上是毫無方向感地隨波逐流。

　　在舊秩序被打破之後，人們期待的新秩序並沒有出現，相反，新一輪危機隨之而來。政客、政黨和不少民眾，人人背負著充滿仇恨的歷史包袱，用極端民族主義、分離主義和種族清洗行動，填補了專制政權留下的真空，要麼是製造新對抗，要麼是乾脆自相殘殺。在革命的衝動得到滿足之後，他們的命運並未好轉。

　　以歐洲的這段歷史作為反襯背景，隔著遙遠的時空回望相同年代的中國，也許有助於我們增廣視角，暫時忘卻某個定論、某種成見，努力用不同於以往的心態，去回首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始終被外部世界牽引

　　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依然落後，但思想界已經相當自由活躍。經過十年的開放，源自西方的各種政治思潮，廣泛而兇猛地滲透到知識界和大學校園。諸如“存在主義”和“異化學說”，這些哲學理論在它們自己的故鄉可能早已乏人問津，但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卻是炙手可熱、如獲至寶，對青年學生更有一種神秘的魔力。

　　由於社會的長期封閉和壓抑，加上“五四”之後反傳統潮流不斷泛起，中國開放之初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如飢似渴，對一切外來的事物都感到新奇無比，不加區分地熱情擁抱，毫無保留地信奉推崇。可以說，80年代的中國在思想上是一片廣闊的待開墾之地，它為形形色色和稀奇古怪的西方思潮，提供了滋生蔓延的肥沃新土壤。這是改革開放所不可避免的結果，只是到後來才發現過猶不及。

　　西方政治思潮的蜂擁而至，使原本萬馬齊瘖、思想單一的中國知識群體，變得異常地活躍和興奮。但是，在無條件接受外來思想意識的同時，人們幾乎完全忽視了自身文化所該有的位置，使改革開放進程從一開始就沒有自主和獨立的思想靈魂。就像當初無條件擁抱馬列主義一樣，中國未來藍圖的設計者和實踐者，再次犯下了急於求成、舍本逐末的錯誤。

　　意識形態的辯論和不同思想的碰撞，使人們對中國自己的文化思想體系越來越沒有自信，越沒有自信就越要懷疑和批判，結果變得激進偏狹、憤世嫉俗。某些抽象和花哨的西方政治理論，被一些特定的人群視為自己的專有訴求。這不僅過於天真和理想化，而且也使文革之後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全民新共識開始動搖。

　　對於1989年北京發生的社會和政治動盪，不同的人群會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與看法。而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政治定論、學術研究和民間記憶，都是不同的眼睛看到的不同的歷史碎片。當所有這些碎片拼湊在一起時候，我們才有可能看到完整的圖像，才不會固執己見和過於沉湎，也才有可能從歷史中真正汲取教訓，並且不讓歷史去羈絆或犧牲未來。

　　為此，筆者只想補充的一點是，任何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不可能孤立地發生、孤立地演變。在歷史的大視野之下，當年的中國是世界大變局的一部分，其內部局勢的演變難以抗拒外部世界的牽引力。

　　1980年代的西方，經濟實力處於頂峰狀態，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也是登峰造極。對於急於擺脫孤立和貧窮的中國來說，來自歐美社會的任何“政治表述”都極具說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只要經濟形勢有任何風吹草動，中國的政治生態就會失去平衡，就會有人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西方，試圖用西方的制度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在80年代中後期的幾次政治失衡，就是因為缺乏政治定力所導致。直到今天，這樣的缺陷依然沒有解決，危險依然存在。

缺乏政治定力和精神內聚力

　　事實上，近現代以來，中國就一直在這種缺乏政治定力、缺乏精神內聚力的狀態下循環往復。以清末洋務運動為起始，經辛亥革命、國民政府、五四運動、共產黨誕生、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和1989年，一直到眼前的2009，中國似乎一直在為別人的理論、別人的概念和別人的主張，而不知疲倦地自我折磨、自我戕害。看看過去一百多年，中國對未來方向的辨識和把握，始終都要假借於外人的眼睛和頭腦，在邁出腳步之前必須借助西方的“文明棍”。

　　對於當代中國，對外開放是必須堅持的道路，但用歷史長鏡頭看，它只是一種政策、過程和手段，不能必然導致民族靈魂的重新發現。相反，渾然忘我的開放反而有可能使之湮沒。單看有形的物質，當今中國也許確實是百年未有之“盛世”，但盛況之下卻是精神空虛，因為至今為止還沒有找到思想上的“主心骨”。

　　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湧現了大批“思想開放”的管理者、學者和精英分子，但“思想開放”的內涵，卻止於接納某些外部事物的態度。這麼多年以來，政府和民間一直喋喋不休地強調“對外開放”是何等重要，久而久之便導致全民認識出現偏差，以為最好的東西、最有效的辦法統統都在西方世界。中國民族自信心的增強之所以趕不上對外開放的步伐，其中部分原因也許就在於此。

　　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成為常態，但其本身並不能解釋一個民族為何要存在和強大的意義，也解決不了中國面對的根本性問題。因此，中國決策者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要更多地重視“內修”，通過政治管理體制的改良與創新，來增強“政治表述”的說服力和吸引力，使振興國家的進程具有思想內涵的定力。否則，中國就會繼續成為各種外來思潮的競逐之地，並且繼續為此爭吵不休、折騰不已。

作者是《聯合早報》評論員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