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四十五歲現象”

[陳冰]　（2009-06-03）

 
　　中年是人生的黃金年齡，無論是體力、精力，還是智力、能力，都達到成就事業的巔峰狀態。世界衛生組織把45歲到59歲的年齡段界定為中年人，中華醫學會也認同這個“中年人”的科學結論。

　　但在中國，相當部分中國人把45歲視為一個坎。到這個年齡仍 當不了處級幹部，或者是企業中層以上管理者，就會有前途渺茫的感覺，不思進取，不求發展，開始思謀如何度過餘生。社會上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到了45歲還沒被提拔，這輩子算完了。

　　“提拔”是與“當官”相關聯的詞，但官的數量有限，並不能承載所有人的理想，到45歲還從事專業、幹具體工作的人，在中國一般被視為“混得不怎麼樣”，相當多人反而迷茫。而在國外，人上了40歲，絕大多數人進入孔夫子所說的“不惑之年”，家庭穩定，對世態人生不再迷惑，專注於自己的專長，衝向“出成果”的高峰期。電視上、企業裡、議會中，唱主角的人是那些穩重達練的中年人。

　　也有學者疾呼這是對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但“45歲”仍經常出現在文件上。2006年中央組織部明文規定，擔任縣級黨政正職的人要以45歲左右的為主體。剛剛發布的2007年全國機關官員統計顯示，45歲以下的佔71.5％，並讚揚選配好“新鮮血液”是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的重要舉措，顯然是要更加年輕化。而在較富政治活力的美國，2002年公務員的平均年齡為46歲，45－69歲之間的人超過半數。

獨具特色的“45歲現象”

　　將45歲作為人生的分水嶺，且把這個年齡列為人事遴選的標準，恐怕是中國當代社會獨有的現象。在西方社會，這會被視為年齡歧視；在上世紀以前的中國歷史上，人們更遵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自然規律。

　　“45現象”是在公務員階層率先興起的。一方面，上世紀八十年代倡導的幹部年輕化，本來是針對陳舊僵化的思想而言的，但卻漸漸收攏在年齡這個“硬指標”上。另一方面，經濟形態變化了，而官員角色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使得當官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有權有利。加上以“任命製”為主的官員選拔體制沒多大改變，使得上級領導的態度比業績更具有晉升說服力。每換一屆領導，就會吸收一批“新鮮血液”，年齡越來越年輕，“45歲”也便成為官員前途的關鍵一道坎。

　　於是，便出現高層領導習近平所指出的幾種弊端：一些年輕官員在幹部選拔上做不到“五湖四海”，聽不得不同意見，喜任人唯親；有的公開場合顯得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背後卻在和小兄弟們吃喝玩樂；有的把生活作風當作“小事”，不檢點不自律不自重；一些別有用心者往往利用過於年輕特點，把他們當作“潛質股”加以“投資”。

　　而跨過45歲門檻的官員，有些人會享用來之不易的成果，有些人則十分小心地保全既得利益，“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準，無事就是本事”僅成為官教條，使得整個官僚體系中的改革銳氣下降，甚至連講話都謹慎格外，常常抄襲總書記、總理的報告。而年輕一代也看到當官的種種好處，報考公務員成了中國的“金考”，競爭之強遠超於高考。2008年平均競爭比例是60比1，2009年則上升為73比1，最優秀的人似乎都要進入官場。

正在向社會滲透

　　值得關注的是，“45歲現象”正在向社會各界滲透。滲透的表現之一是企業、大學的行政化，以便於套用或獲取行政層級所賦予的特權。表現之二是企業和大學的人也將45歲視為人生成功與否的坎，向中層管理者奮鬥。這個年齡仍在一線從事實際業務的人，被普遍被認作“沒什麼指望”的人，管人的似乎總比搞專業的要高人一等。

　　於是，45歲到60歲沒有官職的人，成了最尷尬的一群。45歲以下，體力和精力好，但能力、經驗可能不足，可當“新鮮血液”加以培養；60以上，工作能力強，但可能身體和精力差，需要退休。而既有精力又有能力的45到60歲的人，卻被排除在縣處級幹部和中層管理者之外，搞專業又被社會所不齒，在人生的黃金時期“退居二線”，極大地浪費著人力資源。有人對這種現實發出過質疑：60多歲的人有精力處理好國家大事，50多歲的人難道就沒有精力當好縣鄉領導？

　　“45歲現象”向社會滲透的結果是，很多人都想當官當領導，而把從事專業工作視為前途不大。 45歲以上的記者很少活躍在現場，45歲以上的教授專心寫教案的不多，45歲以上的工程師更多地當“老師”而不動手。唯獨農民沒有45歲概念，需要不斷進取。

改革分配機制是關鍵

　　浪費社 會人力資源，是“45歲現象”產出的不良後果之一。這種現象不能制止，會潛移默化地把很多人的成功路徑引向當官小道上，相當多國家棟樑之才，可能把精力和智慧消耗在琢磨人事安排上。

　　如果進一步分析，還有很多社會問題都與之有關。比如浮躁風氣，與年輕幹部和管理者年輕化無不關係。年輕人有活力，求新獵奇，但對一些“新事物”、“新創意”的警覺性、鑑別力不強，不免意氣用事，急於求成。再如浮誇風氣，由於提拔年齡卡得很緊，每個幹部和管理者都以被“提拔”為主要目標，想儘快出政績，不惜弄虛作假、犧牲環境、危害他人權利為代價，而對具體的、實在的利國利民的事業缺乏興趣和耐心。

　　而最令人擔憂的是，會影響人們健康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民間已有這樣的流行話：“年齡是個寶，文憑很重要，關係最關鍵，能力作參考”。當真才實學被視為不重要的因素時，現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靠什麼建構？

　　這就需要認真思考“45歲現象”的成因。“官本位”傳統，工作壓力大需要年輕人支撐，高科技時代需要反應快捷的頭腦去應對變化，政府職能轉變和官員選拔制度滯後，都是不能忽視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或許是分配體制上的優惠和特權。無論是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還是大大小小的“領導”，都具有一定的特權，有令人羨慕的物質優待和很多看不見的獲取利益的渠道，這就吸引人們競奔行政隊伍和管理者階層，甚至作為理想追求。

　　而在一些民主法治國家，選舉和監督讓當官成了最危險的職業，注重經濟成本讓中層管理者成為裁員的首選對象。他們對專業的人士的尊重體現在收入分配上，幾乎所有的管理者都明白專業人士的腦和手，是機構和自己財富的來源，所以給專業人士較高的待遇，鼓勵他們埋頭苦幹。成為專業人員，也便成了很多人的追求，安定且體面，在黃金般的中年期達到事業頂峰，為社會創造財富和價值。中國要減少“45歲現象”，從平衡實際收入差距和減少官員特權做起，也許是較便捷的入口。

作者是中國資深媒體人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