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基層無政府狀態令人擔憂

[鄭永年]　（2009-05-12）

　　很多社會現象表明中國社會基層正在迅速進入令人擔憂的無政府狀態。黑龍江省通河縣魏璽村48戶農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惡勢力所霸佔。廣東東莞數以百計的兒童失蹤，而地方政府幾乎是無動於衷。

　　更令人髮指的是發生在貴州習水的大規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麗水數十名中學生遭強姦案。要知道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層幹部，是縣幹部、村主任、黨支部書記，是政協委員等等。

　　這個群體是中國政權的最基礎，是政權和人民的連接點。基層社會希望這個群體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保護他們的利益。但現在，這個群體的所作所為剛好和人們所希望的相反。

　　中國到處都是政府衙門，到處都是政府官員，但是普通人民則找不到他們所想要的政府，他們所想看到的官員。就是說，對中國基層社會來說，並不存在著一般意義上的政府，是謂“無政府”。

最怕政府成為非正義的製造者

　　說中國基層的無政府狀態有幾層含義。首先，無政府可以指基層權力真空的出現。權力真空的出現給各種惡勢力如黑幫團體和邪教組織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在很多地方，惡勢力主導地方政治，政府純粹是惡勢力的工具。在農村，家族勢力也屬於這一類。

　　其次，無政府也可以指地方政府職能失效、失控，甚至失敗，導致惡性社會後果。在這個方面，無政府早已經不新鮮。早年的河南等省流行愛滋病和各級地方政府官員不當的經濟發展政策有關。

　　各地不斷產生的特殊病村（如癌症村、肺炎村等）也同樣和地方政府官員對經濟發展的惡性追求有關。

　　更為重要的是第三類，就是上面所說的，政府本身所製造的無政府狀態。在這裡政府本身成了惡勢力。

　　無政府狀態並不是說在這些地方沒有政府，而是說政府本身成了無政府最主要的根源。為什麼需要政府？最基本的是因為人類需要安全的保障，而安全保障並不是其他各種私性機構所能提供的，體現公權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如果說在前兩例中，政府無能提供保障，那麼這後一例指的是政府本身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脅。在任何社會，政府本來是社會正義的提供者，但在這裡政府則成了非正義的製造者。

　　對中國來說，這第三類無政府狀態已經成為政府的內在部分（而非偶然），從而也對整個社會和政權構成最為嚴重的威脅。

　　惡勢力世界各地到處都有。惡勢力可怕，但可以整治。政府和惡勢力之間的較量從來沒有停止過。最可怕的是代表公權力的政府演變成了惡勢力，或者被惡勢力所利用，或者利用惡勢力。在這裡，不僅人民而且整個政府都成為受害者。

在中國道德是政權的基石

　　在數千年的傳統社會，中國社會基層處於高度的自治狀態。皇帝統而不治，皇權深入不了社會。在基層，皇權只是一種象徵。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本身發展出了相當發達的自治共同體，有很多保護機制來保護地方社會的利益和安寧。

　　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使得政權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會。在基層，毛澤東為中國社會建立了一種全新的統治機制。儘管一般認為毛澤東依靠權力管治基層官員，但實際上除了權力管治，毛澤東還發展出了其他很多機制，迫使基層幹部不會太過分欺負老百姓。

　　例如，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意識形態和道德的功能，多少給基層官員一種道德感。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式的民主，就是普通人民每隔幾年可以對幹部提意見，甚至批鬥。儘管一些做法在今天看來過於極端，但畢竟維持了社會對基層幹部的壓力。

　　毛澤東之後，中國的基層政權就開始出現危機。市場經濟最終導致了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村民自治引入了民主方法。但現在看來，村民自治並沒有解決農村問題。

　　今天的村民自治既沒有傳統社會那樣的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自治，就是說，農村居民很難像在傳統社會那樣去實現和保護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像在毛澤東時代那樣對地方官員的行為構成制約。

　　同時，因為人口的流動，農村實際上一直處於衰敗狀態。不管中央政府實行怎樣的政府，農村的衰敗似乎不可避免。

　　但對基層政權衝擊最大的莫過於金錢主義全面有效地取代了道德主義。基層政權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虛無化。

　　上述所說的那些強暴幼女和強姦中學生的基層幹部對這種獸行不僅毫無羞恥感，反而引以自豪，互相攀比的情況就非常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因為一切都被貨幣化，不管他們幹了多麼令人髮指的事情，都可以證明是合理的。

　　在民主國家，因為有媒體的監督和選舉的壓力，非道德的官員被有效排除在政府之外，同時也對官員的非道德行為構成有效的制約。在中國，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今天的一黨執政，道德是政權的基石，道德甚至比政府的政績更為重要。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老百姓視官員為父母官。但是一旦執政的道德解體，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制約地方官員的行為了。所以才出現了父母官欺壓人民、強暴民女的事情。

權和錢都被少數人所壟斷

　　這並不是說，執政者忽視了基層政權建設。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領導層也一直在強調基層政權建設。執政黨能夠接受農村的民主方法就是一個例子。但問題是，上層花了那麼多的精力來進行基層政權建設，為什麼基層越來越腐爛呢？

　　在傳統社會，基層共同體能夠抵禦政權不合理的侵入。在毛澤東時代，老百姓還擁有應付基層官員的機制。但現在呢？人民在官員面前赤裸裸、一窮二白。

　　權和錢都被少數人所壟斷，他們還能做什麼呢？實際上，基層官員把老百姓視為是權和錢的奴隸，很多老百姓也事實上被迫淪為錢和權的奴隸。儘管有些民主機制，但微弱的民主機制在權和錢面前毫無價值。

　　例如上訪。上訪可以說基層人民發出聲音的唯一辦法。但是，有沒有人統計過有多少上訪者被地方政府投進牢房了呢？實際上，上訪是地方無政府狀態的一個很重要的標誌，上訪越多表明基層越是無政府。原因很簡單，人民在地方沒有辦法實現正義，只好往上處找。

　　因為缺乏有效的媒體，沒有自下而上的壓力和壓力機制，對基層幹部來說，“唯上”成為了他們唯一的責任。但是，“唯上”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著基層幹部的確可以對上負責。

　　如果真能對上負責，那也不錯。畢竟上級政府和官員還是希望下級作些好事情的。可惜的是，“唯上”的現實是“欺上”，就是欺騙上級政府。

　　這同樣是因為沒有自由媒體，沒有自下而上的壓力。當基層人民不能給基層幹部施與任何有效的壓力的時候，當上級政府被欺騙的時候，基層幹部自然就可以胡作非為了。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個道理沒有比從基層開始打天下的共產黨認識得更清楚的了。政權的支持力量是什麼？對這個問題需要重新考量。

　　基層是整個政權的基礎。一旦失去基層，執政大廈就會搖晃起來，搞不好就會頃刻倒下。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不可勝數。儘管這些年來，類似本文所引述的政府醜聞從沒有間斷過，但各級政府官員照樣年年鶯歌燕舞，一派歌舞昇平景象。

　　多少年來，有多少人沉醉於高速的經濟發展和年年變化的GDP數據中。但很少有人認識到，腐敗、毫無羞恥感、粉飾太平，這些才是政權的最有效和最強大的敵人。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敵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在基層政權腐敗迅速惡化的情況下，各級政府官員再也不可以這樣下去，欺騙老百姓，更欺騙自己了。對執政者來說，應當認識到，光靠自身體制內的換湯不換藥、左手砍右手的改革已經走入了死衚衕了。

　　走出體制，走出既得利益，直接面向人民，是改革的唯一辦法。如果不能這樣，到頭來就會演變成為社會來改革政權了，就是歷史上頻繁發生的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