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思想危機

[鄭永年]　（2009-05-05）

 
　　儘管這些年來，中國領導層一直在呼喚思想的解放，通過思想的解放來推進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們發現，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沒有能夠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現在為止已經建立了基本市場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間還是很多。例如近年來提倡的建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縮小收入分配差異、限制壟斷等等。

　　這些問題都提出來了，但如何執行呢？社會改革方面，包括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教育和環保等也是這些年裡的改革重點，但執行同樣也遇到了很大的問題，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議事日程上來。

　　今天，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級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動。中央的改革動議，地方不執行；地方的改革動議，中央不認可。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後推。

　　但顯然推遲改革並非辦法。在推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問題爆發出來。一方面，權勢階層呈現出非道德化的趨勢，腐敗越反越嚴重。這可從經濟界的各種醜聞到黨政進階幹部和基層政權的腐敗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層社會的高度不滿，各種社會抗議運動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正常”現象。當然，這也表明權勢階層和社會力量之間的對立化，尤其表現在基層政權。也就是說，改革往後推並沒有多少空間。到了沒有了任何空間，各種問題就會遽然激進化，從而失去控制。負責任的行為就是要直面問題，通過及時的改革來解決問題。

漸進改革變成頭痛醫頭

　　問題在於，為什麼改革沒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個相關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中國的改革模式，就是漸進改革。漸進改革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

　　在很長時間裡，漸進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改革有個明確的方面，一旦確定方向，那麼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實實地往前推進。就是說，一旦目標確定，那麼就要動員一切可能的資源去達成那個目標。市場經濟體制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但是，漸進改革也逐漸地發展成為為了漸進而漸進。在很多官員那裡，漸進變成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改革。這樣的改革本身就決定了很難有突破。

　　第二個相關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從本質上說，思想危機才是中國改革面臨的真正危機。從表面上看，中國並不是沒有思想。從社會思想的角度看，現代的中國社會和晚清社會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說百家爭鳴並不確切，因為各種思想並沒有真正的交鋒，大家各說各的話，各自尋找社會支持力量。但說“百家”是非常確切的，什麼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義、新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現並不見得中國沒有思想危機。

　　“百家”思想具有幾個明顯的特徵。首先，很多思想實際上是舶來品。有太多的人從海外進口思想，而不是從觀察中國的實踐來發掘和發展思想。一些人往往從概念出發，試圖用蘋果（西方）的理論來解釋橘子（中國）和改造橘子。從本質上說，這些舶來品思想沒有現實可行性。

　　第二個特徵就是思想和權勢的結合，就是說，思想往往是為權勢階層說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成為了權勢的“有機知識分子”（義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語）。在這樣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總理溫家寶多次呼籲“窮人經濟學家”的誕生的原因。

　　在中國社會，權勢階層從來不缺有機知識分子，但大多數弱勢社會群體如工人、農民和農民工是沒有本身的有機知識分子的。

缺乏能解釋中國現實的思想

　　第三個顯著特徵就是思想的極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這樣。左派看到改革出現了一些問題，就往往想著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話語的主題詞經常是和毛澤東思想、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其核心說穿了就是政府萬能論。

　　無論是這些主義還是政府萬能從前發生過作用，但要把它們放在今天的中國環境裡，就非常成問題了。

　　另一方面，所謂的自由派也一樣。在經濟領域，西方新自由主義一直很盛行，是市場萬能論，或者政府無用論。似乎一旦沒有了政府或者政府從經濟領域“滾蛋”了，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在政治領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黨製，似乎除了多黨製，就沒有其它政治途徑了。無論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義者，並且越來越極端，也越來越具有烏托邦主義色彩濃厚。

　　因為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間的不同聲音儘管也屬正常，但恰恰說明了改革思想的匱乏，就是那種切實能夠解釋中國現實、改造中國現實的思想。

　　第三個相關的因素是改革的動員機制問題。現在的情況是，即使有了明確的改革目標，但也往往缺少資源動員，或者說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動員，改革要不就實行不下去，要不就成為一紙空文。

　　這和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形成非常明顯的對比。在鄧小平時代，一旦目標確定，就會盡一切可能去動員資源。改革開放初的農村改革是這樣，特區政策也是這樣，南巡之後的大規模的經濟改革更是這樣。

改革太依賴官僚機構自身

　　在所有這些過程中，改革者都盡最大的努力把中央、地方和社會的力量都動員起來，用改革力量來克服阻力，用改革力量推進改革。

　　相比之下，現在的改革太過依賴於官僚機構自身。官僚機構自己設計改革，自己實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這樣，改革往往陷於無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爭取更多利益的工具。

　　這樣的改革顯然沒有巨大的動力，改革更成了犧牲品。這些年的社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陷於這樣一個僵局。在科學發展觀的主導下，社會改革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了，也有足夠的財力來作改革，但可惜的是，改革作了一些，就是推行不下去。

　　與鄧小平時代比較，今天的中國擁有更大的改革資源，至少從財力上來說是這樣。同時，也說明了今天中國具有了更大的能力來吸收消化改革所產生的負面效果。

　　不能進行有效的改革動員也與思想不解放有很大的關聯。不僅在進行怎樣的改革方面要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在動員和實施改革方面進行思想大解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利益已經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利益變得十分複雜。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能動員從政府到社會的各方面支持改革的力量，改革就會很難進行下去。

　　面對中國社會無窮的問題，改革不能成為既得利益者之間的一場利益遊戲。作為改革主體的執政黨，如果不能有效動員充分的社會支持來進行改革，這個主體地位就會受到挑戰。

　　如何動員社會力量，解放思想是關鍵。現在很多人並沒有理解思想解放的真正意義。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會產生“雜音”，或者是各種利益的“聲音”或者是基於烏托邦的“聲音”。對改革者來說，可怕的並不是多種聲音的出現，而是一旦出現這些聲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樣進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來突破改革禁區和尋找改革的突破點的。如果思想危機依然繼續，改革就會很難突破禁區，很難找到突破點。這樣看來，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國政治議程的第一要務。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