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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為什麼要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解放軍報2009.5.4
2009/05/05 02:12:31瀏覽405|回應1|推薦0

為什麼要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

國防大學軍隊黨史黨建研究中心

2009-05-04 06:17:18 來源:解放軍報第 1 版

摘自:中國軍網 http://www.chinamil.com.cn/

編者按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軍隊建設發展的最高政治原則,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忠誠於黨,是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的“內核”,是我軍官兵最重要的政治品格。長期以來,敵對勢力大肆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企圖挑撥和離間黨與軍隊的關係,使我軍脫離党的領導,進而顛覆我國的基本社會制度。近來,有的人以西方國家體制為參照系,在涉及軍隊與政黨、國家、人民等重大關係問題上散佈所謂“公器公用”和“文明社會規則”等觀點,販賣的還是“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那一套。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統地給予批駁,以正本清源,釋疑解惑,進一步強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意識,淨化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的人文環境。本報從今日起推出“‘三個為什麼’系列解答”。

“ 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是意識形態領域引人注目的錯誤政治觀點,也是敵對勢力對軍隊滲透破壞的一個綱領旗號。其中,“軍隊非黨化”處於首要和核心位置,“軍隊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都是在不同方面對這一問題的延伸。“軍隊非黨化”否定軍隊與政黨特別是執政黨的內在關係,進而否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深入剖析和深刻認識“軍隊非黨化”的實質及其嚴重危害,對於堅持人民軍隊性質宗旨、保持我軍建設發展的正確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軍隊非黨化”掩蓋了政黨與軍隊之間的內在聯繫,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極其荒謬和虛偽的

軍隊和政黨都從屬於一定的階級,軍隊必須接受政黨領導,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政黨和軍隊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一定的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組建的政治組織和武裝組織。政黨是階級的領導力量,軍隊是階級的暴力工具,軍隊只有接受政黨的領導,才能保持自己的階級性質,並成為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有效工具。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來都不隱瞞自己的立場和主張,公開聲明自己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明確宣示工人階級政黨在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鬥爭中,必須建立和牢牢掌握自己的軍隊。早在蘇聯紅軍創建時,針對當時資產階級所宣稱的武裝力量應當是“獨立的”、要“置身於政治之外”、實行“非黨化”等錯誤言論,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軍隊不可能而且也不應當保持中立。使軍隊不問政治,這是資產階級和沙皇政府的偽善的奴僕們的口號,實際上他們一向都把軍隊拖入反動的政治中”。儘管隨著時代的發展,當今世界不同國家的階級關係、政黨關係都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但馬克思主義關於軍隊從屬於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政黨這一基本原理並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觀察和認識政黨與軍隊關係的基本思想武器。

“ 軍隊非黨化”是西方資產階級關於政黨與軍隊關係的理論,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主張。“軍隊非黨化”的核心理念是強調軍隊應與政黨分離,不歸某一個政黨直接領導。在近代以來的政黨政治中,資產階級政黨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但為了競選和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它們往往以全民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現,不僅不願承認其政黨的階級性,也不願承認其軍隊的階級性。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政治制度,執政黨總是處在經常性的更替輪換當中,這也客觀地決定了軍隊不能為某一個黨派所直接掌控。

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裏,根本不存在所謂“非黨化”的軍隊。政黨政治是通過政黨來掌握國家政權、行使管理國家權力的一種政治統治形式。由於各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條件不同,當今世界的政黨政治有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和一党領導多党合作制等多種類型。軍隊作為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接受執政黨的領導,只不過對不同國家和政黨政治類型來說,其具體的領導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實行一黨制或一党領導多党合作制的國家,由於不存在其他黨派的競爭和掣肘,執政黨往往直接領導和指揮軍隊。而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國家,儘管從表面上看軍隊不屬於哪一個政黨,執政黨也不能直接領導和指揮軍隊,但實際上,不僅執政黨可以通過國家權力機關,運用相應的行政權力對軍隊實施領導和指揮,就是那些在野黨,也可以通過議會等平臺,通過參與有關軍隊的人事任用和政策制定等事務,來對軍隊施加一定影響。因此,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中,執政黨領導軍隊是一個普遍規律,軍隊與政黨具有必然聯繫是一種客觀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和不能被掩蓋抹殺的事實。有人推崇美軍的所謂“非黨化”,殊不知美軍的最高統帥——總統,就不是黨外人士,僅有“驢”與“象”之分而已。

把“軍隊非党化”作為“文明社會規則”和“普世規則”,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十分錯誤和荒謬的。人類文明發展多樣性的歷史表明,世界上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黨政治模式,同樣也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黨軍關係模式。政治制度決定軍事制度,政黨制度的不同決定了黨軍關係的差異。不同的黨情、國情和軍情,必然會派生出不同的黨軍關係模式,把“軍隊非党化”作為“普世規則”,用來衡量和評價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政黨政治和黨軍關係,甚至試圖把它強加給其他國家,不僅理論上極為荒謬,實踐上也是站不住腳的。

宣揚“軍隊非黨化”的實質和要害是要軍隊脫離共產黨領導,最終目的是改變我們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所謂“軍隊非黨化”,就是軍人沒有參加黨派組織的權利,軍隊中不能建立任何黨派組織,軍隊不對任何黨派負責,不接受任何黨派的領導和指揮。在當代中國,針對我軍宣揚“軍隊非黨化”,直接目的就是要“軍隊非共產黨化”。中國共產黨和她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有著休戚與共的緊密關係。黨創建了人民軍隊,並依靠這支軍隊奪取了全國政權;党的正確領導,保證了我軍不斷發展壯大和從勝利走向勝利。党在軍隊各級建立起嚴密的組織,通過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作用,實現對軍隊思想、政治、組織上的領導和直接有效的指揮。除了中國共產黨和她的助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外,不允許其他任何黨派和團體在軍隊中建立組織和開展活動。這些制度措施,有力地保證了軍隊的團結統一和純潔鞏固,保證了軍隊牢牢置於党的絕對領導之下,形成了我黨我軍特有的政治優勢。國內外敵對勢力宣揚“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其指向性十分明確,那就是要軍隊中不能有中國共產黨黨員,不能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說到底,就是妄圖使我軍脫離党的領導。

從更深意義上分析,宣揚“軍隊非黨化”,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政黨政治模式決定著黨軍關係模式,黨軍關係模式反過來又體現和影響著政黨政治模式。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一直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一党領導、多党合作,一黨執政、多黨參政,是我們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和鮮明特色。與這一制度相聯繫,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的根本建軍原則,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和直接指揮,是基本的黨軍關係模式。這一政治制度和黨軍關係模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踐中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各種敵對勢力出於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竭力鼓吹“軍隊非黨化”,實質上就是要改變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根本制度,把西方那一套多黨競爭的做法搬到中國來,在中國推行多黨制,使中國喪失自己特有的政治優勢,最終變成西方的附庸。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是由其特殊的國情、黨情、軍情和社會發展狀況所決定的。近代以來,中國曾效仿西方實行過議會政治和多黨制,但結果都以失敗而告終。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產生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而進行的偉大實踐,也是曾經飽受災難和屈辱、又正在親歷國富民強的中國人民的自覺選擇。在當代中國,不存在多黨輪流執政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也不容許實行多黨輪流執政。“軍隊非黨化”缺少基本的政治和社會條件,背離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沒有任何推行的理由和價值。

“軍隊非黨化”,將嚴重危害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兵權之所在,則隨之以興;兵權之所去,則隨之以亡。”近代中國政權衰微、軍權旁落、軍閥四起、連年混戰,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執政的共產黨,放棄馬克思主義關於政黨與軍隊關係的基本原則,在失去軍權的時候也喪失了政權,造成了令人扼腕的歷史悲劇。世界上一些發展中國家,不顧本國的國情條件和發展階段,盲目引入西方國家包括“軍隊非黨化”在內的政治制度,結果導致經濟衰退和社會動盪。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中國成立 60 年來,儘管遇到了種種風浪考驗,但始終巍然屹立,不斷走向繁榮昌盛。鄧小平同志曾深有感觸地說:我們國家所以穩定,軍隊沒有脫離党的領導的軌道,這很重要。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中國由共產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對此,我們應該有十分清醒的認識。

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錯誤政治觀點,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

正確處理黨和軍隊的關係,是我軍建設和發展的首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得正確與否,不僅直接關係到我軍的性質宗旨,也關係到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關係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關係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 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党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區別一切舊軍隊和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顯著標誌,是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特有優勢,也是處理黨和軍隊關係的基本準則。建軍 80 多年來,正是由於我軍高度自覺地聽党指揮,才始終保持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和戰鬥力。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形勢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尖銳複雜。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戰略,採取各種手段對我軍進行思想和文化滲透,使部隊思想政治建設面臨嚴峻挑戰和考驗。在這種形勢下,堅決抵制各種錯誤思潮的衝擊和影響,特別是抵制“軍隊非黨化”的錯誤政治觀點,進一步增強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堅定性和自覺性,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

胡錦濤主席明確指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我軍的軍魂,這一條永遠不能變,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要強化這一觀念,這是新形勢下黨對軍隊提出的根本政治要求。面對新的形勢任務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複雜鬥爭,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始終不渝地高舉旗幟、聽党指揮,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等錯誤思潮的滲透和影響。要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大力培育“忠誠於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使命,崇尚榮譽”的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不斷強化人民軍隊的“黨性”觀念和廣大官兵的軍魂意識,築牢抵禦各種錯誤政治觀點的堅固思想防線;毫不動搖地堅持党領導人民軍隊的一系列根本制度,並結合新的時代條件,探索貫徹執行這些制度的有效途徑;大力加強和改進軍隊党的建設,不斷增強各級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切實把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隊伍搞堅強;要自覺遵守黨的政治紀律、維護中央領導權威,堅決同一切削弱党的領導、詆毀党的形象、損害黨的聲譽、破壞黨的團結的言行作鬥爭,確保全軍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

(執筆人:吳傑明、劉繼忠)

心得

共軍為何要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

所謂軍隊非黨化,套台灣常聽到的說法即是「軍隊國家化」、「政黨退出軍隊」等,不覺得有何不妥、不宜、不是與不該之處,為何共軍如此畏懼與排斥呢?是否會傷及根本利益,或是不能承受之痛處,若是,那利益與痛處是什麼呢?

共軍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的理由:

“ 軍隊非黨化”掩蓋了政黨與軍隊之間的內在聯繫,在理 論和實踐上都是極其荒謬和虛偽的。

宣揚“軍隊非黨化”的實質和要害是要軍隊脫離共產黨領導,最終目的是改變我們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錯誤政治觀點,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

「槍桿子出政權、黨指揮槍」,這是歷史的經驗,是共產黨永久執政的信念;從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可知共黨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的體認,就是黨若無法掌握軍隊,黨就沒有生存鬥爭的保障。

軍隊脫離黨便會改變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什麼制度?「一黨專政」有多麼好嗎?不能改嗎?如果真好還怕經不起檢驗嗎!如果不好,有什麼不能改變的理由?

軍隊若淪為政黨利用與消滅異己的工具,人民解放軍還是人民解放軍嗎?根本的利益是共產黨的利益還是人民的利益?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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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文章

9453
D指挥枪
2009/05/05 19:03

“党指挥枪”是中共永不垮台的保证。

其实,“军队国家化”最早由中共提出,周恩来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报告题目就是《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要同时进行》。              

禹澤(jzer6699) 於 2009-05-05 21:56 回覆:

謝謝指導!特別上網查看這段歷史背景,以中共說法看來,係國民黨要求軍隊國家化,主張必須先軍隊國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即必須由共產黨首先交出軍隊,然後它才能開放民主。此時中共指出,離開政治民主化來談軍隊國家化,只能是軍隊的軍閥化、黨閥化;把人民軍隊交給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將從根本上斷送政治民主化的事業。但為了推動談判的進行,中共代表還是提出,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這兩方面可以小平行前進,歸於一途”。

評1946年的政治協商會議

摘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中華之崛起─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專欄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b/yb_g/yb_g_212a.htm

 解放區軍民自衛反擊戰的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反內戰運動的掀起,表明國民黨要通過發動內戰以控制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困難。美國政府決策者看到國民黨“絕對沒有能力用軍事手段鎮壓共產黨”,他們擔心蔣介石如果發動內戰“可能導致共產黨控制全中國”。為美國的國力和民心所限,美國政府力求避免將過大的人力、物力用于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了維持同蘇聯之間在中國問題上達成的妥協,它也不希望蔣介石這時發動大規模內戰,影響它以爭奪歐洲為重點的全球戰略的實施。在對國際和中國的複雜形勢進行分析、權衡利弊之後,美國政府決定對國民黨施加某種影響,儘可能通過“和平”的手段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實現中國在國民黨領導下的“統一”。

    11月27日,美國政府宣布接受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辭職,隨即任命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上將以總統特使的身份,赴華“調處”國共爭端。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交給馬歇爾的訓令中規定:一方面,要他“運用美國的影響”,“努力說服中國政府,召開一個包括主要黨派的代表所組成的全國會議,以獲致中國之統一”,以便藉此否定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存在;另一方面,要繼續從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國民黨政府,立即幫助它將軍隊運到東北,並作好運往華北的準備,使國民黨“儘可能廣大地在中國確立其權力”。這表明在赫爾利式的赤裸裸的扶蔣反共政策未能奏效後,美國統治集團企圖主要運用政治的手段,來幫助蔣介石建立一個統一的、親美的政府,以實現其“不戰而控制全中國”的目的。

    12月15日,馬歇爾為執行美國政府的使命啟程來華。同日,杜魯門發表美國對華政策聲明,聲稱贊成中國“召開全國主要政黨代表的國民會議,以謀早日解決目前的內爭 以促成中國之統一。”但是聲明中又強調說:“自治性的軍隊例如共產黨軍隊那樣的存在,乃與中國政治團結不相符合,且實際上使政治團結不能實現。廣泛代議製政府一經設立,上述自治性的軍隊及中國的一切武裝部隊,應有效地結合成為國民軍。”12月27日,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發表關於中國問題的公報,宣稱:“必須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實現中國的團結與民主化,廣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國民政府的一切(各級)機構中,並且必須停止內爭”;公報重申“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之政策”。

    在上述國內和國際的背景下,蔣介石為了用政治手段遏制以至消滅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時爭取充分的時間來部署內戰兵力,不得不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中共中央對美國的基本立場和關於召開中國各黨派會議的主張,作了科學的分析,認為:“美國政策的這些變動,對中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當前鬥爭是有利的。雖然美國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援助蔣介石的(這是美國一貫政策,羅斯福亦如此,我們不可存幻想)”。黨中央決定接受馬歇爾的“調處”。

    12月16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重慶,準備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團成員有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27日,中共代表團向國民黨政府代表提交一份書面建議,要求五條件停戰,以利於政治協商會議的進行。這個建議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經中共代表團多次呼籲和奔走,國民黨方面也不得不接受這個建議,同意進行停戰談判。1946年1月5日,國共雙方代表初步達成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約定至遲在1月13日午夜,雙方軍隊應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經過協商,1月7日,由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思來、美國政府代表馬歇爾組成“三人會議”,會商解決軍事衝突及有關事項。同意馬歇爾代表美國政府為一方參與國共兩黨談判事務,是中國共產黨根據當時國際國內形勢所作的一個讓步。考慮到美國對華政策聲明和美國在中國的影響,特別是考慮到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公告發表後,馬歇爾實際上對三國負有義務,因此對馬歇爾代表美國政府參加“三人會議”,中共方面表示贊成。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國民黨政府代表正式簽訂停戰協定。同日,雙方下達於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戰令。根據停戰協定,在北平設立由國民黨政府、共產黨和美國政府各一名代表所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負責監督執行停戰協定。執行部下設若幹軍事調處執行小組,分赴各衝突地點進行調處。停戰協定的簽訂和實施,對於國民黨軍隊的調動和向解放區的進攻,是一種限制,因而有利於人民。但是,國民黨方面在美國的授意下,堅持在停戰協定中將東北地區除外,蓄意在東北放手大打;蔣介石在下達停戰令前後,還密令國民黨政府軍隊。“迅速搶佔戰略要點”。這就暴露了國民黨對停戰的虛偽態度。

    在停戰協定簽訂的當天,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會議由國民黨政府主持召集。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共38名,其中國民黨代表8名,共產黨代表7名,中國民主同盟代表9名,無黨派代表9名,中國青年黨代表5名。在會議參加者中,政治傾向是不相同的。國民黨及其追隨者(從民主同盟中分離出來的青年黨),代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政治主張;民主同盟基本上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政治主張;無黨派人士中也以代表中間勢力的居多。中共同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派,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這些基本問題上,是有許多共同點的。在會議召開之前,民盟代表就同中共代表約定:雙方攜手合作,互相支持。民盟留渝中央執行委員召開座談會,為民盟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確定了同中共的主張基本一致的方針。在會議進行期間,中共代表經常同民盟代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會下進行磋商,並在一系列問題上同他們採取聯合行動。

    政協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關於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問題。

    在政治民主化方面,首要的問題是改組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國民黨提出的方案,只是表示可以增加若干政府委員名額,設置若干政務委員以便由其他黨派或無黨派人土充任,但同時卻堅持國民黨在政府委員中要佔“特定的多數”;政府委員得由主席提請選任,即須由蔣介石提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政府委員會屬於政治指導機關,沒有用人權;主席則擁有緊急處置權,即可以藉口情況“緊急”,實行個人獨裁。這當然不是要廢止而是要堅持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中共代表指出,改組政府,首先要有一個共同綱領,並在這個基礎上改組,不是僅僅增加幾個政府委員所能解決的;同時應立即擴大現有政府的基礎,使之成為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能公平而有效地參加的臨時聯合政府,這個政府必須擺脫國民黨的領導;而且還應把政府委員會變成擁有實際用人權力的機關,並且以委員製來否定個人獨裁製。經過艱苦的談判,會議通過《和平建國綱領》作為政府的施政綱領。綱領確定建設統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保持國家的和平發展;規定政府委員會為最高國務機關,並擁有用人權;規定政府委員名額的一半由國民黨以外的人土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有出席委員2/3贊成始得議決,等等。如果實行這樣的政府改組,國民黨雖然在其中仍佔有主要的地位,但它已經不能為所欲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土將保有能夠保障施政綱領不致被曲解、變更、撕毀的否決權。

    改組後的政府應是從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到實施憲政的過渡時期的政府,它負有召集國民大會以制訂憲法的任務。政協會議通過的憲法草案案規定,立法院為相當於議會之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並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或辭職或提請總統解散立法院。這種制度,接近于英、法等國實行的議會製和內閣製。實行這種政體,雖仍不能改變國民黨統治區政權的階級本質,但對於蔣介石獨裁政體是一種否定。這是向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一種進步。同時,憲法草案案又規定了中央與地方分權的原則,規定省為地方自治的最高單位,省長民選,省得制定省憲等。這類規定,對於解放區民主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可以起一種保障作用。

 
在軍隊問題上,爭論是很激烈的。國民黨主張必須先軍隊國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即必須由共產黨首先交出軍隊,然後它才能開放民主。中共指出,離開政治民主化來談軍隊國家化,只能是軍隊的軍閥化、黨閥化;把作為政治民主化事業支柱的人民軍隊交給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將從根本上斷送政治民主化的事業。雖然如此,為了推動談判的進行,中共代表還是提出,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這兩方面可以小平行前進,歸於一途”,即同時在這兩方面採取前進的步驟,什麼時候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了,中國的軍隊也就國家化了。針對國民黨的企圖,民盟代表也提出,任何黨派的軍隊都要整編,不是只要一個黨交出軍隊,比不應把其他軍隊都看成就是國家的軍隊。會議經過多次討論,確定了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整軍原則和實行以政治軍的辦法,並決定由軍事三人小組(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顧問馬歇爾組成)商定中共軍隊的整編辦法並進行整編,同時按照國民黨政府軍令部的計劃整編國民黨軍隊。

    政協會議召開期間,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黨派,紛紛向會議提出意見書或建議書,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切實保障人民的各項民主權利。為了動員人民群眾的力量,促進政協會議的成功,民主建國會、人民救國會等又聯合重慶各人民團體代表組成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協進會,連續在重慶的滄白堂召開講演會,邀請參加政協的各方面代表宣講會議精神,使會外群眾及時了解會議的進行情況。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和一些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主辦的報刊,連續發表社論和評論,反映各界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對政協會議各項議題的進展加以評論。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對會議取得積極的成果起了重要的作用。

    政治協商會議歷時22天,在通過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案等五項協議後,於1946年1月3日閉幕。政協協議雖然還不是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綱領,但它在實質上是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內戰政策的否定,因而在當時的條件下,基本上符合於全國人民的和平民主願望。協議的通過,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親密合作並同國民黨中堅持民主進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是中國人民的政治勝利。由此,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黨派進行政治協商、制定共同綱領、民主管理國家的政治主張,更加深入人心,並且成為中國人民爭取實現的目標。

    為了實施政協協議,軍事三人小組經過多次會議和會外協商,於2月25日,達成《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簡稱“整軍方案”)。這個方案規定,全國陸軍為108個師(每師不超過1.4萬人),其中中共部隊18個師;雙訂編餘人員應在12個月內全部復員;此外還規定國共雙方部隊的統帥權、統一編制的時間、地區配置以及地方部隊的組織等。在這個方案中,國共軍隊5:1的比例規定,特別是關於包括解放區軍隊10個師在內的中國軍隊要經過美國裝備的規定,對於人民軍隊是一種束縛;但方案中包含著地方自治的原則,部分人民武裝可以借助於這個原則,得到一定的保護。

    此後,國共兩黨的代表主要圍繞著整軍方案中軍隊駐地問題,實際上就是解放區的問題,繼續進行談判。整軍方案和政協協議是密切相關的。由於國民黨仍然企圖消滅解放區,不打算按照政協協議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前進一步,也不打算實行地方自治的原則,整軍方案也就不可能得到貫徹執行。談判斷續進行一年多的時間,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對於1946年1月達成的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中國共產黨是決心嚴格地遵守和忠實履行的。政協會議剛結束,中共中央即於2月1日向黨內發出《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指示認為,由於政協的成功,“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指示同時也指出,“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長期的”,黨必須注意“陣地的保持與繼續取得”,而“練兵、減祖與生產是目前解放區三件中心工作”。這個指示對形勢的估計有些過分樂觀,但也看到中國民主化道路的艱難曲折,提出保衛解放區的三項任務。

    國民黨統治集團既不能容忍、也經受不住真正的民主改革,因而它從來就沒有準備去履行這些協議。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前後,在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上,一些國民黨頑固分子放肆地詆毀政協協議。他們說,“政協決定不利於國民黨”,“系國民黨的失敗”;有的甚至認為國民黨“幾十年奮鬥現在完事”。有人並且提議,要監察院彈劾國民黨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他們特別集中攻擊動搖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憲法草案案,認為“憲草原則是背叛(孫中山)遺教”蔣介石本人也說過:“我對憲草也不滿意,但事已至此,無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過,將來再說。”

    2月10日,重慶各界人土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國民黨當局指使特務分子搗亂會場,打傷民主人土郭沫若、李公樸、施復亮、章乃器等多人,製造了“較場口事件”。在此前後,國民黨當局還在各地鎮壓群眾遊行集會,策動反蘇反共遊行,指使暴徒搗毀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搗毀中共在重慶主辦的《新華日報》營業部和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營業部,封閉中共在北平主辦的《解放報》及其他多家報刊、通訊社。國民黨當局製造這些事件,表明它蓄意破壞政協協議。在3月1日至17日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在談到政協協議時,竟然提出要“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這個會議作出了旨在根本推翻政協關於憲法草案協議中規定的各項民主原則的多項決議。4月1日,在國民黨包辦、中共代表拒絕出席的國民參政會上,蔣介石公然說:“政治協商會議在本質上不是制憲會議”,如它“果真成了這樣一個會議”,那“是決不能承認的”。這樣,就把政協關於改組政府等項協議也從根本上推翻了。事實表明,國民黨統治集團不僅根本反對中國人民關於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要求,就是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也為它所不容。

政協協議的通過,曾經激起過千百萬善良的中國人對於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熱烈期望。國民黨撕毀這些協議,也就把它自己置于人民的對立面,使人們逐步認清它堅持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的真面目。這是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嚴重失敗。

(中共中史黨史研究室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