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和中國產業升級

[鄭永年]　（2009-04-28）

　　為應對源於西方的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出台了4萬億拯救經濟方案。其中很大部分會用于十大產業的振興。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各大產業尤其是那些出口導向的產業帶來了嚴重負面的影響。政府在這方面進行干預最也正常不過了。

　　問題在於如何理解“振興”？振興不應當被理解成為政府幫助這些產業抵禦金融危機的衝擊，使得它們“恢復”到從前的水準，或者“維持”在現在的水準。如果那樣，這些產業只會從政府那裡“尋租”，千方百計從政府那裡得到儘量多的財政和金融支持。結果，有可能導致政府對這些產業的過度信貸，而成為內部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這方面，中國過去有太多的經驗教訓了。

　　中央政府因此要把握龐大的4萬億或者以後更多的錢用在哪裡的問題。用不好，不但促成不了產業的進步，反而導致極大的腐敗。中國總理溫家寶曾經擔心地方政府會利用這次金融危機大搞一些“形象工程”，並稱之為“腐敗”。這種情況也必然會發生在產業振興方面，只不過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

　　從很大程度上說，金融危機的確是中國產業升級的一個機會。因為中國本身沒有金融危機，只是受到西方金融危機的影響。就是說，中國政府和企業仍然具有很強大的經濟實力來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但是，僅僅是應對危機遠遠不夠。最為重要的是要思考金融危機之後的新的經濟增長來源和產業所要面臨的新的經濟競爭環境。西方很多大型企業深受這次金融危機影響，但是這些企業並沒有在那裡等待死亡。實際上，各類企業也在利用這次危機來進行重組，從而拋掉過去沉重的包袱，再輕裝上陣。

　　可以確切地說，這次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各產業必然面臨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競爭環境。因此，政府的目標不僅僅是消化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是利用這次危機進行產業升級，讓企業的各方面有個飛躍。

如何“騰籠換鳥”

　　在所有國家，產業升級是個非常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在亞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花了很多時間來進行產業升級，一些經濟體的升級顯然要比另外一些經濟體成功。同時也要看到，產業升級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面臨的任務並非是產業升級，而是產業擴張。也就是中國所說的產業的“粗放型”的發展。最近幾年，中國最早工業化的地區就面臨產業升級的挑戰。這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表現得尤其明顯。珠江三角洲產業發展在很長時間裡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自由放任”型經濟。自八十年代開始，地方有關部門對本身的產業發展沒有長遠的政策，只要是外資就受到歡迎。因此，低技術、勞動密集、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等成了珠江三角洲經濟的特色。

　　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顯出其不可持續的特點。例如，它不能承受勞動關係的變化。前些年，中國出台新的勞動法，珠江三角洲的資本方反彈就很厲害。這種方式也不能承受土地方面的變化。當土地的供應不能持續時，這種發展模式也會遇到很大的麻煩。正是這種情況促使廣東地方政府在近年來開始努力調整產業政策。

　　實際上，在這次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廣東政府已經開始作產業的升級調整。廣東的一些企業在金融危機之前就開始關閉或者倒閉。廣東稱這一步是“騰籠換鳥”。這種做法受到一些方面的質疑，尤其是來自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質疑。但是，無論從產業升級還是勞工權利或者可持續發展來說，這一步必須走。事實上，廣東政府也可以把金融危機看成是一個機會，因為它加速了“騰籠”的過程。

　　關鍵在於如何“換鳥”？政府在這個過程應當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這裡首先必須對“換鳥”作合理的理解。很多人把它單純理解成為“今天生產鞋帽、明天生產電子產品”。把落後的產業轉移出去，把先進的產業請進來，這是一種產品產業的升級。但在同一個產業甚至同一種產品鏈上往上爬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產業升級。比如說，生產一雙鞋，可以盈利10元，也可以盈利100元，就是說要從附加值方面考慮產業的升級。

不輕言放棄任何產業

　　古典和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強調的利用“比較優勢”所進行的產業升級正在產生越來越多的問題。典型的就是英國。英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商。但到今天，其大部分產業已經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但這次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經濟表現出極其脆弱性。因為今天的英國只有金融、教育等服務業和少量的技術產業。而這樣的服務是需要全球性顧客的。從這個角度上看，英國經濟現在高度依賴海外，顯現出依附性經濟體的特質。

　　更為嚴重的是，即使沒有金融危機，英國社會也受到製造業轉移出去之後的痛苦。製造業不僅僅具有經濟學意義，而且具有社會學意義，因為製造業是最能夠吸收勞動力的地方。製造業轉移出去之後，就業就成為大問題。儘管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能夠保障人民的體面生活，但一旦沒有了工作機會，很多人無所事事，民風下降，給人一個文明倒退的感覺。不管怎樣，近代文明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

　　正因為這樣，即使西方國家如德國、義大利和法國等，都不會輕言放棄任何一個產業。這次金融危機也顯示，那些具有良好產業（製造業）基礎的國家所受到的負面影響遠沒有那些製造業被大量轉移出去的國家嚴重。這一點對中國非常重要。中國是一個大陸型經濟體，不僅能夠容納不同的產業，而且也容納同一產業鏈上具有不同程度附加值的產品的生存和發展。因為中國仍然是一個勞動力大軍充足的國家，尤其不應當輕言放棄任何產業。如果要作產業轉移，那就應當在政府政策配合下在不同區域間（一個省內的不同區域或者不同省份之間）進行轉移。

企業“走出去”的戰略

　　產業升級是國際環境下的升級。如何升級？這些年中國已經有了很多的經驗教訓，尤其在企業“走出去”方面。“走出去”不僅僅是國際化戰略，更應當是產業升級戰略。至少有三個方面的經驗教訓具有政策意義：

　　第一是購買美國國債的問題。有人很形象地指出，中國應當購買的是美國產品，而非美國政府，就是說，要購買美國的技術、管理經驗、知識等產品，而非美國政府債券。從中國政府對美國債券表現出來的擔憂來看，購買美國產品顯然要比購買美國政府更可靠，更具有價值。

　　第二是購買什麼樣的西方產品。這些年中國在收購西方企業或者技術方面也努力不少。但是，這裡有個致命的弱點。因為收購的主體往往是大型國有企業或者受國家支持的大型企業，而且目標往往是頂端產業或者對被收購國家具有政治影響性的企業或者產業，在大多數場合，中國的收購都被政治化或者意識形態化，從而導致流產，或者收購之後效果不佳。

　　中國可以批評被收購國家的政治，但政治永遠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你是否喜歡。大型國有企業利用龐大的資源和政府支持優勢“走出去”，這可以理解。但是大型國有企業所做的並不一定是對中國社會最為重要的事情。無論是高端技術，還是資源，都是中國所需要的，但這些不能涵蓋“走出去”的全部意義。對中國來說，中小企業的升級尤其具有戰略意義。

　　這就是這裡要強調的第三方面的政策，就是政府必須輔助中國的中小企業實行升級戰略，無論通過“請進來”還是“走出去”途徑。

　　這次金融危機發生之後，西方的很多中小企業都發生了危機，主要表現為資金的短缺。這些企業也在尋找出路。中國如果要收購這些企業，就比較容易，因為這些企業並沒有政治性，很難被政治化。老是盯著人家的大型企業不可避免要被所在國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

　　收購中小企業也符合中國的所需。中國政府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中小企業的發展。這次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也是中小企業，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動員和組織龐大的民間和社會資本來收購中小企業。現在人們盯著的是政府的4萬億。如果能夠把民間資本動員起來，就會有龐大得多的資金。

　　很多年來，中國龐大的民間資本因為受政府各方面的限制一直處於毫無理性的流動狀態，找不到一個合理的投資點。民間資本儘管龐大，但很分散。這就決定了政府在組織和動員民間資本方面來達成中國的中小產業的升級過程中可以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實際上，這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政府儘管已經在很努力地應對金融危機，但從上述這些方面說，政府仍然有很多並且更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做。如果能夠在多方面進行政策調整，結合政府本身和社會的力量來達成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產業升級，尤其是迫切需要的中小企業的產業升級，那麼在金融危機過後，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就可以攀登上一個新的台階。同時，這對中國的經濟模式的轉移和可持續發展也具有非凡的意義。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