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改造宣傳部門確立社會共享價值

[鄭永年]　（2009-04-21）

 
　　本欄曾經談及中國各種社會意識形態崛起及其對執政黨所帶來的挑戰。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各種思想層出不窮，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傳播於大學校園的，也有流傳於民間的。

　　各種思想往往各執一端，吸引著各自的認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說，和一般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不同，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會群體。但對部分社會群體來說，一個特定的思想就成為其意識形態。

　　隨著經濟社會的多元化，社會思想或者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也屬正常。經驗地說，任何一個社會如果處於像中國那樣的大規模的轉型，都會產生多元思想。這也同時說明，針對多元的思想，有關方面無論使用怎樣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會有效。

　　社會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既屬正常，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國整體意識形態的消失和主流價值體系的缺失。

　　在改革開放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核心意識形態。在那個時代，意識形態強調過了頭。因為用意識形態來衡量一切，導致社會發展出現很大的問題，甚至導致了衰落。

　　再者，儘管執政者在當時也試圖把毛澤東思想變成為社會主流價值，但在這方面並沒有多大的成功。改革開放以來，在思想領域的主題一直是去意識形態化。

　　這在一定歷史階段非常必要，因為抓經濟建設，要實事求是。一旦出現爭論，執政黨的方法是“不爭論。”經過了那麼多年，現在的情況是執政黨已經沒有了主流意識形態，同時中國社會也沒有任何共同或者共享價值觀。

幹部黨員當中缺乏有效認同感

　　這是對執政黨最大的挑戰，甚至是最大的威脅。執政黨沒有一整套可以讓大多數黨政幹部所接受的意識形態，表明這個黨在其幹部黨員中沒有有效的認同感。

　　的確，多年來，執政黨在“不爭論”的構架中努力建設其官方的“意識形態”或者主導思想。這樣的努力貫穿在建設“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等方面。

　　但是，這些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了，因為它們或者是為了論證新政策的合理性，或者是為了引導新政策的制定。它們所能影響的是黨政官員的政策行為。或者說它們並不能構成一個政黨的認同感。正是因為不是認同感，它們就很難約束黨政官員的行為。

　　儘管中共高層也一直在強調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識，如“德治”和“黨性”等，但遠遠沒有能夠成為黨政官員的內化價值。物質主義實際上已經成為了黨政官員唯一的意識形態。正因為這樣，腐敗變得不可避免。

　　這些年來，反腐敗運動連續不斷，並且往制度化方向發展，建立了很多反腐敗的專門機構，但現實情況是腐敗越來越嚴重。

　　同樣嚴重的是因為沒有意識形態，沒有共享價值，社會對執政黨也沒有基本的認同感。這是各種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廣泛傳播的主要原因。

　　一種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傳播並不僅僅是因為少數傳播者，而是因為社會的接受。任何一種思想不被社會或者社會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難生存下來，更說不上影響力了。

　　“領導權”這個概念筆者曾經談過，這裡有必要再強調一下。這個概念來自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根據葛蘭西的研究和（歷史）反思，一個執政黨的權力由“領導權”和“統治權”兩部分組成，這兩部分既互相關聯但又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質。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是以特定的意識形態通過和其它意識形態的自由競爭而得到的地位。

　　社會成員自由選擇該意識形態，自願接受認同這種意識形態，並且在行動中受這種意識形態的引導或者指導。但意識形態的統治權則不一樣。

　　統治權往往是一個政黨或者政治組織在取得政權以後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識形態加於社會群體之上。意識形態確定其統治地位並不見得是通過自由競爭，而是可以通過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經濟的各種力量加於社會群體。

　　意識形態的統治權儘管並不排斥領導權，但兩者的區別是顯然的。領導權並不包含強制性，而統治權則包含有強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識形態的領導權較之統治權具有更廣泛的合理性和社會性。

　　再者，要造就一個執政黨的領導權，該政黨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它社會階層和階級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有選擇性的，而是要反映整個國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是社會大多數自願接受的，那麼該意識形態也表現為這個社會的共享價值。

涉及黨和知識分子的定位問題

　　要取得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權，而不僅僅是擁有和使用統治權，就涉及到知識分子尤其是黨的知識分子的定位問題。任何一個政黨尤其是執政黨都必須擁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政黨如果不能培養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那麼其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就很難取得，很難維持。

　　但不能光把黨的知識分子狹隘地理解為為黨的政策和行為辯護，他們更為重要的角色應當是要超越黨本身的利益而能反映和代表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這後一方面可能和黨的眼前利益發生衝突，但則是黨的長遠利益之所在。

　　即使在多黨制國家，這一點也一樣。任何一個政黨如果不能反映社會多數的意志和代表社會多數的利益，其執政的合法性會成為問題。同樣，如果其不能反映和代表整個國家的意志和利益，也會很快衰落。

　　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要長期執政，黨就必須培養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儘管黨的有機知識分子可以產生在任何一個領域，但現實地說，中國必須對宣傳部門進行改造，使之成為黨的有機知識分子的制度化組織。

　　但現在的情況並非如此。執政黨有了堅實的統治權，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識形態的黨政官員，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視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權。因為有了強大的政權基礎，有了經濟、社會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權力，他們往往顯得霸氣十足。

　　一些人害怕競爭，也不容忍競爭，往往是用權力來壓人，用權力來解決問題。儘管這種現象在很多領域都存在著，但在思想領域更甚。思想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個官員都意識到這一點。

　　但很多官員並不想去通過競爭來爭取思想上的領導權，而總是想用手中的統治權來取得這種“領導權”。更為嚴重的是，宣傳部門往往把自己的角色定義為黨的政策作宣傳，而忽視了對黨的意識形態進行創新和創造。

　　實際上，在黨本身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宣傳部門連宣傳什麼都出現了問題。這更使得宣傳部門往往淪落為純粹控制的機制。有關部門只知道這樣不可以，那樣也不可以，但並不知道什麼是可以的。宣傳部門儘管經常遭致社會各界的不滿，但實際上一直處於防禦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宣傳部門確立社會的共享價值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不能光靠統治權

　　這就要求改革和改造宣傳部門，使之成為黨的有機知識分子的制度化機構。如何改造？首先就要對黨和政府部門的功能作一調整。宣傳部門要把新聞控制和監管的各種功能移交給政府的相關部門，例如文化部門、新聞出版部門和廣播電視媒體部門。

　　任何國家都要對新聞和媒體進行監管，但這些功能由政府部門通過法律和規製的方式就可達成。現在的宣傳部門對知識領域的控制和監管有些是因為政治原因，更多的還是由於經濟利益的驅動。宣傳部門作為黨的有機知識分子機構必須從具體的行政和管理事務中解放出來，負起更大的責任。

　　更為重要的是，宣傳部門要敞開大門，把全社會最優秀的學者和專家吸引進來，通過有組織和系統的調研，專注於思想的更新和創造。

　　黨是整個社會的有機體。黨依附於社會整體，而不是社會依附于黨。這就決定了黨的有機知識分子首先應當是整個社會的有機知識分子，反映社會的聲音，代表社會的利益。

　　黨的知識分子必須是社會的一部分，來自社會，服務於社會。他們是黨和社會整體的有機連接點。來自不同部門的黨的有機知識分子通過理性的爭論、討論、交流等等過程，達成共識，不僅重塑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而且也可造就社會的主流價值。

　　有了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執政黨就可以開放更多的思想空間給社會，增加社會在思想領域的創造能力，同時減輕有關部門監管的壓力，減少社會抱怨，使得有關部門和社會進入一個良性互動狀態。

　　社會在思想領域的創造能力，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和崛起的前提條件，也是下一波意識形態和社會共享價值更新和重組的資源。

　　每一個政黨都必須擁有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中共是唯一的執政黨，更需要擁有一大批有機知識分子。這批知識分子不是依賴政治權力或者行政權力，而是通過創新和創造，專注於意識形態或者共享價值事業。

　　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和共同價值對任何國家都需要，是一個國家各社會群體之間、各民族之間的整合力量。沒有這樣一種力量，光靠統治權，國家的治理成本就會非常高，甚至變得無法治理。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意識形態和共同價值尤其顯得重要。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

心得

      讀後感覺只有二個概念：

      一是，讓宣傳部門不要再搞思想監控、言論監控、媒體監控了，所謂改造宣傳部門，其實有放手開放建言之意。

      二是，讓社會多元的聲音出來，所謂有機知識份子，是由內而外的認同感，出於關心與參與，才能產生共識之價值。

      我覺得不容易，取決於領導人的決心、信心，有限之任期下能放手幹嗎？足夠自信心相信不會亂、不怕亂嗎？再來，大家所認同之意識型態究係何物？是何種價值觀？與當前避談現實之「不爭論」或普遍心嚮之「物質主義」差異為何呢？況且共產黨當前執政基石仍然穩固，有無迫切改革之必要與必然呢？我看不出中共會改造宣傳部門確立社會共享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