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權狀況的正反面

[杜平]　(2009-04-17)
摘自：聯合早報網名家專評http://66.163.168.225/babelfish/translate_url_content?.intl=tw&lp=zh_zt&trurl=http%3a%2f%2fwww.zaobao.com%2fspecial%2fforum%2fpages7%2fforum_zp090417a.shtml

杜平簡歷

杜平，《聯合早報》評論員、專欄作者、時政評論版《天下事》主編。
1962年生於中國安徽，1986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獲英語語言文學和國際新聞雙學士。 1986－1992年任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駐歐盟和北約總部首任記者；1992年回北京擔任該台時政採訪部主任、首席外交記者。其間，受上級委託，連續三年為中國國家主席的元旦講話主持組稿工作。 獲首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首屆“中國廣播獎”特等獎，首屆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稱號，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首屆“十大傑出青年”；全國重點大學鄭州大學客座教授

  
 
　　在過去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裡，中國政府相繼宣佈了兩項重大決定：一是攸關幾億人口的醫療改革方案；二是關乎公民基本權利的“人權行動計劃”。與主辦奧運會和飛船上天相比，這兩大國計民生的課題明顯更具現實意義。可是，官方主流媒體的報道似乎還不夠充分，因為基層民眾是否完全知情值得懷疑。

　　為了說明上述兩大舉措的重要性，筆者不妨介紹一下大致內容。

絕無僅有的龐大醫療安全網

　　首先是醫療制度的改革方案。4月7日，中國衛生部宣佈，中央政府將在今後三年之內撥款8500億元人民幣，以便在2011年底之前建立覆蓋全國的醫療服務體系，使90％以上的人口都能享受醫療保險。其中，中央政府將支援建設2000所縣級醫院、2萬9000所鄉鎮醫院，使每個縣至少有一個標準的縣級醫院，使全國70萬個鄉村每個村都有醫務所。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其二是保護基本人權的行動計劃。4月12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就今明兩年的人權保護問題，發表了有史以來第一份“人權行動計劃”。該計劃承諾，在今後兩年之內，中國城鄉地區將逐步按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增加弱勢群體代表的比例；嚴禁刑訊逼供和非法收集證據；嚴禁非法拘禁、錯誤羈押和超期羈押；嚴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為民眾開闢更多申冤和上告的管道；保障記者的採訪權、批評權、評論權和發表權。

　　“人權行動計劃”的上述內容，實際上都包含在憲法和過去發表的人權白皮書之內。但與過去不同的一點是，中國政府此次明文規定了落實這些計劃的時間表，也就是在今明兩年拿出成績。這也就意味著，從現在開始，中國政府已把自己置於人民和外界的監督之下。

　　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在宏觀上有“五年計劃綱要”，而今年更有“保八”的增長目標。以中國執政黨的行事風格，只要有決心去做，最後總能接近、達到乃至超過既定目標。因此，中國今明兩年的人權狀況如何，究竟是原地踏步、變得更差還是有所改善，關鍵還是要看政府是否有意願和決心去做。假若執政黨就像重視“保八”那樣重視“人權行動計劃”，像推動經濟增長那樣推動社會公正，中國的人權狀況應該會有好轉的希望。

　　從人權的廣義概念來看，中國把醫療服務作為政府承擔的公共事務，以投入大筆資金的方式，把13億人口都納入到基本醫療保險的安全網之內，這麼大規模的公共醫療服務絕對是舉世無雙。而從保護人權的角度看，這無疑也是最基本和不可缺少的保障。

　　不僅如此，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的今天，中國的醫療體制正在明顯地朝社會主義特色返潮。例如從今年開始，全中國將逐步建立居民健康檔案，定期為65歲以上老人做健康檢查，為3歲以下嬰幼兒做生長發育檢查，為孕產婦做產前檢查和產後訪視，為高血壓、糖尿病、精神疾病、愛之病、結核病等人群提供防治指導服務。不用說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即便是一些發達國家的民眾，也都會感到羨慕。

減少個案就是人權進步

　　但是，中國政府為改善人權所做的此類努力，往往都不會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相反，官員對部分“上訪”民眾的粗暴態度，個別民間維權人士莫名其妙地被公安拘留，發表不同觀點的作者遭到政府的批評或打壓，少數編輯記者偶爾脫離常規就受到這樣或那樣的對付，如此等等，這些個案都很容易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甚至被視為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證據。

　　沒有錯，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裡，中國政府帶領十多億人口，大幅度改善了物質和精神生活，部分地區的生活水準甚至不遜於發達國家，這一事實也許會使“侵犯人權”的指責聽起來很可笑。而在面對這類指責時，中國政府往往也就是用這些事實來進行自我辯護的。

　　可是，中國社會是否有侵權現象？執法機關是否有無視公民權利的行為？當然有，上面列舉的那類個案都是證據。中國政府過去都會反駁說那些都只是個案，但殊不知，所有媒體都喜歡關注個案和特殊事件。越是個案，越是具體，越是特殊，媒體的興趣就越大，對中國政府名譽所構成的殺傷力自然也就越大。

　　在此問題上，我們也許不能排除西方媒體有政治偏見，但更全面地說，它與新聞媒體的特性更加有關。對西方乃至所有媒體而言，13億人的平靜生活是一個共性，是一個龐大而抽象的模糊體。共性、抽象、模糊，就意味著沒有新聞價值。但是，若有幾個人在天安門廣場被抓，或者某個民間維權人士在川震災區被警方扣留，那無疑都有新聞價值，原因就在於特殊性。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異議分子的言論，就可輕易抵銷中國政府所做的積極努力的原因。

　　如同所有國家一樣，中國的人權狀況無疑具有正反兩面，其真實情況是絕大多數人的權利都受到尊重和保護，絕非像西方人權組織所渲染的那樣糟糕和可怕。可是，在外部世界看來，為什麼中國人權狀況的負面形象要大於正面？

　　這裡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者之一，就是中國經常會發生一些處理不當、令人感覺不好的個案。這些個案一個接一個地在西方媒體上出現之後，就會在人們的記憶中連成一串，最後便形成了固定和單一的印象。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對西方媒體感到不滿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它無法改變這些媒體的態度和方式。唯一能夠改變它們的，就是不要輕易地授人以柄，盡最大努力去減少這些不好的個案。而減少這些個案，不正是“人權行動計劃”的目標嗎？

作者是《聯合早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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