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在G20定位國家利益

[鄭永年]　（2009-03-24）

 
　　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組成的20國集團峰會即將登場。因為這20國的經濟規模佔了全球的80%，因此整個國際社會對峰會給予厚望。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各國政府一直努力應對各自的危機，但危機的深刻性，似乎已經大大超越出人們的想像，各國很難置身事外，獨善其身。看來，只有國際社會尤其是大國間的合作，才能應付危機。

　　但是，從剛剛不久前結束的G20財長會議的情況來看，人們對G20的期望或許不可太過樂觀。儘管危機深重，但各國恐怕都難以超越自私利益，國際合作的困難度並不比拯救金融危機的難度小多少。

　　G20並不是什麼完全各走各路，在一些問題上，大家還是達成了共識。例如在國內層面，各國都意識到挽救銀行業是拯救實體經濟的關鍵。也意識到要加強金融監管，加強管制所有評級機構。在國際層面，美歐在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資源上，立場基本一致，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風險監管方面應發揮關鍵作用。

　　但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美歐間的分歧遠大於共識。在歐盟看來，美國放任自由主義是這次危機的直接根源，因此歐盟主張峰會應對現存國際金融體系實行全面改革，集中討論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監管機制，糾正美國式的寬鬆監管，防範危機再現。

　　美國則不以為然。美國主張全球主要經濟體要擴大政府開支，投入更多資金刺激經濟。在加強金融監管方面，美方儘管認同需要大力改革，但反對建立類似於二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監管秩序，反對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設立“超級監管者”。

不能期望國際金融體制的改革

　　可以預見，這些重要方面的分歧很難在峰會上得到消除。因此，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克南已經指出，G20可以商定金融監管的原則，但不可期望以此會議可制定各項細則。

　　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並不具有實質性的議程。他們提出了一些原則，例如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例如要求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多邊金融領域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

　　正是因為這些都是原則上的，也因此得到了其他國家的認同。儘管這些國家很想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但總體說來，歐美還是在主導進程。

　　美國和歐盟都在未來國際金融和經濟體系中對自身做了定位。美國的最大利益就是儘快恢復往日的輝煌，重新做回世界唯一的霸主。

　　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美國主張解救金融和實體經濟，而反對全球金融監管。很多年來，美國利用其美元的霸權地位，通過主導國際金融機制從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得到了極大的利益，甚至是轉移財富。

　　歐盟的定位也相當清楚。因為其福利體系，歐盟的公共投入本來就比美國龐大。同時，美國可以大搞政府赤字，因為可以向其他國家銷售，但歐盟各國則不能這樣做。

　　此外，歐盟也具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傳統。這些因此表明歐盟會把重點放在政府對金融體系（無論在國內層面還是在國際層面）進行有效監管。

　　美歐之間的分歧，決定了G20不會在改革國際金融體制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今天的情況和二戰以後確定國際金融體系時的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當時美國主導世界，歐洲是美國的盟友。美歐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現在則不同。歐盟已經沒有了戰略上的敵人，即前蘇聯。而歐盟也已經有了基礎貨幣歐元。實際上，歐元的產生本來的目標就是要抗衡美元的。

　　其他國家也並不見得和美國具有一致的利益。日本長期以來生活在美國的翅膀下，但並不見得很舒服。中國等新興國家迅速崛起，已經導致了國際經濟的多極化。

　　但是，儘管美國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力量，其霸權心態仍在那裡，至少要恢復霸權地權的心態還在那裡。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定位，無論對國際金融秩序的重建，還是對中國經濟本身和區域經濟體的關係，或者對自己今後的發展模式，都非常重要。

一腳在亞洲，一腳在西方

　　因為這是國際金融秩序的重建，中國必須有自身長遠國家利益的考量。中國如何定位自身？至少要有三個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從國際層面。中國和其他一些新興經濟體現在強調的是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這些當然很重要，但這裡表現的只是在西方建立的構架內和西方競爭權力，而沒有對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缺失進行反思。

　　新興經濟體不應當僅僅爭取更多的權力，而且應該對國際金融組織的性質有個重新的考量。因為金融的全球化，國際組織的權力越來越大，並且缺少監管。

　　在很長時間裡，國際金融組織往往成為強國欺侮弱國的武器。在這些組織面前，很多發展中國家完全失去了經濟主權，這些組織對發展中國家往往指手畫腳，成為這些國家自主經濟發展的阻力。

　　本來，國際金融組織應當起到監管全球經濟的作用和幫助弱國的作用，但可惜這兩方面的事情都沒有做好。因此，在重組國際金融體系時，必須重新考量國際組織的功能和權限。

　　其次是區域層面。應當認識到，中國要成為世界強國，首先應當是亞洲強國。儘管在經濟方面，中國在北美和歐洲有很大的利益，但地緣政治方面，中國的最大利益在亞洲，對亞洲的經濟關係不容忽視。

　　在國際關係的很多方面，金融和經濟是最有效的武器。美國的強大並不僅僅是其軍事，而是其強大的經濟滲透力。中國如果在亞洲不能擁有強大的經濟滲透力，那麼不僅其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其戰略利益也會受到威脅。

　　最近在南海和周邊發生的事情已經表明，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力還遠遠沒有能夠和其戰略利益達成一致。儘管在應付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免不了要和西方美國合作，但和亞洲國家的合作也同樣重要。

　　在外向型經濟方面，中國應當一腳在亞洲，一腳在西方。這也表明，中國的重點應當是地區性金融制度的建設。這方面已經有些努力，但遠遠不夠。

追求人民幣成為基礎貨幣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本身的事情。在這方面，中國應當追求的是國際金融和經濟體系的多極化。這次金融危機說到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權的腐敗。要追求金融多極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追求人民幣成為一種基礎貨幣。

　　歐元的產生是針對美國的，但因為歐元不是主權貨幣，很難很快強大起來。人民幣是主權貨幣，隨著實體經濟的發展，其作為另一種基礎貨幣的可能性也會越來越大。

　　中國應當有一個全盤的計劃朝這個方向努力。中國當然並不拒絕亞元的產生。但過去很多年的經驗表明，亞元的產生存在著不可跨越的政治障礙。

　　不管怎樣，應當認識到，只有一種基礎貨幣 即美元的國際金融體系，必然腐敗。在應付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不可避免要和美國合作，但並不是簡單地幫助恢復美國的霸權地位。

　　再者，如果只有一種基礎貨幣，不管存在著怎樣的國際金融監管機制，也難以對美國構成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制約和監管。只有當產生了三種甚至更多的基礎貨幣時，才會構成互相製衡的局面，才會造就一個比較公正的的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