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意識形態的兩極化及其後果

[鄭永年]　（2009-03-17）

   
　　中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高速經濟發展，導致多元社會利益。但是因為社會群體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異越來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變成為分化社會。

　　任何經濟體在發展早期都會經歷一個收入分配差異拉大的階段。收入分配差異對一個社會的政治影響也取決於該一社會的接受程度。在中國，收入差異不僅從客觀上說（即從基尼係數來衡量）已經超過了一般國際水準，更超過了中國社會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會階層對收入分配不公已經從不滿轉向忿恨。實際上，收入分配差異及其造成的政治社會影響也是中國官員多年來關注的焦點。

　　儘管中國政府在縮小分配差異、實現社會公平方面已經作了諸多的努力，但是沒有跡象看到這些努力已經遏制了收入差異的擴大。反之，因為政府還沒有發展出足夠有效的能力來管治資本，收入分配差異還在繼續擴大。

　　這次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更是增加了問題的嚴重性。在沿海地區，隨著大量的工廠的倒閉，失業工人隊伍越來越大，尤其是農民工。問題是：這種狀況對中國的政治生態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影響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經導致了中國意識形態層面的分化。

各種主義，各有支持

　　這裡指的是中國社會層面的意識形態，就是社會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對某一種主義或者意識的認同，而另一部分人則對另一種主義和意識的認同。儘管官方仍然控制著中國的輿論界，但這並不妨礙各種主義的流行。

　　今天的中國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國初年，各種主義一一湧現，例如所謂的“左派”、“右派”、“保守主義”、“民族主義”，還有其他各種從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進口的主義。各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這個趨勢。

　　意識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各種主義在中國崛起是個常態。不過中國的各種主義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爭論和溝通。各種主義都在以各種方式和社會支持力量結合，尋求政策層面甚至政治層面的效應和結果。

　　很多年來，主導中國經濟改革的是經濟自由主義話語。經濟自由主義在推動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經濟自由主義處於一個非常難堪的局面。

　　經濟自由主義很難解釋中國社會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來改變這種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來，經濟自由主義已經淪落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工具。在一些人看來，經濟自由主義現在已經變成了中國進一步改革，尤其是社會改革的障礙。

　　在另一端，一些社會階層成為經濟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犧牲品。他們也看不到未來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來，一些人開始全面否定改革開放政策。他們對鄧小平的改革路線開始抱懷疑態度，要求反思和糾正改革路線。

　　因為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出現了問題，他們往往向後看。無論新老“左派”還是國外稱為“毛澤東派”的社會團體和知識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這種傾向性。當然，這裡也有一些從理想出發來審視和批判現實的知識分子。

看不到有效的妥協政策

　　各種主要的主義都呈現出激進化的趨向。在非理性的情況下，各種主義都可以表現出“民粹”的特點。“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會低層被動員起來的狀況。但是在今天的中國，既存在著“左派”民粹主義，其基礎是社會低層和弱勢群體，也存“右派”民粹主義，其基礎是既得利益和特權階層。

　　雙方面似乎很難找得到妥協的基礎。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態是“窮人該死”，他們動員一切儘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計地保護自己已經取得的利益基礎上再擴大利益。另一方面，低層社會層面也越來越難以忍受一個越來越不公正的社會，視既得利益為“不義之財”。他們和他們的代言人當然也要動員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這兩者之間，中國的中間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國的中產階級本來就不大，但現在這個還是弱小的中產階級處於一個困局。因為財富加速從多數人手中轉移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中產階級中的少數一部分人已經通過積累財富和擴張，進入既得利益階層。

　　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貧窮化，成為新窮人階層。儘管經濟的發展在繼續製造中產階級，但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決定了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會很快成長。

　　執政黨當然不想看到社會的激進化。官方對社會意識形態的激進化也是有相當認識的。官方在輿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還在繼續。但因為利益的多元化，這種控制的有效性是相當有問題的。

　　即使在執政黨內部也已經出現思想多元化的局面。這使得建立一種各方都可認可的意識形態重要起來。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識形態強調的是各種利益之間的妥協。但總體來說，官方的意識形態還是處於一個衰落狀態。因為長期秉持“不爭論”路線，有關方面傾向於持一種超然的態度，不時地干預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爭論，但對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並不明確。

　　儘管努力達成個階層利益之間的妥協，但既看不到妥協的意識形態，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協政策。雖然各社會階層都能看到社會利益妥協的好處，但對低層社會階層來說，在沒有看到建立能夠造就社會利益妥協的具體制度和政策之前，還是難以忍受現在的社會不公狀態。

須建立基本社會正義的制度

　　社會意識形態激進化已經開始表現在社會行動的一些方面。最顯著的是表現在近年來的社會群體事件上。早期的群體事件由具體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所引發，參與者也更多地表現為對具體利益的爭取。但是這些年來，社會群體事件開始超越出經濟和社會範圍，具有政治性。

　　也不可否認，一些群體事件開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導，就是說社會意識形態開始在群體事件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達成妥協，那麼最終可能會演變成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儘管有人會說一場以社會正義為目標的革命也並不可怕。可是，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表明革命之後可能又來一個重複。這與革命的願望剛好相背。

　　中國社會的這種現狀表明執政黨要明確確立本身的改革路線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過政府與社會各階層的全面接觸政策而達成改革共識，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氣加快建立能夠促成社會利益妥協從而實現基本社會正義的制度。

　　要達到社會共識，“不爭論”路線應當得到修正。這個路線如果繼續下去，只會導致執政黨改革話語權的繼續弱化甚至喪失。當社會的各種力量各自對自己的支持力量擁有了強大的話語權的時候，執政黨本身更應當感到迫切的壓力。

　　如何通過大爭論來達到社會的共識，確立社會的共同價值，這應當是執政黨宣傳和理論部門改革的重要內容。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