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當廢除農民工制度

[鄭永年]　（2009-02-10）

 
　　金融危機馬上顯示農民工的影響力。大量的農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鄉，但發現在家鄉已經無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更重要的是，很多農民工並非單個的個人，而是家庭。

　　他們離開家已經多年，小孩在打工當地上學。回家鄉後，不僅他們本身的工作成問題，同時面臨小孩上學等一系列問題。

　　有人說，農民工失業了，就可以叫他們回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問題實在並非那麼簡單。農民工已經不再是農民，他們很難再回到過去成為從前的農民。

　　他們離開農村多年，了解了外在世界，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外在世界已經具備了一種全然不同的認同。

　　這就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即社會穩定不確定性的遽然提高。

　　這裡，一是指農村的穩定。這些人回去以後幹什麼？他們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已經流轉出去，沒有了他們可以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要在農村開始新的生活，談何容易？

　　二是指城市的穩定。很多農民工失業以後，並不想再回到農村，年輕人尤其如此。較之農村，他們發現城市生活的引人之處。一旦沒有了工作，留在城市幹什麼？其中的一些人開始犯罪，從而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

極其廉價的勞動力

　　實際上，很多年來，如何應付與農民工相關的問題一直是各級政府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每當春運，每當遇到類似“非典”（沙斯）的疫情，每當遇到經濟不景氣，農民工似乎成為各級政府的包袱。這年來，各級政府疲於應付，從來沒有真正思想過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說，在農民工問題上，除了廢除農民工制度，中國別無他途。在中國，農民工的出現既是歷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會制度進步的表現。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典型的二元社會，農村和城市截然分割。在毛澤東時代，這種分割造就了由國家主導的第一波工業化，國家以犧牲農民利益的方法為中國的工業化進行了有效的資本積累。

　　改革開放後，因為農村改革的成功，產生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同時，工業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勞動力。這樣，戶口制度開始鬆動，農民開始進城工作。

　　這些人一方面脫離了農民的身份，但同時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個特殊的稱號，被稱為農民工。

　　儘管中國官方對農民工的數量沒有正式估計，但各種研究表明這個群體的數量極其龐大。農民工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度。可以說，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主體。他們為中國的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極其廉價的的勞動力。

　　正是在這個角度上，一些經濟學家承認農民工是中國在全球市場上競爭力優勢的最主要因素。

　　農民工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近年來也開始在政治方面體現出來。農民工在資本和地方政府面前軟弱無力，他們的權利經常受到侵犯，於是國家通過了新的勞動法來保障他們的正當權益。同時，政府也開始提供制度性的管道讓農民工表達他們的聲音和利益。

制度違反人本原則

　　例如在黨代會和人大代表中開始出現農民工的代表，儘管人數極少，比例極小。農民工儼然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界別”或者功能社群。就是說，大趨勢是農民工這個社會群體的制度化。

農民工制度化對中國來說絕非好消息，而是長期之痛，甚至是隱患無窮。如果農民工制度化，那麼中國社會就會在傳統二元的基礎上成為三元社會，即城市與農村，和流於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非工非農的農民工。

　　這樣的三元社會首先不符合一個政權的道德基礎。政權要以人為本。但農民工制度是違反人本原則的，因為這個制度帶有很強烈的非人道因素。

　　如上所說，農民工對中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且農民工的出現也具有歷史必然性。但如果因此而意圖把農民工制度化，那麼就會違背人本主義精神。

　　所謂的農民工就是說他們既非農民，但也沒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權。要知道，農民工的很大一部分已經離開家鄉多年，在一個城市工作十多年，甚至更長。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在工作的城市組織家庭。

　　可是，除了承受惡劣的工作場所之外，他們也享受不了當地居民的公民權。就是說，他們要受工廠主、當地政府和當地居民的三重歧視。換句話說，他們連國際移民勞工的權利都不如。

　　一個外國人如果在另外一個國家合法工作到一定的時間，就會有權利申請永久居民，甚至公民權身份。即使是非法勞工，一些國家也會對他們進行大赦，給與公民權身份。但是，在自己國家流動的中國農民工則永遠轉變不了身份，享受不了公民權。

　　從農民工不能享受公民權的角度來說，中國遠非一個現代國家。在現代國家內，所有公民有權利享受最為基本的和別人一樣的公民權。

並不符合生產力的發展

　　農民工制度也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從歷史上看，人道原則和生產力發展原則是一致的。奴隸製和封建製的被廢除就是因為他們不符合人道原則。當奴隸和農奴成為公民的時候，生產力就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在現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在從傳統二元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轉型過程中，農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都要求農民轉變為現代公民。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有效地吸收了從農村轉移出來的農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舉世無雙的。但是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農民的速度則極慢。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沒有能力這樣做，而僅僅是因為人為的農民工制度之所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沒有考量到農民工，結果就導致了制度上的歧視。可以說，農民工制度不廢除，這個龐大社會群體的生產力就得不到解放。

　　生產力的提高不能依賴於廉價的勞動力，更不能依賴於對農民工的權利的被剝奪。否則很難解釋為什麼奴隸製和封建製在歷史上消失了。

　　近年來，政府推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這表明了政府要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但建設新農村絕對不是意味著要把農民工趕回去或者誘導他們回去。

　　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於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減少農民。把已經從農業和農村中流利出來的農民工送返農村、歸依農業，是和發展生產力相對的。

有規劃地廢除農民工制度

　　農民工制度的存在對社會政治穩定更構成了嚴峻的制度性的威脅。這一點是很顯然的。上面提到的農民工制度不符合道德和生產力發展原則就已經對社會政治穩定構成了威脅。

　　還有兩個重要因素更會惡化這種威脅。一是農民工的自我意識。因為長期生活在城市和城市人打交道，農民工知道城市居民所具有的權利，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剝奪權利的，也就是說他們已經不再是往日不關心自己權利的農民。對制度的不公正使得他們經常會有巨大的動力想改變這種制度。

　　二是農民工所具有的高度流動性。中國有“無產者無恆心”的古訓。就是說，無產者是最具有革命和造反精神的。有產者首先就要有固定的社會空間。農民工無固定的社會空間，被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所左右而流走於各地。就是說，他們既具有革命的動機，也具有革命的條件。

　　從這些方面來說，為什麼要廢除農民工制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當然，要消化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當然不容易，解決農民工相關的問題也並非一時三刻能夠做到。但當政者必須具有這樣的意識。

　　可以說，如果在農民工早期出現的時候，領導者就有長期的意在吸收消化農民工的思考，也不至於發展到今天的地步。有了意識，就會有計劃，有政策，就會有能力。

　　在金融危機的時刻，由農民工帶來的政治壓力是顯見的。要消化這樣的壓力，就不能以鞏固農民工制度的方式。這樣做，充其量把問題往後推延。具有遠見的唯一選擇就是從現在始要有意識地、有規劃地、一步一步地廢除農民工制度。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