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觀

[鄭永年]　（2008-12-09）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有關普世價值的爭論又在中國興起。早些時候，人們把四川地震之後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關懷視為是普世價值。四川地震儘管對那裡的人民造成了無法想像的災難，但地震也使得中國人異常地團結，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在這之後，有關普世價值的話題多了起來。很快進入其他各個領域。現在有關普世價值的討論涵蓋包括科學、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等方方面面。這就引起了社會上一些社會群體的反彈。傳統老左派和現代新左派都對普世價值發出了質疑。

　　很容易理解，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各方面正在通過各種途徑紀念這個重要的年份。但紀念並非為了紀念而紀念，而是為了下一步中國的改革。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

　　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對普世價值的爭論具有了重大的意義，因為它涉及到改革開放向何處去的問題。有鑒于當前全球範圍內的金融危機，中國下一步改革開放的方向和方法格外引人注目。

把爭論當作政治武器

　　新老左派和自由派之間有關普世價值的爭論這些年來時有發生，但始終沒有結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家爭論來爭論去，但誰也沒有提問過：大家爭論的是否只是一個假命題呢？不管對普世價值的爭論有怎樣的表述方式，實質上討論的是中國本身價值和西方價值之間的關係問題。

　　記得在改革開放之初當時就有圍繞著“趨同論”的爭論，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使得中國和西方的各個方面有趨同的傾向。當時也有一場更大規模圍繞著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爭論。

　　但無論是趨同論還是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都涉及到了中國傳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以，這些爭論在當時都被視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一部分。通過政治的干預，爭論停了下來。當然，因為爭論並沒有透徹和持續，各方面間也不可能達成任何共識。

　　這樣的爭論甚至可以追溯到1919年五四運動或者更早些時候，人們圍繞著西化和傳統之間的爭論。那個時候的爭論跟改革開放初期的爭論沒有什麼本質性的區別。

　　那個時候，人們把任何向西方學習的舉措視為是西化。五四運動的自由激進派也把西化當成己任。傳統派的反彈既可以理解，在實踐層面也具有客觀的需要，因為其對激進派構成一定的制約。

　　改革開放之初以來的爭論還是這種形式，只不過多了中國革命的新傳統，那就是社會主義。但不管怎麼說，從五四到現在，有關普世價值的爭論，無論是反對者還是贊成者，都過於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把爭論本身作為一種政治武器，對普世價值本身都缺乏理性的理解。

　　實際上，無論是贊成的還是反對的，他們都具有同質性心理結構。在自由派那裡，西方的就是普世的。所以中國的進步必須以西方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實現來衡量。

　　當然，這裡也有一個方向問題，那就是中國的發展要以實現西方的普世價值為目標。在這裡，自由派對中國文明和文化的不自信充分表達出來。反對者反對普世價值，也同樣對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不自信，也同樣認同西方的普世價值的優越地位。

　　他們不相信中國的文明和文化能夠在和西方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地位，所以要求政治和行政的干預來抵制普世價值。

不能說西方就是普世的

　　西方的就是普世的，這個命題本身就不成立。所謂的普世價值指的是人類社會都能認同的一些價值，而這些價值又是在不同文化的實踐基礎上形成的。

　　在西方，現在所謂的普世價值的形成實際上是西方社會一方面發揚其本身傳統，另一方面學習和整合其他文明的結果。例如，現在人們認同的西方的理性主義的形成和中國傳統的世俗理性主義分不開。如果人們能夠從實踐的層面而非從意識形態的層面觀察問題，很容易看到，普世價值既可以形成於西方，也可以形成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個社會。就是說，亞洲和中國本身的一些價值也具有普世性。

　　觀察普世價值因此至少在兩個層面進行，即理想和工具。從理想層面看，任何價值表達的是一種理想，不可避免地和實踐有相當大的距離。

　　理想是一種參照體系，不見得能夠在實踐中得到完全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產生在西方的普世價值也並不表明這些價值已經在西方完全得到實現。也同樣，中國傳統的人本主義是一種普世價值，但也同樣並沒有在中國的各種實踐之中完全實現。但不管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普世價值表達的是人們嚮往的理想狀態。

　　普世價值也表現為工具性質。社會就是人，人並非抽象，而是文化的產物。各種文化都能產生其他文化下的人們可以認同的普世價值，但同時也說明各種文化實現普世價值的方法和方式是不同的。

　　例如，西方人可以認同中國的理性主義，但實現理性主義的方法則和中國的全然不同。同樣，中國也可以認同一般被錯誤地視為是西方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但中國人實現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方法則可以全然和西方的不同。

　　簡單地說，只要是人，就有人都可認同的價值；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則有不同的方法來實現這些普世價值。這基本上接近人類歷史價值的發生、發展和傳播。

價值觀：中國可有更大作為

　　那麼，為什麼中國人對普世價值有那麼大的爭論呢？一方面是因為前面所提出來的這樣那樣的爭論往往過於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但更重要的原因往往是在很長歷史時期裡，西方社會把推行“普世價值”作為一種其擴展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影響力的工具。

　　就是說，西方推行所謂的“普世價值”並非為了這些價值本身的實現，而是為了達到普世價值之外的價值。“普世價值”只是西方擴張的一種道德裝飾罷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既是普世價值在中國的體現，同時改革開放又為普世價值增加了新的內容。這在本欄《中國改革開放對世界意味著什麼》中已經論述過。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表明儘管認同普世價值很重要，但尋求實現普世價值的方法和方式更為重要。在這些年裡，中國人學會了什麼是市場，法治，正義，公平，自由，民主，人權等等普世價值，並通過政府和市場各自的作用努力實現這些價值。

　　當然，這個過程並非簡單，面臨的困難仍然巨大。不管這些價值實現的程度如何，追求實現這些價值的實踐無論對中國社會本身還是對國際社會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實現人類的普世價值，同時也在創造新的普世價值。尤其是在尋求實現人類普世價值的方法上，中國有更大的作為。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說，正如中國總理溫家寶曾經強調過的，“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如果人們因為具體利益的不同對普世價值的爭論不可避免，那麼比較有意義的爭論應當在如何有效公平地實現普世價值，就是說在實踐普世價值的工具方面，而非從意識形態層面就普世價值本身作政治化的解讀。

　　中國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已經表明，意識形態性的爭論永遠不會有任何結果，而對實現普世價值工具的追求則是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

作者是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