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情，所有，因為政權轉移，利益受到傷害的人，因為，這是你們自找，或是努力不夠。
我也不關心，這些，因為台灣向日本，美國，...，傾斜，而造成的受害者。
還是一句話　"歡喜選，甘願受"。

這些媚日，媚美的人。祝你:四好。早超生。趕快去買日本，美國的商品，多吃點。

福島核事故５年，那些“被消失”的真相   新華社 2016年05月23日 

(參與記者:馮武勇、楊軍、劉石磊、華義、郭爽、孫萍、劉秀玲、藍建中、張雪飛、張繼業、郭洋、鐘忠)

福島縣飯館村的村役所（村政府）前，豎著一個氣派的輻射測量儀，一塵不染的儀錶盤上跳動著紅色數字：０．３８微希沃特／小時。這裡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約４０公里。

物理學專業出身的志願者田尾陽一看著儀錶盤，嘴角一撇，說道：“這個數值太低了。”他指了指不遠處一個不起眼的測量儀：“那是我們自己設置的測量儀，地面輻射量的數值是（這個數值的）８到１０倍。”

田尾的感受，與日本政府“核事故影響有限”“善後處理進展順利”的宣傳反差強烈。而像田尾這樣質疑與憤懣的人還有很多，尤其在福島，有的深受其害，有的求助無門。

今年是福島核事故５週年，也正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３０週年。關於後者，國際上各類調查與紀念不斷，然而同為７級事故，福島核事故的調查似乎總罩著一層紗幕。

福島核事故處理需要多少年？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幾何？去污染做到了什麼程度？廢物最終如何處理？面對這些問題，國際上許多專家都有類似的無奈答案：“這個嘛，沒資料啊，不好說。”一手資料和獨立機構調查的確十分缺乏。

福島核事故處理給人的印象，豈止是“反差強烈”這麼簡單。沒有真相的“真相”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

另一種諱疾忌醫

為什麼差這麼多？對於兩個測量數據的反差，田尾道出原由：“這邊是政府設置的，事先讓自衛隊將地面的核污染清除得乾乾淨淨，所以看起來輻射量不高。政府就是這麼幹的。 ”

真相“被消失”，留下的不會是淡忘，而是憤怒。

２０１５年，《朝日新聞》和福島媒體公佈的聯合民調顯示，超過七成的福島人對政府處理核事故做法不滿。尤其突出的，便是以兒童甲狀腺癌為代表的健康問題。日本政府對此諱莫如深，而日本國內外的關注和質疑越發強烈。

今年２月１５日，福島縣政府和福島大學在福島縣縣民健康調查研討委員會組織召開的發布會上公佈了最新分析結果。但當地政府拒不承認核洩漏事故與癌症病發之間存在聯繫。

“發布會沒有讓我們這些福島母親向醫生提出哪怕一個問題，獲准提問的都是那些親政府的日本主流媒體。日本政府和媒體是在忽視和羞辱我們！”發布會結束後，一名憤怒的福島母親向在場外國媒體控訴。

日本攝影家飛田晉秀在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曾３０多次深入核災區，拍攝了大量照片，現在是“３·１１甲狀腺癌家族會”發起人之一。他在４月份的一次集會上介紹說，他認識一名核事故後患甲狀腺癌的福島女中學生，已經歷兩次切除手術，但在政府的福島縣民健康檢查中，卻被告知與核事故沒有因果關係，他覺得非常奇怪。

飛田指出，在福島，甲狀腺癌患者的家庭承受著痛苦與孤獨，他們無法將孩子的病情向親友訴說，也不想跟孩子說核輻射的事。因為擔心遭受各種外來壓力，家長們不願也不敢公開自己姓名。

２０１５年年底，日本岡山大學教授津田敏秀等人在國際醫學雜誌《流行病學》上發表論文指出，受福島核事故洩漏大量放射性物質影響，福島縣內兒童甲狀腺癌罹患率是日本全國平均水平的２０倍到５０倍，已遠超統計學的誤差範圍，預計今後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更多患者。

然而這篇論文發表後，至今沒有引起日本政府和福島縣的重視，反而招致反駁和批評。

國際環境流行病學會今年１月也曾致函日本政府，對福島兒童甲狀腺癌高發表示“憂慮”，並表示可以作為專家組織支持福島的相關調查活動。但日本環境省答復稱，該學會的致函可以作為參考，但函中要求的持續追踪調查等措施福島縣已經在做。

由此，國際調查活動的請求沒有得到正面回應，無疾而終。

緘默中的傷害

法國《世界報》在福島核事故５週年之際發表一篇評論，用“國家的遺忘意願”這樣的結論，給日本政府應對核事故的“心思”做了總結。

日本政府２０１３年８月承認，福島第一核電站每天有至少３００噸遭受核污染的地下水流入海洋，且這種情況可能在核事故發生後一直存在。但在同年９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申奧陳述時當著世人誇口，核污水“得到控制”“完全沒有問題”。

東京申奧成功後，福島仍然不止一次發生過核污水外排或洩漏情況。福島縣一個地方議會甚至就此發出抗議信，批評安倍的說法“違背事實，有重大問題”。

對事實“半遮半掩”的做法在事故之初就已出現。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天野之彌告訴新華社記者，事故初期，國際原子能機構缺乏相關信息。為此，天野本人親往日本，向當時的日本領導人了解情況，日方才提供了更多相關信息。

更讓人驚出一身冷汗的是，內部人士證實東京電力公司遲報堆芯熔毀。東電公司一名負責人直到核事故５年後才首次承認，福島核事故發生前，該公司就掌握核電站堆芯熔毀的判斷標準。而直到今年２月，東電公司還一直聲稱不知道內部有這一標準。

媒體方面，日本民間團體“切爾諾貝利受害調查與救援女性網絡”事務局長吉田由布子，比較了日媒對切爾諾貝利和福島核事故的不同報導姿態。她指出，過去３０年來，日本主流媒體持續關注和調查報導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福島核事故發生後，切爾諾貝利再度獲日媒關注，但幾乎看不到日本主流媒體在以往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調查採訪經驗基礎上，對福島核事故的健康危害進行深入調查和報導。

在相關的研究領域，也存在類似氣氛。俄羅斯防輻射科學委員會成員、日本廣島大學前教授瓦列裡·斯捷潘年科也對記者說，他曾多次詰問日本同行，為何不對福島核災民進行人口劑量回顧性分析，但那些日本專家學者要么選擇沉默，要么語焉不詳。直到現在，核事故發生後福島兒童服用的碘藥劑量仍不得而知，而這些細節對後續追踪和治療來說至關重要。

日本的學界並非都在沉默。 ２０１４年５月，福島大學環境放射能研究所教授青山道夫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國際會議上說，​​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後洩漏的放射性銫１３７的總量約為此前東京電力公司公佈數值的１．５倍。青山表示，東電過低評估了經由大氣落入海洋的放射性銫１３７的量。

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２０１１年４月曾對半衰期約為３０年的放射性銫的擴散情形進行計算機模擬演算，結果發現，放射性銫順著海流５年後將到達北美，１０年後回到亞洲東部， ３０年後幾乎擴散到整個太平洋，長期影響值得關注。

青山說，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監測環境中的放射性物質濃度，對在魚類體內富集的危險發出警告。

真相亟待正視

“（日方）與公眾的溝通做得太差了。”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肯·比塞勒直言，這方面工作亟待改善，讓公眾對核污染水平及其健康影響有更多了解。 “這類工作應該不只限於政府和東電公司，還要包括環境放射化學等領域的獨立科研人員。”

比塞勒自２０１１年起研究福島核事故對海洋的影響，並在該機構內創立了海洋環境輻射中心。他對新華社記者說，福島核事故對海洋的影響是空前的，因為洩漏的放射性物質８０％都進入了海洋。

反觀日方對這些影響的態度，“核事故影響有限”成了主基調，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一種“寂靜”和“平淡”。但多國專家指出，日方刻意淡化了核事故對環境、健康、食品安全等多個領域的長遠影響。

低估核事故的長期影響，可能使日本對相關食品監管不嚴。德國漢諾威大學放射生態學和輻射防護研究所教授格奧爾格·施泰因豪澤告訴新華社記者，有分析顯示，事故後，日本對於部分受污染地域的肉類的監控不夠及時，一些放射物超標的受污染牛肉因此可能流入了市場。

時至今日，日本的食品問題仍困擾著自身，乃至周邊國家和地區。 ４月２９日，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中心稱，發現兩個品牌共４個日本進口乾冬菇樣本含微量輻射。 ５月１１日，位於日本東京北部約１００公里的櫪木縣一所小學的校餐被檢出放射性銫超標，其中竹筍的放射性銫超標一倍以上。

更有專家警示，日本當局有可能對事故處置和善後盲目樂觀，以致對消除事故影響面著力不夠。日本兒科醫生、切爾諾貝利兒童基金顧問黑部信一曾走訪切爾諾貝利事故受害者療養設施。他指出，與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相比，福島核事故後建成的相關療養機構過少，如果按日本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３０年後，福島核事故造成的健康危害可能比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危害更大。

中國環保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副總工程師陳曉秋認為，福島核事故今後需要關注的後續工作包括：核事故後的環境恢復與補救行動、生物生存環境影響、對人類的輻射影響、消除污染程度和廢物處理等。

相關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有意“淡化”核事故影響，從國際上講是其缺乏道義與責任感的表現；從其國內來講，意在逃避各種政治壓力，避免影響日本形象，尤其是擔心外界質疑２０２０年東京奧運會是否安全可靠。

美國專家比塞勒強調，未來應有國際調查委員會或國際科學家對福島核事故的影響展開長期研究，尤其需要獨立的第三方調查。

斯捷潘年科也認為，就如日本政府在福島核事故信息披露方面暴露出來的問題那樣，國際社會似有必要研究制定一項監督跨國界重大事故信息披露的標準。

民間環保組織“ＦｏＥ　Ｊａｐａｎ”理事滿田夏花則對日本政府加速福島核災民返鄉的新政策非常不安。根據這項政策，最晚到明年３月，政府將解除福島核電站周邊的“居住限制區”等核污染區域的居住禁令，涉及５．５萬民眾。而為促使居民返鄉，當局將在２０１８年３月前停發對這些民眾的避難補貼。

核事故原因尚未判明​​，事故追責稀里糊塗，輻射風險居高不下，這就讓災民返回已被污染的故鄉？滿田夏花憤怒地指出，政府打著災後復興的旗號，實際幹的卻是拋棄核災民，試圖封殺健康風險真相。

“這樣的復興，是不把人當人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