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老刑警有一種問案手法，先和顏悅色地問你：「你做過小偷嗎？」嫌犯當然說沒有。再問：「你偷過仁愛路的珠寶店嗎？」嫌犯依然說沒有。「你偷過……。」刑警問了半天，突然桌子一拍，大吼一聲：「你以後還敢不敢偷東西了！」嫌犯驚嚇之餘，如果真是小偷，會回答：「我再也不敢偷東西了。」如此回答者，八九不離十是慣竊。可是並不是百分之百，因為有的善良百姓膽子很小者，也會說：「我再也不敢偷東西了。」而有的慣竊，膽大且抗壓力強，即使用刑也不招供。

中國在漫長的帝制時代，「誣陷」、「刑求」是中國文化裡最惡劣的傳統，無論法家思想、帝王南面之術；無論帝王殺大臣或大臣之間互鬥，「誣以謀反」是最常用的罪名，被誣告者通常熬不過刑求都會「誣服」。誣服者，沒犯罪而屈打成招也，運氣好的事後得以平反；運氣差的被冤死，還落得千古罵名。

有時也有一些英雄，寧死不屈。宋高宗殺岳飛，誣以「謀反」，岳飛受盡酷刑而不認罪，臨死寫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幾個字，他不「誣服」，而且給加害者留下一堆犯罪的鐵證。韓世忠問秦檜：「岳飛犯了什麼罪？」秦檜回以「莫須有」。（註：從此以後，「莫須有」三個字變成了構陷、羅織、司法黑暗的代名詞。到了現今，「莫須有」的解釋有多種說法，一種是「根本沒有」；一種是「不需要有」；一種是「不見得沒有」。）

一個正常人被誣陷，無論是司法迫害，或者是名譽受損，都應該挺身為自己的權益、名譽辯護。在極權時代，因為怯於統治者的威勢，或受不了肉體的酷刑而屈打成招，尚且情有可原，但是也不應該，因為誣服、屈打成招，換來的冤屈是刑罰、是犯罪者得意的獰笑。

還有一種被誣陷而不辯解是基於利害、權謀考量，如中國官場的「馬屁文化」，長官冤枉了部下，而部下不敢申辯。為什麼不敢申辯？因為不申辯的好處多過壞處。但是馬英九對民進黨的諸多汙衊、造謠、抹黑、歪曲歷史，諸多犯行，非但不加辯解，而且動輒認錯、道歉。無論國民黨基層黨工、泛藍支持者、外省老兵，多少人心中吶喊：「馬英九先生，求求你別再道歉啦！」

無論面對歷史，無論處理政務，馬英九不斷地誣服，不斷地道歉，小事不說，茲舉犖犖大者，歷史方面：

一、白色恐怖：「白色恐怖」確實是台灣近代史上的大悲劇，但是「白色恐怖」有其歷史背景，「白色恐怖」是國民黨「反共」、「恐共」矯枉過正的一個歷史悲劇，受害者大多是「外省人」中的左派或自由主義者，而且「白色恐怖」所有檔案都公布了，政府也道歉了，家屬也得到了賠償，民進黨不停地吵鬧，把自己裝扮成主要受害者，其動機邪惡，對台灣社會造成了某種程度的「二度傷害」。「馬政府」不敢對這些惡人的惡行有一句的譴責，反而配合演出，配合演出的結果是縱容犯罪、是火上加油。

二、二二八：「二二八」檔案全部公布，真相早已大白，「二二八」的悲劇，暴民要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責任；暴徒的惡行，比日軍在中國大陸的屠殺百姓毫不遜色。「二二八」期間死了四百多個外省老弱婦孺，「二二八」期間的暴徒，只要被判過刑的，今天都成了「二二八」的被害人，都得到了賠償，好像整個「二二八」沒有一個「外省人」死亡似的。

馬英九參加了那麼多次「二二八」追悼會，沒敢提過一句「外省人」的死傷，「外省人」難道就該死，這是哪一國的正義？馬英九還要加蓋國家級的紀念館，馬英九對「二二八」歷史的認知只聽少數「假專家」及綠色「御用學者」的史觀，但是馬英九不知道那些「假專家」對「二二八」的研究早就落伍了，各地方警察局、派出所、各級法院的檔案足以證明「二二八」是一場完全失控、完全沒有理性的暴亂。即使當年處理「二二八」的公職人員有錯，但是比起今天用「二二八」挑動族群仇恨，取得政治利益的政客、御用學者，後者的罪行比前者嚴重一百倍。前者多屬無心之過，而後者是明顯的犯罪。

三、政務方面：馬英九在費鴻泰等所謂的「踢館事件」、郭冠英事件、電視台捏造「馬車隊走路肩」事件，馬都不分青紅皂白地立刻道歉，譴責自己同志。蒙冤不辯，卻勇於冤枉同志，馬的態度換來了「原諒」？換來了「和解」？都沒有，換來的是「狡計得逞」、換來的是罪犯變本加厲。

綜觀馬英九性格的特色，非但沒有面對誣賴辯解的能力與勇氣，甚至連辯解的念頭都沒有，這種人格特質在「心理學」上應該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因為根本沒有人刑求你呀！怎麼就認罪了呢？

註:本文刊登於「獨家報導」109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