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十九路軍與第五軍態度不同

   在戰爭期間蔣與前綫將領之電報，可以發現，蔣對十九路軍只有鼓勵。對第五軍之電報再三指示張治中、俞濟時聼蔣光鼐之指揮、密切合作。唯恐因門戶之見而影響戰力。而第五軍以第十九路軍名義參戰，時人開始不知第五軍參加戰鬥，十九路軍將士皆成民族英雄。蔣又恐第五軍官兵心生怨懟。蔣居間調合鼎鼐煞費苦心，其重要電報如下：

公二月十日日記：

電俞濟時告以，貴部作戰須絕對服從蔣總指揮命令，並與友軍共同進退為要[1]。

公二月二十二日日記：

希與十九路軍蔣蔡兩同志一致團結奮鬥，對於蔣光鼐指揮命令尤當切實服從，萬不可稍生隔膜……十九路軍之榮譽即為我國民革命軍全體之榮譽，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之所畏忌，且必為反動派之所誣衊，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十九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為要，（巧酉）此兩電告誡張治中俞濟時[2]。

公二月二十三日日記：
我第八十八師以新練之兵竟能耐此重大之損失，固守不退拼死反攻得到勝利固為可喜，而旅長錢倫體以下死傷官兵二千餘人幾失兵力三分之ㄧ，殊可愍也，聞第十九路軍方面猶謂可未嫌祇一味自誇其勇，是武人好勝之通病也，余又何必怪之哉[3]。

滬日軍宣傳謂昨日在死傷兵中始查出有警衛軍在內，其意有為擴大戰事及動作不限於上海之作用云，公閱畢歎曰，官兵勇烈殉國，殊可加憫，而第五軍願為無名英雄，更可悲可嘉也[4]。

   淞滬戰役是中國人第一次有組織扺抗侵略者的戰爭。中國軍隊無論裝備、訓練都不能跟日本相比。而能屢次重創日軍，迫使日軍一再增兵，三易主帥。最後罷兵言和。固然十九路軍將士忠勇應居首功。而蔣之指揮全局、居中協調、無私無我的領導風格，也是淞滬戰役國軍之能有如此優異表現的主要原因。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蔣在大敵當前，指揮全局的同時，反蔣行動未曾稍竭。而卻能忍人所不能忍，以大局為重，對反蔣動作佯裝不知。真所謂忍辱負重也。其相關記戴如下：

公二月四日日記：

又得陳銘樞電稱據蔣憬然言滬上某某中委等，竟多方慫恿憬然成立軍政府，並謂中央不顧十九路軍孤立犧牲，不如早自為謀，盖蓄意與中央為難，向華等亦為蠱惑可為寒心，現經蔣蔡戴通電擁護遷都主張，激勵各地軍民守土自衛，俾伸正氣而熄邪也，公歎曰，彼輩包藏禍心，其肯從此閉喙乎[5]。

公二月十六日日記：
痛馮李與孫陳內外聯合，公然反對中央妄作主張，欲使各處挑釁甘蹈義和團之覆轍，以速國家滅亡，而孫科竟至不足為　總理之子堯之丹朱，舜之商均不肖之程度未至於此，此則尤為憤惋者也[6]。

公二月二十四日日記：

得報告馮玉祥辭內政部長赴泰安養病乃托詞也，一面派人到各部隊煽動，一面囑韓復渠為謀出路，一面與陳友仁連絡運動，第十九路軍反抗中央待時機成熟時，則馮率部直下會搗南京[7]。

   面對此一內外交逼之情勢，蔣卻能自勵、自勉。其三月二十九日之日記曰：「外交尚無進步，以日本故意延宕以待我國內之變亂也，我人之對策只有團結內部，動以精誠使離者合叛者覺以期一致對外而已。然此責任兆銘非所能負，孟子有言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余之不能不獨肩其重，因知孟子此言亦傷心語也。」[8]
淞滬戰役結束，中央招待調查團，調查團主席李頓起致答詞，略謂今日承蔣委員長盛意招待十分感謝，吾人深悉蔣委員長為中國現代之英雄，在未到中國之前已稔知蔣委員長之名，蓋委員長不僅為中國現代之英雄，仰且為世界上一有本領之軍事家亦為一有名望之政治家…」[9]

   蔣在淞滬戰爭期間勇於負責，含冤受謗而不以私害公，把自己嫡系部隊交給政敵指揮，鼓勵自已部屬做無名英雄。非大英雄者焉能如此？

   與汪精衛做比較，兩人人格判若雲泥，汪一生反覆，工於算計，一切以個人權利為出發點。淞滬戰役是汪一生表現最好，對國家最有貢獻的一段歷史。汪與蔣協商，汪任行政院長，負責內政、外交。蔣只管軍事，後來中央促蔣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乙職。蔣初堅辭，僅願以個人名義指揮戰事。汪力勸蔣接受此職務。蔣於三月十三日表示願意接受此職，「而汪氏反有不豫之色，公不顧也。」[10]

   晚與子文談話，公曰異哉，汪兆銘於（余）未就委員長職，彼故數數勸我，今日表示決就，彼反意態冷落。」[11]

   其實汪在國難當頭亦優先考慮個人利害。戰爭期間軍人較受重視，彼系文人，無軍事能耐，又嫉妒蔣之重掌兵符日望日隆。故不自覺而有不豫之色也！蔣的氣度還表現在三月九號的撤退。

公三月九日日記：

批閱電俞濟時告以，庚酉電所稱頃閱本月三日上海新聞報報載，據大美晚報消息，據十九路軍駐滬人員聲稱此次全線撤退，係因瀏河第八十八師部隊先行撤退云云，職師向未奉令分防瀏河與事實不符，顯係別有作用，深恐淆惑觀聽，僅以電聞等語已悉，此次撤退實因兵器力量懸殊，傷亡過重而先被擊破之地區，係小傷廟夏家蕩間，業經蔣總指揮東電報明報載云云，不須計較事實證明何畏浮議，目前宜急調查損失與傷亡確數[12]。

   明明是指揮官指揮不當，八十八師含冤受謗，蔣以大局為重，反而替蔣光鼐說話，謂「此次撤退實因兵器力量懸殊，傷亡過重」，並勸俞濟時「不須計較事實証明何畏浮議」蔣氣度之恢宏有如此者。

   淞滬戰役後蔣之行事作風漸為世人瞭解，許多一流的人才被納入南京政府。也有許多高級知識份子開始支持蔣介石，胡適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
胡適在《獨立評論》163號(1935年8月11日)有篇文章〈政制改革的大路〉謂：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這並不是因為“他最有實力”，最有實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國的領袖。他的資格正是錢先生說的“他最近幾年來所得到的進步”。他長進了；氣度更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很多不能滿意的，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人謀利益的。在這幾年中，全國人心目中漸漸感覺到他一個人總是在那裡埋頭苦幹，挺起肩膀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在這個沒有領袖人才教育的國家裡，這樣一個能跟著經驗長進的人物，當然要逐漸得著國人的承認。……所以蔣先生之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個事實的問題，因為全國沒有一個別人能和他競爭這個領袖的地位[13]。

   一月二十五日，蔣得密報馮玉祥糾合舊部宋哲元、龐炳勛、孫連仲等部開赴豫、皖，並派人在京滬活動。

公一月二十五日日記：

公閱畢嘆曰：「強寇壓境，國勢危殆，而軍閥預謀死灰復燃，將士又多飢疲衰頓，余無名位亦何忍坐視，是公之心痛苦極矣」。下午出席中央常會，接孫科辭職三電，公退而又嘆曰：「軍中絕食，哲生辭職，到會之人默坐無策，且此等皆有大罪於黨國，為余所打倒者，而今乃同集一堂，目見播惡，余心之痛，有誰知哉」[14]。